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村流动青年与未流动青年的就业理性

从就业的基本情况看（见表4），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年收入相对较高，工作的技能要求高。2015年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年均收入约为4.5万元，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为4.4万元，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年均收入为3.7万元；新生代外出农民工需要较高或很高技能的比例为33.0%，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26.6%，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为21.6%。但从变化趋势看，新生代农民工各群体的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和工作对技能要求的提高速度更快，这使得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之间在收入和技能需求方面的差距在缩小。调查数据显示，2013～2015年，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年均收入由3.6万元上升至4.5万元，增加了25.0%；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年均收入由3.3万元上升至4.4万元，增加了33.3%；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年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分别增长了48.0%和111.1%。另外，还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年均收入正逐步趋同，即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在收入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之间在月工作天数、日工作小时数、雇佣身份以及工作的稳定性（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相比，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在工作时间与强度、雇佣身份以及工作稳定性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的，从变化趋势看，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要求差距在逐渐减小，如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工作中“没有技能要求”的比例由2013年的72.9%下降至2015年的29.4%，虽然高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24.3%，但两者工作中对技能的要求正在逐步趋同。

农村青年在非农工作的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新生代外出农民工、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中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7.8%、20.6%、4.2%；新生代外出农民工、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5.6%、19.1%、3.5%。从就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看，新生代外出农民工显著高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然而从新农保和新农合的覆盖率看，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特别是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中，拥有新农保和新农合的比例显著较高。

表4 农村流动青年与未流动青年各群体的就业状况

续表

表5 农村青年各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

在农村青年外出就业能够得到更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情况下，为何部分农村青年依然选择留在本地就业呢？

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是不是由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中较高的技能要求等带来的呢？或者说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和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由于其本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中的技能要求就低，因此收入也低，留在本地就业同样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阐释农村青年不同就业形式之间收入差别的原因。现有研究已经有如下发现。①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张琼（2013）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比男性农民工低20%。②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张泓骏、施晓霞，2013）、培训（张世伟、王广慧，2010）、健康投入（秦立建等，2013）等被认为是造成农民工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③就业地区的差异。刘林平等（2011）发现，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之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最低工资低于长三角地区。

由于农村青年的年收入是右偏分布，因此将农村青年的年收入取对数值之后作为因变量。本文的关键变量为农村青年的类别，即新生代外出农民工、新生代本地农民工、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将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作为参照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几项。①人力资本。包括工作对劳动技能的需求的变量（需要很高技能、需要较高技能、需要一些技能、不需要任何技能，以不需要任何技能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作为参照组）。②人口学特征。包括婚姻状况（以未婚作为参照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二次曲线的形态），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③工作状况。月工作小时数（月工作天数与日工作小时数的乘积），岗位性质（以非管理职位为参照组）。④就业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以西部作为参照组）。

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见表6），人力资本、人口学特征、工作状况、就业区域等都对农村青年的收入有一定影响。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这一变量并不显著，即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如果外出就业其收入水平也不会增加，流动至外地并不能带来额外的收入。但对于部分务农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农村青年类别中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部分务农）的变量的标准化beta系数为0.10，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如果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外出就业而成为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话，其所得收入将比留在本地就业显著地增加。

表6 各类因素对农村青年各群体年收入的多元回归分析

作为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农村青年的就业选择取决于其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分析。虽然外出务工要比留在本地就业的收入高，但其外出务工的生活费用、交通费用、迁移成本、子女受教育费用等各项成本支出也相对较高（见表7）。因此，从家庭纯收入看，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在本地就业也体现出一种经济理性，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本地就业的家庭纯收入不低于外出就业的家庭的纯收入。而对于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来说，从经济理性角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选择在本地就业的原因。

表7 农村青年各群体的家庭收支情况

从其家庭结构看，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家庭中有80岁以上老人和有16岁以下孩子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家庭（见表8）。同时，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中已婚的比例明显较高。因此，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选择在本地就业，不仅可以挣钱，而且可以早出晚归，相对于外出务工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他们在子女教育与照料、老人照料等方面的受益是外出务工人员无法比拟的。

表8 农村青年各群体的家庭结构差异

因此，本文的第2和第3个假设得到部分证明，新生代本地农民工选择本地就业，是出于经济理性，即如果其选择外出就业，其经济收益也不会增加；而对于部分务农的新生代本地农民工来说，如果选择外出就业的话，经济收益则会显著地增加，其选择本地就业主要出于社会理性，其更多地考虑到家庭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但比老一代农民有较大提高。2015年的CSS数据显示，从农民的性别分布看，女性占比约为55.2%，男性占比约为44.8%。从农民的年龄分布看，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1.5岁，其中35岁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占比约为91.4%，新生代农民占比约为8.6%。从受教育程度分布看，老一代农民中，小学及以下的占比为64.6%，初中的占比为28.8%，高中及以上的占比约为6.2%；新生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较高，小学及以下的占比约为40.7%，初中的占比约为47.7%，高中及以上的占比约为12.6%。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比约为33.7%，女性约为66.3%，女性占大多数。

与老一代农民（35岁以上）相比，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家庭种地面积明显较大。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家庭种地面积约为12.6亩，老一代农民的平均家庭种地面积为9.1亩。从调查样本看，留守年轻女性的平均家庭种地面积为11.3亩，而留守年轻男性的平均家庭种地面积约为15.2亩。从种地的不同种类看，新生代农民比老一代农民种地类型更多。新生代农民中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果药材等的比例和种植面积均大于老一代农民。

从家庭结构看，新生代留守女性农民家庭中有16岁及以下子女的比例为91.8%，留守男性农民家庭中这一比例为65.5%。因此，可以看到，与留守男性相比，留守女性在家庭中还更多地承担了子女的家庭照料功能，或者说照料子女是女性留守农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与新生代农民中的留守男性相比，新生代农民中的留守女性承担了较小的务农责任，但其承担了较多的家庭照料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