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　披荆斩棘——我所了解的师昌绪院士的思维与作风

李克健

我认识师昌绪先生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国家科委新材料办公室工作，师老是中科院金属所代所长，来北京向国家科委汇报工作。“文革”期间国家科委被撤销，1978年科学大会后刚恢复建制，新材料办公室更是刚刚成立，各项工作还在起步阶段，手中钱不多，主要支持国防军工急需的新材料研发。当时我们接触的主要是航天、航空等部门、民口有关部委的人员、承担课题的科技人员。师所长作为中科院的研究所负责人专程来“汇报工作”，当时不多见，起码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师老的来访被新材料办公室看做是件大事，由主管副局长兼新材料办公室主任胡兆森主持会议，办公室人员全体参加。会议开得很好，师所长谈吐幽默，讲话内容丰富，而且没有要项目、要经费，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当时觉得这位师所长与众不同，很有长远眼光，所谓“汇报工作”，其实是来“认认门”，大家熟悉一下，为今后合作做铺垫。果然，1983年国家科委联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简称三委）组织编写“1986～2000全国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前期研究”，邀请师昌绪先生担任新材料专家组组长。师先生精深的科学素养，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谦虚谨慎的处事风格，深得大家的尊敬，他团结来自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历经半年，共同完成了《新材料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我代表国防科工委参加部分工作，算是成员之一。该项工作获1989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1990年，师先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大体同期我担任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师昌绪先生非常看重这一新生事物，全心全意地在基金委员会工作，是唯一把组织人事关系全部转入基金委员会的学术型副主任。唐敖庆主任对科学基金制的内涵有深刻理解，他提出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16字箴言，高度概括了科学基金制的真谛，成为基金委员会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深受科学界的欢迎。但从本质上说，科学基金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难以相容，虽然依据中国国情做了不少改变，仍不时遭到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的质疑，高层有人认为成立基金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一下知识分子，以免他们在人大、政协吵个没完”；还有些人认为“基金委员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随时有被取消或被兼并的可能”。起初几年经费增加缓慢，从起步时的80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用了4年，低于那几年的物价增幅。师先生深刻感受到这一局面，很有危机感，在当时，无论基金委员会的领导或一般人员，有这种感觉的不多。师先生认为实行科学基金制是发展中国基础科学的重要措施，深感科学基金对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负有重要历史责任，对办好基金委员会寄予很大希望，愿意为之努力奋斗。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基金制的长远发展壮大着眼，师先生提出一系列见解和想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都是带有战略高度的远见卓识，仅就我所知举例如下。

一、师先生的两点发展思路

基金委员会成立初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怎样做好工作，大家心中无底。为了使新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健康发展，师昌绪先生提出两点有战略眼光的发展思路，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明确基金委员会的学术机构性质，为基金委员会组建定调。师先生认为，得到科学家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是基金委员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为此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做好工作。当时基金委员会负责受理、评审项目的机构分属6个科学部的41个学科，学科主任是关键性岗位，直接面对科学家，对其科学素质和人品有较高要求。师先生认为学科主任要认真了解国内基础研究的实力（人才、装备、业绩、学风等），掌握本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在认真执行唐敖庆主任提出的16字评审原则的同时，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防止偏差，保障有效使用基金。1986年是基金委员会组建时期，师先生提出：“基金委员会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而后才是管理，因此学部管理人员必须有学术水平。”为了保证公正性，师先生还大胆建议“学习美国办法，从全国公开招聘学科主任和项目主任，为此要建立一座公寓，以安排外地来的学科主任和项目主任住宿。”这一意见虽因具体国情未能全面实施，但学科主任大部分由科研一线调入，具有较好学术水平，为基金委员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需要多承担一些任务，触角要伸长些，以有利于基金会的不断发展壮大，争取科学基金的更大作为。

按照最初委领导分工，师先生分管政策局和材料与工程科学部，并不分管综合计划局工作。但师先生不断“争取”来一些新工作，致使他和计划局的工作联系不断增加，先后有国家自然科学奖、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简介等四项工作由师先生领导、综合计划局牵头、各科学部具体执行。这四项工作都是师先生“争取”来的或由他提出来的，因而由他负责。

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工作的前前后后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国家设立的对在基础科学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或科学研究群体的最高奖励。195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1956年奖励34项，可视为第一次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之后一直停滞20多年，1979年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在国家科委主持下，1980年启动国家自然科学奖申报、评审，组建“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主任是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同志，并制订了《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章程》，这被视作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这次也是由中国科学院具体负责受理、组织评审等工作，1982年125个项目获奖。

