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路径与方法

本节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阐明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论述为什么采用这些方法，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方法。

一 定性比较的意义及方法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比较社会学教授安迪·格林（Andy Green）在论证教育领域比较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时指出，当代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在方法论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看待比较分析的性质，以及是否在研究实践中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分析。^[11]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当代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比如，黎安琪（Angela W.Little）教授对1977～1988年发表于学术期刊《比较教育》的文章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文章仅限于单一国家的研究，而且只有少数文章采用了明确的比较方法。^[12]因此，为更有效地捍卫比较教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合理地位，比较教育学者应该更多地从主流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吸取其概念和相应的方法论。^[13]

大体上讲，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为定量（quantitative）比较分析和定性（qualitative）比较分析两种基本方法。有些比较分析学家^[14]和比较历史学家^[15]则倾向于将比较分析仅限于“定性比较”，或者称为“逻辑比较”（logical comparison）。这种定性比较分析是运用逻辑关系和技巧来解释和论证变量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与定量比较分析不同的是，定性比较分析一般采用少数有限的具有可比性的案例，力图对这些案例做出整体认识，并处理这些特定案例中存在的一些复杂的条件集合体（或构型）（configurations of conditions），目的在于理解和揭示事物发展的全程。^[16]

具体而言，定性比较分析可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对案例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系统的比较，或者对某一现象的演变过程进行回溯，或者对反常案例进行解释等。当代历史社会学中常用的逻辑应用方式有以下三种：平行验证理论（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对照比较（contrast-oriented comparison）和宏观因果分析（macro-causal analysis）。^[17]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也应该适当运用这些逻辑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出实质性的比较。

以上三种逻辑分析比较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在个案选择方面也有特定的要求。在英德案例中，本书主要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历史环境下考察某种现象。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这种对照比较的方法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首先，在个案的选择方面，个案之间必须具备显著的差异；其次，在论证过程中应该尽可能保持每个案例本身的历史完整性。^[18]通过熟悉现有的相关文献，作者发现英德之间的差异相对而言比较明显，几乎所有文献都将其作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个案进行论证。同时，这种方法正好适用于本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即揭示两国在技能形成制度上的具体差异，并发现导致这些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

英国与德国兼具共性与差异。其共性主要表现为，同为位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化国家，同属欧盟、OECD、G7^[19]等超国家组织成员国，两国人口数量相差不大。与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相比，英德两国人口数量在影响其经济竞争力方面基本可忽略不计。除此之外，两国均有其各自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教育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那些在20世纪才得以政治独立的亚非等后发展的国家相比，英德两国更适合作为长期历史时段比较的对象。

与其共性相比，英德两国之间差异则更为显著，这也是很多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及教育学研究将这两国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英德两国通常被视为两种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典范，前者的资本主义特点通常被学者们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或者“纯粹市场经济”等；而后者的资本主义经常被相对地称为“莱茵式资本主义”、“协调资本主义”、“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或者“制度性市场经济”等。^[20]其二是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制度。英国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具有“短期主义”“灵活”“流动性强”等特点，而德国劳动力市场通常以行业为单位，受“长期主义”战略思维支撑，劳动者就业也相对比较稳定。^[21]其三是教育与培训制度。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英德两国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学徒培训制度在促进德国经济近二百年快速持续发展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英国经济长期以来落后于某些欧陆竞争对手的原因经常被归为其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所存在的弊端。^[22]

二 历史比较法的具体应用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对历史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为了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我们需要首先确立若干假设性的因素，然后再将这些因素置于某一案例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分析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条件集合体，以及彼此之间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将考察的视野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着重分析那些对当前现状产生重要影响的条件集合体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个体特征，同时还要借鉴前人对这些特征所做出的历史解释。如果可能的话，最后我们还需要对这些条件集合体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23]

根据上述韦伯对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建议，为了对英德两个案例进行历史性的对照比较，作者在确立分析框架时主要做出了如下几方面考虑。首先，确立分析框架的过程，其实就是判断和筛选两个案例之间的参照点，即对两个案例的技能形成制度分别造成影响的变量。这些变量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们都出现在被考察案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是它们在被考察案例中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形式和后果。其次，由于这些变量是根据一定的事实预先确定下来的，因此被称为假设变量。研究的主体部分就是将这些假设变量分别用于两个案例中进行考察和验证，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揭示两国技能形成制度各自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彼此间存在的差异性特征。

