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户口因素作用分析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的身份，在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他们那种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然而，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而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

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可是没有本地户口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户口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些作用是否还属正义的？关于这些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者到普通民众，已经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是众说纷纭。到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呢？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变化，以及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变迁的效应又如何呢？对这些重要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较不多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又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一、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昉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但是，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则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显。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这些理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于农村，要么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吴小刚和特雷曼（D. J. 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使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明显减少。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小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M. Selden）提出了户籍制度导致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现象，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的一般结论，而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此项研究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著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大，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著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之一，其内容及其变迁可能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机制。

那么，各种户口变量究竟有没有影响？又是在哪些维度，或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流动机会的获得呢？这些影响有没有历史时期特征呢？

针对这些问题的假设是：尽管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会提供开放的流动机会，但现实是，户籍制度所构成的结构性壁垒依然存在，表现在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著的影响。越是拥有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这里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CGSS）。此次调查采用了人口普查抽样框，首先在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城镇地区随机抽取相应居委会，再由抽样调查员根据居委会住户登记册采用等距抽样法抽取户样本，入户后由调查员采用入户随机抽样表抽选被访者并进行问卷访谈，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94份。受访者居住城市的分布情况如3—1所示。

关于阶层地位，韦伯（M. Weber）和伦斯基（G. Lenski）曾提出可以从权力、市场机会和社会声望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因此，在这里将党员身份、收入水平、职业地位作为测量个人阶层地位获得的三个因变量，其中收入变量是根据受访者上年年收入计算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的定距变量。测量向上流动机会获得的因变量主要有受访者职业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管理级别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主管单位级别是否向上流动三个变量。同时考虑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时期影响，因此引入了三个时期变量，即1976年及以前、1977—1992年、1993年及以后。1976年及以前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1977—1992年这一时期既是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也是“农转非”及迁移等户口指标政策推行时期；1993年及以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城镇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流动机会获得变量是根据受访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向上变动的事件史测算出来的二分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本人户口等级、户口性质、出生时户口等级、户口所在地、户口迁移次数、户口迁移经历和性别，父母户口性质、出生时户口、户口所在地、户口迁移经历。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测量如表3—2所示。

为比较户口因素和非户口因素的影响，在自变量中还引入了受访者性别。考虑到户口与个人的教育、职业有着密切关联，因而未将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列入自变量。

在分析多种户口因素对社会阶层地位获得和晋升流动机会获得的影响时，本章采用线性概率回归模型：

式3—1中y为二分因变量，x为自变量，β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μ是误差项。对其进行Logit转换，即可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关于户口因素与收入的关系，用来估计的回归模型是：

采用明塞（Mincer）收益率模型：

式3—4表达的意义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口每变化一个等级，对收入影响的百分比。对户口收入率系数采用OLS估计法。

三、户口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在伦斯基的分配动力学中，权力、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三方面因素决定着个人的阶层地位。因此，在测量个人阶层地位方面，本章运用党员身份、收入和最后职业阶层三个变量作为观测变量，以户口等级和其他户口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假设1提出的关于户口或社会空间等级的分层现象是否存在。

在5778个有效个案中，党员为1077人，占18.6%。表3—3是对党员身份获得的回归分析，模型1以个人户口级别，个人及父母的户口所在地、出生时户口，以及个人迁移经历作为自变量，模型2引入了个人及父母户口性质和个人性别作为共变量，从结果可以得出下面几点认识。

第一，在党员身份获得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城乡户口差别，城镇户口者比农村户口者更容易获得党员身份。

第二，党员身份获得不存在城市户口等级现象，个人的户口级别对党员身份获得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在小城镇和直辖市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党员身份获得机会差别。

第三，非制度性即不迁移户口的流动者获得党员身份的机会较少。流动人口虽然可以不迁移户口而在异地城市工作居住，但在流入地入党的机会减少，这一方面说明流动者获得政治资源的机会要少于本地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户口仍是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依据。

第四，个人及其家庭越是能够获得制度性即正式户口迁移，表明其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因而获得政治资源的机会越多。由此证明，户口与权力资本之间有着较显著的相关性。

