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金民卿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腐朽的双重夹击下，日益朝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前仆后继、不懈努力。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被引入中国思想界。短时间内，经过反复的实践尝试和比较借鉴，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从此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坚强的领导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一结合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创造性结合过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而不是外在强制地、创新发展地而不是机械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创造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个动态过程所产生的正确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结合成果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展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并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所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他们构成了由政党主体、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和群众主体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作为一般性的学术观点而存在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客体，中国具体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外部环境和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在各类发展主体的主动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实现有机结合，离开这个结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意义。

很显然，中国社会性质是中国具体国情的本质性规定，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推进的基本前提。为此，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外理论家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深入研究的同时进行了复杂的理论斗争，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总结的：“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科学认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历程及其重大成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不仅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理论探索的艰辛历程，同时也能够对全面理解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有所启发，并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行有力的回应。

李张容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1～1949）》一书，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成果。张容是我指导过的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很用功，阅读了比较多的经典文献和前沿成果，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显示了比较好的学术潜质和理论功底。博士毕业后，他到华南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在追求进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为他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感到高兴。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1～1949）》，经过修改并加以扩充，就要出版。我仔细读完书稿，觉得这本书还是有些特点的，值得一读。

该书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史的角度，用三章的篇幅分别研究了中共一大至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到六届六中全会、六届六中全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的历程及其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系统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力求弄清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该书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国现实，对当前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观点进行辨析，特别是针对一些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质疑作出了理论回应，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问题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起来，既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历史梳理的层面，也没有简单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分析，而是把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作为一个特定的分析对象，通过对具体对象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比较好地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

正因为如此，本书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其一，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知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成为党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成果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认知成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的领袖主体和党内知识分子主体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主体主要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参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文本建构、科学研究、话语传播与实践运用；党的领袖主体在吸收知识分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知的历史文献，完成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建构与权威诠释；这一互动体现了党的领袖主体和党内知识分子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不同特点与作用。

学术研究没有终点。希望张容在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取得更多的成绩。

金民卿

2019年3月18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