1987年1月8日，武衡同志和国家科委分管奖励工作的郭树言副主任到基金委，与唐敖庆主任、胡兆森、师昌绪副主任商量，希望将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工作交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由于按《章程》规定每4年评审一次，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兑现，而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的评选却正常进行。对此武衡同志很着急）。由于该项工作有一定难度，在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委务会议讨论时，意见不一致，有人觉得我委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怕忙不过来、顾此失彼，影响正常的科学基金工作；也有人担心奖励工作得罪人，不利于和科学家搞好关系。但师昌绪先生非常支持接受这项工作，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和科学基金有密切关系，基金项目是播种，奖励项目是收获，抓好一头一尾对基础研究发展很有利；通过自然科学奖的受理、评审有利于和各部委、各省市沟通，更有利于和中央领导沟通，有利于提高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社会知名度和显示度，对科学基金会今后的发展有利；我们的评议、评审机制民主、公正，和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合在一起负担不会太重，可以承担得了。师先生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他的意见逐步得到大家认可。在我的印象中召开了两次委务会才决定接受，并决定由师昌绪副主任主管，成立自然科学奖励办公室，设立综合计划局，指定由副局长李克健兼任办公室主任。为了在1987年完成自然科学奖的申报、评审，师先生抓得很紧，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也付出了辛勤劳动。1987年1月23日，召开第一届奖励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自然科学奖的重大问题，包括换届、改“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修改条例、奖励标准和范围等。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师昌绪、各学部主任等参加。黄辛白就本次会议内容做了说明，师昌绪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奖的日常工作交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做了说明。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支持开展自然科学奖励工作。如钱学森委员说：“我同意并完全拥护自然科学奖再次评奖，赞成将最高评审机构改名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很同意将具体办事机构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可依靠基金会的专家评审系统，他们对业务熟悉；要把过去的评审标准再宣传一下，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至此，已停止多年的自然科学奖励工作又恢复了生机，在科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取得各方面一致意见的基础上，1987年3月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义发布《关于申报、评选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通知》。3月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换届，原则是保留上届部分委员，新增委员由相关部委推荐。唐先生和师先生亲自带领我们走访国家教委朱开轩、黄辛白，中国科学院孙鸿烈等，并多次向武衡主任汇报情况，听取指示。3月23日向武衡同志提出我们组建第二届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主任武衡，副主任唐敖庆、叶笃正、黄辛白、朱丽兰，秘书长师昌绪，并提出成员专业分布意见。

大约在4～5月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组建，基金委除唐、师先生外，6个科学部的主任也是委员，共47名专家，上报国家科委批准。6月下旬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当年共受理申请777项，各科学部都非常重视，为保证评审的公正性、科学性，做了周密考虑。组织评审，一般先发书面同行评议，删除部分申请项目，再送学科评审组，最后送学部评审组。对一些难度较高、争议较多的项目组织专门小组评审，评审程序严格细致。11月前后各科学部评审完毕，共评出178项获奖项目，其中一等奖11项，二等奖39项，三等奖87项，四等奖41项。随后对外公布，征求社会意见，异议期为3个月。1988年8月经国家科委核准。1989年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总理李鹏出席颁奖大会，为获奖者颁奖并合影。

这次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受理、评审、颁奖，是全过程的再次恢复，公平、公正、透明，程序科学，管理严谨，受到科学界的一致好评。全过程的每一项工作都浸透着师先生的心血。

1988年夏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教部翁心桥部长拜访唐先生和师先生，要求在港澳地区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奖报奖工作，配合香港、澳门回归。两位先生很支持翁部长的意见，决定立即开展工作，制订条例，争取从1989年起将国家自然科学奖扩大到香港和澳门，具体工作由我负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和具体安排下，我与国际合作局处长张连仲、奖励办钱浩庆于当年11月底即赴港澳地区调研，听取意见。香港分社十分重视我们的日程安排，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与港澳科技界接触，多做宣传工作，每天晚上都要向分社汇报和交换意见。回来后立即按师老意见撰写了“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申请（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有关规定”，尊重港澳台地区学者习惯，开辟了由科学家相互推荐的渠道。1990年8月国家科委核准了第四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共奖励59项优秀科研成果，其中有两项授予香港科学家，即香港大学张佑启教授在工程力学中创建的有限条法获二等奖，香港大学龙建音、王纪庆两位教授因鼻血循环与气道阻力的研究获四等奖。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次授予香港科学家。1990年12月10日，师老代表国家科委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赴港为获奖的香港科学家颁奖。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文教部部长翁心桥会见了师老一行。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新华分社领导对这次颁奖活动十分重视，认为此举不仅加强了科学家的交流和联系，也增强了香港科学家对祖国的认同与回归感，有利于香港的回归。