第五，个人性别虽然对党员身份获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男性比女性的入党机会要多。但是，模型2在引入性别因素后，结果表明党员身份获得仍存在较显著的城乡差别，以及制度性迁移与非制度迁移之间的差别。

通过表3—4所显示的对户口因素与个人月收入水平之间关系OLS估计，从中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1）在经济地位或市场机会获得方面，存在着显著户口等级制或社会空间等级现象。个人户口级别对月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率为13.7%，意味着个人户口从农村户口到直辖市户口，每提升一个级别，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13.7%。这一结果虽然包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他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但是户口层面的差异也表明与户口相关的制度安排对收入的城市等级差别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把城市间资源配置的差别转化为个体间的社会差别。此外，这一结果也表明收入水平的城市等级差别现象是通过经济资源和市场机会在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不均衡配置与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2）家庭出生对个人经济地位获得有一定影响。个人出生时的户口级别对收入的影响为4.9%，表明个人出生时户口每提升一级，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4.9%，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户口等级还通过家庭代际传递发挥作用。户籍制度规定个人出生时户口身份随母或随父而定，意味着户口具有先赋性和代际传递性，因此，出生时占据较高等级的城市户口，在获得相应资源时也就占据了先赋的优势。

（3）个人户口迁移次数越多，收入水平越高。个人户口迁移次数的影响水平为20.5%，表示个人迁移户口的次数每增加一次，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20.5%，表明户口迁移的开放性对个人收入水平提高有正面作用。户口迁移次数包括“农转非”、同等级和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正式户口迁移次数。在户籍制度安排中，由于正式户口迁移具有难获得性，能够获得较多次数迁移者，一定是自己或家庭拥有更多的超越制度限制的资本，这些资本无形中也能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对个人迁移户口的制度性约束越少，或者户口流动性越大，个人选择更高收入水平地区居住、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越多，因而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发现的现实意义是，无论是从消除差别角度，还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降低乃至取消户口的难迁移性，提高户口迁移的开放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对受访者职业层次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模型1与模型2的区别在于模型1引入了个人出生时户口级别、个人户口所在地和迁移次数作共变量（参见表3—5），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人职业层次与户口级别有较一致的关系，说明职业阶层地位获得存在户口等级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农村户口和小城镇户口者以获得低层和中层职业为多，而获得高层职业的概率较低。户口等级与职业层次有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职业层次与地域的行政级别有较高的关联，更多的较高层次职业或职位分布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

第二，有户口迁移经历者，获得高层职业的概率增大。这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背景下，户口迁移受到严格行政控制，因此，户口迁移经历本身就包含了个人拥有更多综合性的资本，如家庭代际资本的传递、关系资本和个人人力资本等。总之，个人越是能迁移户口，表明户籍制度对其限制越小，获得更高层次的职业的概率也就越大。

第三，个人的家庭出生地与职业层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出生在级别较高的城市，获得较高层次职业的概率较高；出生地级别越低，获得中低层次职业的可能性越大。模型1是以低层职业为参照类，并引入了个人出生时户口等级作为共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其影响是显著的，且对中层职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个人的出生时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之间，存在着顺序一致的关系，出生时户口级别越高，获得较高层次职业的概率越高。这一结果反映的是家庭户口地位对个人职业阶层有较显著影响，其影响机制是户口级别、户口的难迁移性及家庭户口身份传递的共同作用。

通过对党员身份、收入水平和职业层次与户口因素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假设1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分层中城乡差别的普遍存在，以及经济收入和职业层次方面存在的户口等级制或社会空间等级现象的存在。此外，户口迁移或变动频率越高，对个人经济和职业阶层地位的提高有着越积极的作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户籍制度所设置的迁移和转变限制，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公平有着负面的作用。

实证分析结果所揭示的认识与历史和现实所呈现出的事实基本吻合，在入党、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等方面，农村人的机会明显少于城市居民，这已是众所周知和不争的事实，这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资源在农村分配相对较少。农村户口在体制内只能从事农业，而且农业收入又在价格和福利政策安排下相对于非农业收入普遍偏低。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农村户口者可以流向城镇寻找工作，但他们仍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只能享受临时工、合同工、个体户的待遇，而不能享有体制配置的津贴、福利和保障等待遇，更谈不上进入高层次的岗位。唯一可喜的是，非制度即不迁户口的流动给他们了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但令人担忧的是，制度性排斥使得那些不迁户口的流动者生活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之中。

