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何时分道扬镳

人类是天生的分类学家。纵观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各地的树林里狩猎、采摘时，都会很自然地把植物、动物分门别类地归纳在一起。所谓自然分类法，划分基础就是生理上的相似性，自古以来概莫如此。长得像的就属于同一类，这仿佛是从日常经验得来的天经地义的道理：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孩子们总长得像父母！考虑到这一点，人类总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我们与猿类、猴子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称它们为人类的动物亲戚一点儿也不过分。当然，这个亲戚关系稍微有点远，毕竟，人和猿类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显著的。人类的确是天之骄子，有幸拥有智慧和技术。我们创造了城市，形成了民族，修筑了寺庙，建起了大坝；我们还能乘着独木舟和各式轮船周游世界，甚至还发明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武器；我们能说会写，知晓礼义廉耻，能够坚守文化传承，上天与神明似乎只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挺胸抬头，骄傲地直立行走，猿猴却只能四足着地，与兽类为伍；我们早已摆脱了充满野性的遍体长毛，还发展出了协调一致、高度精准的投掷能力，不管是长矛还是石头，我们运用起来都得心应手。

当然，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信仰中（即便不是在所有的宗教中），人类和其他生物虽同为上帝所造，却生而不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生物学理论中，进化链条井然有序。那时候的生物学家都在以一种线性的眼光看待进化现象，在他们看来，物种越复杂，历史就越久，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复杂程度就可以得知其相对年龄。人类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动物，其起点（大概是像病毒一样的某种东西吧）和终点之间的跨度最大，因而，人类的历史也一定是最长的。

1859年，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情况由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达尔文的观点与他的前辈截然不同，达尔文认为进化不是线性和渐进的，而是更像一棵分叉的树。而且，达尔文表示，一个物种中之所以会出现新的性状（终点是新物种的出现），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管什么物种，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各种反应。凡是形态和行为不能适应新环境的物种都会就此灭绝，在进化树上销声匿迹。

这种新的观点暗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推论：人类未必处于进化之巅，所有现存的物种都有资格傲然于世，至少它们都很好地适应了当下的自然环境。即便是那些已经灭绝的生命形式，在进化上也有可取之处。例如，到目前为止，恐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群体：它们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要比人类已知的历史长得多。

在达尔文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最让大众感到不安的是：在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上，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分支。其他灵长类动物似乎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血统，其中，猿类又和我们最为相似。长久以来，人类都十分笃信自己与众不同，达尔文的观点却暗示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上，人类只是另外一种猿类罢了，我们与其他相近的物种密不可分，而且从来都是这样。

尽管有这些新观点的冲击，19世纪的动物分类学者们还是继续将人类摆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见图1-1）：人类被众猿簇拥着，在进化树上占据着灵长目的一个独立分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观点仍大行其道。细细想来，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在一起看，传统分类学的关键在于其暗示了一点：人猿虽然同宗，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人类与猿类近亲相比，除了大脑明显较大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异让分类学家们无法忽视——人类可以直立行走，骨骼架构也与此相匹配，腿部又长又发达，双臂又短又软弱；而四种大型类人猿，无论是黑猩猩、倭黑猩猩（bonobo），还是大猩猩、猩猩（orang-utan），都是四足行走，前肢强壮、后肢弱小，特别适应在树间攀爬。随后，20世纪出土的原始人类标本也愈发证实了这一点。所有的标本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直立行走、腿长臂短、腿粗肩瘦的特点。从这些化石证据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进化史一定非常悠久。

图1-1 人与猿的关系

（a）20世纪80年代前的主流观点：人类这一支和类人猿（共四支）远远分开，人猿大分化发生在1500万年前。

（b）20世纪80年代起被广泛认同的新观点：人类与黑猩猩的血缘关系更近。黑猩猩、人、大猩猩三者是从距今700万~500万年前的非洲类人猿分化而来的。而再向前追溯到1500万年前，才是猩猩与这三者的祖先分化的节点。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人类和大型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最后生活的时代，一定早于猩猩和其他非洲大型类人猿分化的时间。这些非洲大型类人猿包括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对在亚洲出土的化石的研究发现，猩猩的祖先大约生活在1500万年前，那么从地质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大型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一定是在此之前生存于世的。

从图1-1中可以看到，距今2000万~1500万年前，一个猿类家族分裂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系：一支最终进化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大型类人猿，另一支则义无反顾地朝着人类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具备人类特征的祖先最早出现在大约400万年前，而在大分化发生的1500万年前到这个时间点之间，目前尚无任何化石发现，这多少是个遗憾。不过同时期猿类的化石也很罕见。促使骨骼形成化石的地质过程本来就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而且这些古猿最有可能生活的森林环境非常不利于化石的保存。

尽管我们所做的假设看上去不是很严谨，但也绝不是无中生有。现存的这三种非洲大型类人猿，我们连一件其近期祖先的化石都找不到。其实非洲古猿化石的数量、种类都很多，但都集中在距今2000万~1000万年前之间，从那以后就在亚洲以外的区域内突然变得罕见起来。亚洲是猩猩的祖先及其近亲的发源地，亚洲巨猿（Gigantopithecus）体重约有200千克，曾经是地球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今日的非洲大型类人猿，包括黑猩猩和大猩猩，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样，其在距今1000万~500万年前的化石记录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