第四节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的社会思想
先秦的农家思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方面是有关于社会思想的。
农业生产技术，从春秋到战国，有很大的发展。对于土壤的分别，战国时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庄稼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管子·地员篇》把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之中，又分为三十小级。某级土壤宜于某种农作物的种植，某级土壤的收获在某种程度上不及上一级土壤的收获，《地员篇》均有说明。
随着农业方面的生产技术的提高，专讲农业技术的专门的学问，也出现了。《吕氏春秋》有《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所讲的都是农业生产技术。《任地篇》指出，农业生产技术的功用是，能使“藁数节而茎坚”，“穗大而坚均”，“粟圆而薄糠”，“米多沃而食之强”。《辩土篇》指出，种庄稼必须使苗“下得阴（墒），上得阳（阳光）”，又要“正其行，通其风”。《审时篇》指出，种庄稼必须合乎时令；只有“得时之禾”，才能“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先时”、“后时”都必然要使庄稼受到损失。它说：“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高诱注：“气，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高注：“四肢也。”）变强，凶气不入；身无苛殃。”这就是说：“得时”的庄稼，不但打粮食多，而且所打的粮食的营养力高，人吃了身体强壮，抵抗疾病的力量也大。《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的书，但是这些农业生产技术是长时期的经验的总结，应该是从比较早的时候积累下来的。
战国时代的农家，不一定都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代表农民的利益。其中有的是从新兴地主阶级重视农业生产的观点出发的，如《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等篇所主张的。但当时农家中也有一派确乎是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是以许行为代表的提倡“神农之教”的农家。在先秦，对于古代历史有种种的传说。照这些传说，在尧、舜以前，还有伏羲、燧人、神农等帝王。要说在夏、商、周以前就有这些帝王，那是不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社会发展史看，这些传说也有一定的意义。所谓伏羲，其实就是指首先驯养家畜的人们。所谓燧人，其实就是指首先用火的人们。所谓神农，其实就是指首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人们。神农是传说中的农民的代表，也是农民的象征。所以许行一派的农家称他们的思想为“神农之言”，或“神农之教”。
照《孟子》的记载，许行是“为神农之言”的思想家。许行的一生，我们只知道他领导一个团体，有几十个人。他们都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衣褐”），以编草鞋、织席维持生活（“捆屦织席以为食”）；这是农业生产者的副业。他们跟着许行到滕国居住，可是批评滕国的君主，说他不是贤君。还有陈相和他的兄弟陈辛也同几十个人，都带着农业生产工具，从宋国到滕国来（“负耒耜而自宋之滕”），陈相等到了滕国，与许行会合起来，都以许行为师。他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者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劳动果实，维持自己的生活，就是国君也应该跟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吃一样的饭，不能因为“为君”而脱产。他认为滕国的国君，有自己的仓廪府库，这就是“厉民而以自养”，也就是剥削。
《吕氏春秋》也记载有这样的主张。它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淮南子》也说：“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揜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齐俗训》）这两部书中所说的“神农之教”或“神农之法”，都认为，在社会中，如果有一个人不从事于直接生产，则社会成员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就有一定的减少。这减少对于他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国君也要“身亲耕，妻亲织”。这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劳动，从事于直接生产。照《淮南子》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只能享受他自己的劳动果实。耕田不努力的人，就不能吃饱，织布不努力的人，就不能穿暖。劳动果实有余也归他自己所有，不足也由他自己负责（“有余不足，各归其身”）。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之下，人人都积极生产，所以都“衣食饶溢，奸邪不生”，而天下也就“均平”了。“均平”表示农民向往太平的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的无剥削，无贫富差别的“均平”的社会。
农民不但受封建剥削阶级的剥削，而且还受商人的剥削。商人剥削农民的方法之一是，用些希奇而没有实用的商品，来换取农民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以取得利润。因此，“神农之法”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对于商人实行抵制。许行更定出了制裁商人的办法。他要求“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履大小同，则价相若。”（《孟子·滕文公上》）许行希望用这些办法，限制商人追求利润的活动，使其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剥削农民。
许行并不反对手工业者。照《孟子》所记载的，许行的弟子陈相说，许行“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戴的帽子，及所用的炊具、农具，都是“以粟易之”。手工业者也是以他们生产品换粮食，不必自己耕种，因为正是如陈相所说的：“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且为也。”许行不反对手工业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也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维持自己的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来，农家并不完全反对社会分工。它所反对的主要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分工”，反对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劳动，有一部分人不劳动。它认为这种“分工”就是“厉民以自养”。在历史进化的阶段中，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出现，这也是合乎规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家的社会思想只是一种空想，既不合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的规律，也不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它总是反映了农民向往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的理想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说，还是很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