在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下，城市间的户口迁移受到严格控制，这意味着个人在城市间的移动性非常小。虽然经过行政许可的工作调动可以迁移户口，但现实的就业体制仍首先将本地户口作为进入的条件。加上资源是按照城市行政级别来配置的，省会市比地级及以下市总能获得更多资源配置，因而发展机会也按城市级别来分布，这就导致社会分层的城市等级制。譬如说，两位同样学历的人，一位进入直辖市，一位进入县级市，他们虽从事同样职业，但两个人的收入差别通常是巨大的。这一差别并非个体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因为假如没有户口迁移限制，进入县级市的人也可能迁往机会多的直辖市，这样便可均衡差距。最终，有能力者会尽可能在机会多的地方发展。于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就主要受人力资本或其他个人因素的作用了，而不会受到制度性差别的影响。

四、户口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个人职业上升流动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一个社会中，谁获得了晋升机会？为什么能获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说明一个社会的流动机制。如果要了解户口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就需要回答什么样户口特征的人获得了晋升机会？为什么？为考察上升流动机会与户口的关系，本章选择个人在职业地位、管理级别和主管单位级别三方面是否获得过升迁作为考察流动机会获得的三个因变量，考虑到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几次重要改革，又将其与三个历史时期变量结合起来，把个人及家庭的户口特征作为自变量，构成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改革开放前，个人职业上升流动受家庭户口因素的影响较大（参见表3—6）。母亲为城镇户口、本人为城镇户口、父亲能够迁移户口者，这一时期获得职业上升流动的概率大大提高。此外，流动机会获得也存在社会空间等级现象，个人户口级别越高，上升流动机会越多。出现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前城市就业体制与户口密切挂钩有关，所有城镇户口皆由各地政府安排就业，个人户口随母亲户口而定，而且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所以，个人职业流动与家庭代际资本传递有着高度正相关。

（2）在1977—1992年这一时期，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原有作用依然维续，表现在城镇户口和本地人获得职业晋升的概率更高，但另一方面，个人户口级别对职业晋升机会获得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回归系数为-0.096），表示户口级别较低者在这一时期获得的晋升机会更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小城镇建设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等政策影响下，小城镇及中小城市居民得到较多的发展机会。而且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父母正式迁移户口和不迁户口的移动经历，对获得晋升的机会都有着正面作用。如果从户籍制度背景来理解这一结果，可以认为拥有正式迁移户口资本或超越户口迁移限制的资本越多，获得晋升机会越多。另外也说明，如果减少户口迁移限制，就可能提高社会结构的开放性。

（3）1993年及以后，是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开始进入快速转型的时期，户籍制度对个人职业晋升机会获得的影响，整体上看已经减弱，但是，户口的结构性作用似乎依然存在，户口等级制现象以及父母户口迁移经历的影响较为显著。所不同的是，城乡户口在职业晋升方面的差别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多农村户口的人获得了较多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这是因为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虽然没有改变农业户口身份也没有正式迁移户口，但获得了向非农业职业的晋升机会。而户口级别和父母迁移经历的显著影响，反映了户籍制度的结构性作用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着。

个人管理级别的上升流动是指个人沿着非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阶梯向上晋升的事件，管理级别的流动既包含职业本身又包含权力和地位的变动情况。通过个人在三个时期管理级别上升流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概括如下（参见表3—7）。

首先，纵观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期和市场转型时期，包含权力和职业地位的个人管理级别的晋升，存在着较显著的城乡差别，城镇户口似乎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这一结果虽可以说是众人皆知的现实，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一结果呢，如何理解它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呢？导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城乡差别虽可能包括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但是，这一差别在户口边界上的显著表现，自然也说明了与其相关的户籍制度对其形成有重要影响。那么，这一制度性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呢？就城乡户口身份实质而言，它是对个人权利的权威性界定，而且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的赋权更多、更广，如农村户口只享有从事农业的权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职业晋升流动的城乡差别了，也不难理解为何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城市大量农民工以及没有正式迁移户口的“漂族”群体虽然可以获得职业机会，但却难以得到同等的职业地位升迁权利及其他体制内的福利。而这一种状态，正是依赖户籍制度所确立的身份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得以巩固和维续的。

