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顺应潮流，中华有为

1981年3月，在一次办公例会上，蛇口工业区区长袁庚把自己编的口号喊了出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前两句话被制作成一人多高的宣传板，竖在工业区指挥部大楼前。因此也造就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深圳精神”。这样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南下淘金的人。

1．改革开放下的深圳精神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深圳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当时的人们冲破旧体制的藩篱，勇闯改革“禁区”。“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和速度”，这或许是对“深圳精神”最好的注解。

1987年12月1日，为了换取建设资金，深圳决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举行了新中国首宗土地使用权拍卖会。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起价200万元，最后以525万元成交。深圳敲下这一槌实在需要巨大的勇气，在当时还在激烈争辩“姓资还是姓社”的背景下，对于这样的行为，没有人敢拍板说合情合理。几个月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草案，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此开始了我国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

也正是在这一年，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创办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创办初期华为做的都是贸易生意，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甚至还卖过减肥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村电话工程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康力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正式走上销售通信设备的道路。

华为与“深圳精神”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可以说，任正非创建的华为深刻地打上了“深圳精神”的烙印，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群狼战术”在竞争无比激烈的通信设备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但实际上，创业之初任正非可能并没有想得太远，只是抱着养家糊口、改善家人生活品质的念头罢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扛着压力向前、被逼无奈，带有一些悲情色彩的创业故事。

很快，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任正非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于通信设备的巨大需求，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整个通信设备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通信设备都依赖进口，成本居高不下，大部分钱都被跨国公司赚走了。如果能自己造设备，那无疑会大有所为。这个无比诱人的市场前景，让43岁的任正非很快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也是决定华为命运的决定，那就是自己做研发。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在那时就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因此告别了“代理商”这个身份，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2．从销售代理到自主研发交换机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公司最初只有50几个员工。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宿舍。对当时的任正非和员工来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条件艰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十几张床倚着墙排开，床不够，就在泡沫板上加床垫来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任正非还是其他员工，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种把工作场地当宿舍的习惯后来成为华为的传统，被称之为“床垫文化”。

在任正非决定华为走自主研发之路的时候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即严重缺乏技术力量，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人才，也没有技术积累。好在很快任正非和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牵上了线，华为和这个教授签订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教授派了一个博士生到华为，帮助他们开发用户交换机。这个博士生就是日后成为华为副总裁的郑宝用。郑宝用此前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很快成为华为产品研发的领军人物，帮助华为走上了正轨。郑宝用后来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一门心思扑在华为身上。

在郑宝用的带领下，华为开发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打开了市场，销售业绩也算不错，华为的前景看似一片光明。此后，任正非决定趁热打铁，在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的决策，正式进入通信设备领域。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达到1.2亿元，利润过千万元。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

前华为人力资源经理陈志敏曾经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1998年来到华为，在人力资源部担任HR，大概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次面试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挺有趣的。一般面试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对华为公司的了解。按照惯例我问了他这个问题，来面试的小伙子自信地回答说，非常了解。我就非常奇怪，虽然当时华为已经有一些名气了，也上了规模，但是一般人很难明确地知道华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就问他，华为是做什么的。小伙子冷静地回答说，华为是做运输的。他的回答就把我逗笑了，当然，他并不是信口开河。因为在那时候，华为早期生产的小型企业交换机，主要客户是企业，有一些企业暂时拿不出钱，就和华为搞以物易物，有点原始社会的味道。华为给他们交换机，他们就把自己的产品给华为，比如说一辆大巴车。所以华为就拿回了很多大巴，上面印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字样。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华为就是搞运输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华为是什么公司了，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开心，说明当时我们的路走对了，任总的决策也对路了。这条路是华为人自己闯出来的。”

任正非后来总结说，华为是由于无知，才走上通信产业的。当初只知市场大、不知市场如此规范，不知竞争对手如此强大，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如上了贼船，要么沉没在商海中，要么强大到年产值数百亿并有自立的能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3．用追求和理想凝聚人心

实际上，就当时的市场环境而言，华为决心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很多人以倒买倒卖为荣，幻想能够一夜暴富，也有的人沉浸在发横财的美梦之中。在许多人看来，华为做研发、搞技术无疑就是“傻子”。同时，深圳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也吸引了许多企业，他们纷纷踏入了地产行业和股市，企图大赚一笔。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尚未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华为要在这种环境下建立洁身自好的队伍是如此艰难，要踏踏实实做研发、搞技术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创业艰难可以想象。

“华山一条道”，华为坚定地竖起了自主研发的大旗，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年。在当时，华为员工每月的工资是200多元，后来涨到300多元，这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算不错的，但是和外面倒买倒卖轻松赚钱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对于想要走自主研发道路的华为来说，如何留住人才是其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为了将华为员工凝聚在一起，任正非明确了华为的目标，那就是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际同行展开竞争，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华为的“战略导师”，在大的战略目标和企业追求上他指引着华为前行。回顾华为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任正非用自己的精神和行动聚集并激励无数华为人的奋斗史。

最初，华为在开发局用交换机时，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也就是说华为的产品即便研制成功，也没有客户愿意买。当然，华为也因自身的技术能力所限，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也确实是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决定。

所幸在这一关键时刻，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将华为从错误的方向上挽救回来的人，这个人就是曹贻安。曹贻安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普通工人，没有文凭，他多次向任正非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正非说，我给你资金，你自己组建团队，你来牵头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就这样，曹贻安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副总工，并任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当时，华为的两个开发团队并行，一个开发模拟交换机，另一个开发数字交换机。

为了团结广大员工，华为还有一项非常重大的举措，那就是推行全员持股制。凝聚人心不能单单只是靠追求、理想、信念，也要靠物质激励。华为的做法就是给员工股权，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创举。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广大员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华为筹措资金。华为实行全员持股制，员工除了基本工资，年终奖金就是华为公司的股权，这也算是一种内部融资方式。1990年开始实行的全员持股计划，帮助华为解决了企业高速增长的资金需求。另外，为了筹集资金，华为成立了“内部银行”，任正非号召员工把工资和分红都存入“内部银行”，“内部银行”和商业银行一样，但是存款利息比商业银行高得多。这是当时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做法。1998年，华为“内部银行”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