三 解释因果关系的方法：求同与求异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都应该致力于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运用比较方法对因果关系进行考察。穆勒曾解释过两种最为基本的比较方法——“求同法”（the 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the Method of Difference）。“求同法”是通过对若干不同的案例进行比较，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如果发现除了一个相同的条件之外，这些案例在其他任何条件上都表现出差异，那么这个唯一相同的条件就可以从逻辑上被判断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24]本书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型技能形成模式进行内部比较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穆勒所概括的求同法，目的在于从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层面归纳出发展型技能形成模式的特征。

相反，在运用“求异法”对某因果关系进行考察时，我们选择的两个案例必须是相互之间在任何其他方面都相似的，而只在一个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传统学徒培训制度在德国被改造成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而在英国却未得以继承和发扬。^[25]运用求异法进行比较，一般需要遵循如下的准则：如果选择了两个案例，其中一个案例中存在我们所考察的现象，另一个案例中缺失这种现象；如果这两个案例除了有一种情况不一样外，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且这个情况仅出现在第一个案例中，那么，唯一导致这两个案例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该现象导致的结果，或者是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或是该原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6]

由于理想状态下的“求同法”或“求异法”很难在现实研究中得到实践，穆勒也提出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的方法，即“间接法”。当代研究因果关系的逻辑比较方法大都是这种间接法的变种。一般来说，当一种特定的现象出现于多个不同的案例中，调查者一般会注意到这些案例所共有的那些条件，然后将这些案例与其他一些缺失这种现象的案例进行对比。如果某些条件在第一组案例中都存在，却在第二组案例中找不到，而且如果这两组案例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那么调查者就可由此推断出，这些条件是产生第一组案例中所见现象之原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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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美〕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劳动的退化》，商务印书馆，1979，第398页批注。

[2]〔美〕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劳动的退化》，商务印书馆，1979，第124页。

[3]〔美〕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劳动的退化》，商务印书馆，1979，第55～56、64、124页。

[4]泰勒在1911年就出版了《科学管理》一书。

[5]〔美〕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英文1990年版），徐华、黄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5页。

[6]Hilary Steedman and Karin Wagner，“A Second Look at Productivity，Machinery and Skills in Britain and Germany，”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122（1987）：94.

[7]Geoff Mason，Bart Van Ark and Karin Wagner，“Worforce Skills，Product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in Alison L.Booth and Dennis J.Snower，eds.，Market Failures，Their Symptoms and Policy Respon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5.

[8]Kazuo Koike and Takenori Inoki，Skill Formation i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0.

[9]引自Arne L.Kalleberg and Ivar Berg，Work and Industry：Structures，Markets，and Processes （New York and London：Plenum Press，1987），pp.vii-viii。

[10]Marc Maurice，Franois Sellier and Jean-Jacques Silvestre，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Power：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London：The MIT Press，1986），p.ix.

[11]Andy Green，“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 （2003）：83-97.

[12]Angela Little，“Development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Context，Content，Comparison and Contributors，”Comparative Education3 （2000）：279-296.

[13]Andy Green，“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 （2003）：83-97.

[14]Charles C.Ragin，“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1-2 （1981）：102-117.

[15]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The Us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2 （1980）：174-197.

[16]Charles C.Ragin，“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1-2 （1981）：102-117.

[17]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The Us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2 （1980）：174-197.

[18]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The Us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2 （1980）：174-197.

[19]G7指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英国。

[20]Peter A.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

[21]Hugh Lauder，“Innovation，Skill Diffusion，and Social Exclusion，”in Phillip Brown，Andy Green and Hugh Lauder，eds.，High Skills：Globalization，Competitiveness，and Skill Form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61-203.

[22]David Finegold and David Soskice，“The Failure of Training in Britain：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3 （1998）：21-53.

[23]Max Weber，Edwards A.Shils and Henry A.Finch，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Free Press，1949），pp.75-76.

[24]John Stuart Mill，“Two Methods of Comparison，”in Etzioni Amitai and Du Bow L.Frdedrie，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Theories and Methods（Boston，Mass.：Little Brown，1970），p.206.

[25]John Stuart Mill，“Two Methods of Comparison，”in Etzioni Amitai and Du Bow L.Frdedrie，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Theories and Methods（Boston，Mass.：Little Brown，1970），p.207.

[26]John Stuart Mill，“Two Methods of Comparison，”in Etzioni Amitai and Du Bow L.Frdedrie，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Theories and Methods（Boston，Mass.：Little Brown，1970），p.207.

[27]Andy Green，“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 （200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