其次，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2年），户口的制度性影响依然存在，但个人户口等级的影响则在改革中遭到颠覆（回归系数为-0.087）。然而在市场转型期，户口等级作用又显现出来，说明市场转型没有消除户口等级或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而是维续了户口等级差别。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时期推行的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政策，以及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大量乡镇创业者在小城镇获得晋升发展，均衡和消解了部分户口等级差别。而在市场转型期，财政税收体制及投资决策的行政化主导机制，决定了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财税地位和投资决策地位越高，因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自然会拥有更多的公共投资和资源，相应就能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由于本地常住户口依然是体制内资源获取的首要依据，且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并未改变，这样，拥有较高级别的城市户口，在职业地位晋升过程中，无疑占据制度性优势。

在中国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之前，单位制是城市社会基本结构特征，这一特点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主要是按照单位来组织的，单位是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最主要组织，个人的阶层地位和生活状况与单位性质和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边燕杰和罗根（J. Logan）认为：“中国的两个核心制度安排，即共产党领导和单位体制，仍然对城市分层体系有重要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延续被改革过程所强化。”关于单位对中国分层和流动的影响问题，魏昂德（A. Walder）认为，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存在分配上的差别：在市场经济中，有些公司愿意给职工支付更高工资；在再分配经济中，有些单位给职工分配的收入较之其他单位高。组织的行政级别越高，预算权力就越大，岁收资源的基数越大，获利就越多。由此说明，在中国的社会分层机制中，工作组织之间的分层是存在的，组织之间的分层机制依靠工作单位的权力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组织的市场利润水平。

这里的单位级别是指个人供职单位的主管部门或机构的行政级别，从上到下可分为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街（镇）以下等，个人如有变换单位且单位主管部门级别向上移动经历的，即为个人单位级别的向上流动。由于个人单位级别主要反映单位所属部门的级别，因此上升流动所反映的主要是供职单位的流动性，与地位的升迁可能不一定同步。根据对个人单位级别上升流动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参见表3—8），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父亲迁移户口的经历对个人单位级别流动的影响在三个时期比较显著且方向一致。这一结果可能包含这样几层含义：（1）个人单位转换受父亲流动性因素的影响。父亲户口迁移次数越多，表明流动性越大，从而带动子女单位的变换。（2）从制度背景来看，正式迁移户口经历意味着拥有一定社会资本，以及制度对其制约相对较小，这种资本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际传递性。例如，在户口迁移中就包括“家属随迁”类型。由此可见，在户口难迁移的情况下，父亲迁移户口将给子女增加户口迁移和流动的机会。

第二，1993年及以后的快速转型期，个人户口性质对个人单位流动性的影响方向发生了转变，呈现出较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其实并不能反映农村户口获得比城市户口更多的晋升机会，而反映的主要是农村户口的单位变动性高于城镇户口，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农村户口的职业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更高。因为城市农民工需要不停地寻找单位、寻找就业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期城乡户口的差别又以一种稳定对不确定、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形式体现出来。农村户口及非本地户口者可以被招聘为体制外的合同工、临时工，相对于体制内的正式职工来说，他们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地位较低。同时招聘单位对他们的约束也较少，因此流动性较大。合同工、临时工等群体的流动表面上消解了户口对流动的壁垒性作用，但某种意义上说是掩饰了户口的结构性差别，即非本地常住户口无权获得体制内资源，这一现实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在。

第三，城市社会个人供职单位的流动性一直存在着户口等级差异，这一点表现为个人出生时户口级别与单位级别流动在三个时期都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方面，城市社会的单位流动性较低，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单位流动性越小。这可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城市户口的难迁移性，二是城市户口附着价值的等级差异。人们既不愿意向低级别城市移动，又难以向高级别或平行城市迁移。另一方面，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单位流动性一直有着显著影响。因为个人的户口首先从家庭承袭，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使得个人的供职单位常常局限在出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流动范围，降低了流动性。