颁奖典礼于1990年12月13日在香港大学礼堂隆重举行，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香港科技界及新闻界数百人出席，香港大学王赓武校长主持，师老致辞并颁奖，张浚生副社长致贺词，获奖者张佑启教授也发了言。会后师老与张浚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次日，香港各大报纸（《明报》《大公报》《文汇报》等）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作了报道。

从1987～1995年，基金委共组织了四次自然科学奖的申报评审工作，对扩大基金委员会的社会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三、争取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落户基金委

同样是1987年，“863”计划开始启动，规定有2%的经费用于预研性的“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以利保持我国科技工作发展后劲。师先生是高层专家，经他与朱光亚、宋健等领导同志商量，在一次向方毅国务委员汇报工作时，师先生提出这项工作可由基金委来管理，理由是：“863”局限于有限范围，而基金委面向全国，新概念、新构思往往出于小单位、小人物，且与科学基金其他项目衔接紧密。这一提议得到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和方毅同志的支持。委务会议决定该基金称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由师先生负责，在综合计划局设办公室专项管理，办公室主任由我兼任。

因“863”计划各领域专家委员会都愿意自己管理，不愿意把经费拨给我们，一度遇到不少困难。师先生要求我们加强与各领域专家委员会的沟通，并与“863”高技术办公室建立密切联系，要依靠各领域专家委员会，要为他们服务。由于“863”计划总经费不多，在1987年，2%的经费也就200多万元。我体会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基础科学与高技术发展的沟通和协调，避免成为不相干的“两张皮”；另外，“863”计划是当时国家主流科技计划，基金委员会应该要参与进去，避免被边缘化。这可能是师老的战略思维。和自然科学奖一样，师先生要求严格，做好委内各科学部工作，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程序评审。注意鼓励有科学依据的探索，保护创新，注意邀请“863”专家参与评审等。实践证明，由于新概念新构思项目，基金委各科学部和“863”计划各领域保持了良好关系和密切联系，使基础研究在全面发展、自由申请的基础上，更加有的放矢，和高新技术发展有了更多联系，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靠拢。

1991年春，国家科委组织“863”计划实施5周年成果汇报展，地点在中国科技情报中心新落成的大楼内。经争取，“新概念新构思”分得一席之地，虽然位置较偏，面积不大，但我们展出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参观时，听到沈阳农业大学刘老师介绍她发明的预防鸡瘟方法时，幽默地表扬说：“人家是鸡蛋里挑骨头，你是鸡蛋里挑金子！”由于杨主席四川口音较重，我们当时没有听懂“金子”一词。第二天报纸头条登出了大段消息，才明白杨主席的话。展会规定：领导人参观时由专业人员统一照相，不让展台人员自己拍照，我们遵守了纪律。但由于我们展位在最后，等杨主席参观时摄影记者因胶片用光而一张未照，事后负责展会的马俊如司长向我道歉，已经无济于事了。据我回忆，参观者还有乔石、宋平、王光美等同志。当时师先生已退居二线，参展工作由金国藩副主任负责，但这些成绩倾注了师先生的心血。

到2000年这一项目计划共实施了14年，累计拨款近2亿元，资助2000余项项目，培植了一批高技术生长点，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四、领导编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增进社会理解支持

师先生认为，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出成果，出人才。因而一直主张加大成果管理和宣传力度，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各界汇报科学基金资助效果，促进公众对科学基金工作的理解，不断扩大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基金制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争取更大的、更广泛的支持，并能促进与产业部门或大型企业的“联合资助”。

由于基础研究成果有的比较抽象，难以被人理解，加之过去基金委历来的汇报和宣传材料多是些数字的罗列，如支持多少项目，完成多少项目，资助经费的使用等，难以收到宣传效果。

1990年，师先生提出：基金委应编辑出版一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精选一些显示度高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每5年出版1册，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长期、系统地介绍科学基金资助的优秀成果。此建议很快获得领导班子的支持。这项工作难度很高，特别是“通俗易懂”不易做到，各科学部都花了不少精力，最终从大量成果中选出了188项。师先生自告奋勇担任主编，亲力亲为，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的结构、格式、可读性提出要求，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全册每一项成果进行审阅和修改，用了两年时间才全部完成。1992年在我国科学基金制建立10周年之际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李鹏总理书写了“成功的实践，显著的成绩”的题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书写了“深望各学科的基础研究都选定战略目标，瞄准前沿，攀高峰，出成果，出人才。”的题词。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种重要的定期出版物，受到各界的重视与欢迎。

致谢：本文感谢郭师曾、钱浩庆同志协助。

作者简介：李克健，1986年11月由国防科工委转业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任副局长，主管计划、奖励、高技术和综合处工作，兼任党支部书记。1991年调任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199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