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农村、农业

——改革从历史走向现实

在历史上，农民从来不是一个职业称谓，向来是阶层的标志。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平民中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农民是仅次于士的第二个等级。当然，士是在贵族分化以后，由那些没落的贵族转化的，如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穿着长衫的读书人。士在平民中多少还有些自豪感，那就是他们的祖上曾经富贵过。而农是在封建社会中最被倚重的阶层，因为中国自古是个农耕国家，一切财富来自农业的生产，而工和商是以农为基础的。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农民的阶层虽然不高，但是在社会中作用非常巨大。当农民与读书结合起来以后，就有了“耕读”一词的存在了，耕读世家、耕读传人就让人觉得非常“雅”，原因在于读书是古代士人摆脱低级阶层的通道，是士人追求学而优则仕的途径。而农业又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的产业。古代的士人非常看重耕读传家这样一种宗族传承的机制。到了现代的中国，农业产值虽然在增加，但是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欧美发达国家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值在整个国家的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20%，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也一直在下降。

农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从事农业的农民的身份价值就更不会高起来。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低下，意味着该产业的投入产出比要低于其他产业，那么从事农业的农民的收入肯定也是在下降的。在其他产业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这些产业的投入产出比肯定也是在提高的，意味着这些产业的劳动力的收入也在增加，而产业快速发展，正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拉力和吸引力。于是，其他产业劳动力虹吸效应就显现出来了。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原因。

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农民身份的界定是牢固而有黏性的。城市产业只希望农民工来提供服务，并不想让农民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他们认为如果给了农民工随时可以转为城市人口的机会，就会影响和瓜分他们的福利。因此，在21世纪初，几乎没有哪个中国的城市愿意敞开大门给农民一个转换身份的机会。哪怕有了独立的职业，农民的标签也不容易撕去。甚至在21世纪初，还有农民花大价钱买城市户口的现象。

城市人口中90%以上上辈或者上上辈是农民身份或者有从农的经历，就像每个人都有故乡一样，城市里大多数的人会有老家，一旦说到老家大多指的是祖屋或者祖产，而祖屋或者祖产所依托的载体就是那块从祖上流传下来的宅基地，这块宅基地有一个传统的称谓叫作祖宅。中国人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以法家为治国工具已经两千多年了。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家，修身是在家中修，这个家以前是指家族，现在可以指其所在的乡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现在乡村土地经营的主体已经不是少壮劳动力，更多的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空心村和无人村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传统的土地家庭经营模式随着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将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还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为“劳动力”已经多少有了伪命题的意思。因为在中国的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几乎都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东部、中部、西部4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依次是60.3%、56.8%和51.8%，50岁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比重分别达到35.3%、33.3%和31.2%。^[3]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高龄劳动力。甚至在有些地区7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已经达到我国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几乎不能算作劳动力了，而中国农村不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又几乎不在农业领域就业。因此，现在被称作“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竟然主要是一些即将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现在的农业劳动力不是一个伪命题又是什么？！数据显示，在农村户籍中，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差异比较大，但是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这是相同的。那些每到中秋和春节打死也要挤上火车和长途公共汽车回家的人还是农业劳动力吗？他们像候鸟一样从农村飞向城市，只是在两个必须团圆的时候才会像候鸟一样又短暂地飞回，而真正逗留在农村老家的时间短而又短。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而在传统和制度上，他们依然被称为农业劳动力，即便在城市也是以“农民工”的形式被称呼。“农民工”的修饰词是前面两个字，“工”是中心词，意思是以农民身份从事城市产业生产的工人。这个工人的身份被农民的阶层属性或者地域属性所界定，也就意味着一旦没有了工作，农民工依然是农民。

中国农业到了必须改变经营模式的时候了。

[1] 杜建民：《西周土地探析》，《史学月刊》1992年第2期，第15—23页。

[2] 部分内容参看了郭雪剑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

[3] 此部分数据来自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