总的看来，户口因素对个人流动机会有着显著影响。谁有迁移户口的条件，谁获得晋升的概率越大；谁能超越制度限制不迁户口地流动，谁的职业和单位流动性就越大。改革开放时期，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政策及小城镇户口的开放，在较大程度上消解和均衡了城市户口等级差别；1993年及以后的市场转型，虽然户籍制度的约束力降低，人们可以不迁移户口便向城市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户口的职业流动性，但拥有正式迁移户口资本的，获得职业地位晋升机会更多。由于个人户口首先从家庭承袭，户口的难迁移性使得家庭户口因素一直影响着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其中父亲的迁移户口经历和个人出生时的户口级别影响较为显著。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城市大量的农民工、“北漂族”和“南漂族”等群体实现了不迁户口的移动，但却因户口而遭遇制度性排斥，使得他们不得不处在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之中。一方面，他们在流动地获得一些社会流动包括晋升机会；但另一方面，他们因为无法获得凭常住户口才享受的权利和资源而对未来感到极其茫然，所以他们在获得更多流动机会时，也意味着正承受更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五、结论与讨论

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中国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制现象。在党员身份获得上，虽然户口级别差异表现不太明显以及性别差异较大，但城乡户口差别、本地与非本地户口差别非常显著。在经济收入方面，户口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证明户口在收入差别中的作用较大，也证明收入存在户口等级差别现象，即户口级别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越大。个人职业阶层与户口因素的回归结果证明，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即户口级别越高，进入高层职业的概率越大，相反，户口级别越低，进入低层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差别的社会分层特点与户籍制度的关联主要在于，城乡户口身份的难转换性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这两种机制将由行政化资源配置体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区域差别转化为社会性的差别，体现为不同户口身份上黏附着有差别的价值。

在户口与社会流动关系方面，假设2中提出的个人和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职业和地位流动性及晋升机会获得有着结构性影响得以验证，例如，城镇户口、较高户口级别及父亲户口迁移经历等因素对增加个人上升流动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市场转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也使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农村户口和小城镇户口的职业及单位流动性提高，但地位晋升机会获得仍受到户口限制，由此出现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社会流动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正式迁移户口还是不迁户口的流动，都是户籍制度开放性的表征，都对社会流动和个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户口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理论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经验事实，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会看到，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经历了变迁和转型，但户籍制度安排所型构的基本格局在该制度未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等级制并存的状况。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发生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整合。由此说明，在一些基础性社会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机制不会有质的变迁。或许正因如此，社会上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

此外，实证研究的发现推进了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人们以往一般认为，只要剥离黏附在户口之上的差别分配原则，便可把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彻底分离开来。然而这一认识忽略了为什么差别原则能够黏附到户口之上？我们又怎么能剥离这些原则呢？如果可以剥离原先的差别原则，我们又怎能保证新的差别原则不会再黏附上去呢？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的联系，必须从制度变迁本身着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变革。既然户籍制度具有较强的黏附性，且其是差别的生成机制，那么改革就要消除其黏附性。而黏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城乡户口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取消城乡户口身份划分和对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能立即解决社会差别与发展问题，但是，制度至少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轨道，如果制度轨道本身偏离了目标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从现实来看，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可能都会担心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改革将带来社会震荡，认为农村人会涌向城市、大城市，以致出现人口膨胀。然而事实是，户籍制度在如今除了生成社会差别外，对人口移动行为已经起不到调控作用了，任何人可以不迁户口而流动。而且，从笔者参与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对北京、河北、四川和陕西等省市的改革试点专题调研经验来看，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落户条件的宽松化并未诱致过多人口涌向大城市，也未造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再者，从理论研究结果来看，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对个人发展的诸多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而对促进社会转型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如何避免因改革给大城市可能带来的人口和资源压力问题，需要借鉴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投资政策安排方面，需要改变行政主导下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集中的机制，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实现资源在城市和区域间合理、均衡配置，这样既可以消解户口等级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将有助于减轻人口流动给大城市带来的压力。

诚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过程，但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这一制度所黏附的社会差别与不和谐因素，用改革的方法去消解那些可以避免的差别，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