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华为的追求与学以致用
1998年,华为引入IBM专家,开始了管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经历了削足适履、“穿美国鞋”的痛苦,实现了从依赖个人的、偶然的推出成功产品,到可以制度化并可持续地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有市场竞争力的成功产品的转变。
1.三分天下,华为必有一席
1992年,任正非站在一个纸箱子上,冲着底下六七十位员工狂喊:“华为要超四通。”当时华为员工的第一个反应是老板脑袋进水了!华为那时候的销售额还不到一个亿,而四通的销售额则是二十亿,华为怎么可能超过四通。结果依靠C&C08交换机的成功,仅用三年时间,华为超过四通。任正非创办华为,显然是有追求的,他肯定不会满足于只是超过四通,他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任正非提出:未来通信制造业三分天下,华为必有一席。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华为经历了一段痛苦而不为人知的过程。
1992年,任正非到美国考察,在那里,硅谷电子技术让任正非大开眼界。任正非开始意识到,华为还未走上正轨。任正非参观了NS(国家半导体),那里有6000多名研究人员,任正非仔细听了他们关于光器件等一系列新器件的介绍,看到世界第三代交换网的崛起,也看到新技术的出现将使世界市场大变样。在任正非看来,华为起步得晚,别人已走了多年,华为才刚开始。华为买到这些器件,水平也尽快地位于世界前列。因此,华为在硅谷中心区购买了房屋,用于建立开发中心,将科研的成果与半成品放在那里优化设计,搞完了再移回深圳生产,并在那里申请注册了一个华为全资的兰博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希望借助这一方式拉近与世界先进的差距。科研方法落后还能后发力,但是管理水平低便难以提升。任正非认为,华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改善管理。
因此,便引入IBM 的管理咨询和“IPD变革”项目,华为通过“削足适履”式的大规模组织变革,打造了更为规范的管理体系,从而结束了“混乱”与“无序”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朝着建立充满活力、高质高效的团队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正式走上了职业化、规范化的道路。
2.和世界顶级公司合作,少走弯路
在任正非看来,互联网不断往新的领域发展,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这在客观上也缩小了各公司间的差距。因此,未来的竞争是管理的竞争,华为必须要在管理上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世界范围内竞争者的进步和发展突飞猛进,稍有松懈,差距就可能再次拉开,国内同行在紧紧追赶,华为在这场长跑中丝毫不敢有半点怠慢。任正非说:“竞争促进了我们的快速进步。既要竞争、又要合作,这是21世纪的潮流,竞争迫使所有人不停地创新,而合作使创新更加快速有效。”
因此,任正非认为,华为决不能自我孤立,沉湎在中国第一的美梦中,而是要开放自己,开放心态,与国际同行合作,与世界顶尖公司合作,在此过程中,找到他们的优势,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方法,为“华”所用。
思科的创新能力,爱立信的内部管理,都是华为学习的对象。华为为了缩短差距,持续对管理体系进行变革,加快流程,提高效率。
任正非对IBM通过在内部改革,重新找回自己优势的事例一直津津乐道。去美国访问时,任正非在IBM整整听了一天管理的介绍,对IBM的管理模式十分欣赏,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目开发、决策模型、筛选管道、异步开发、部门交叉职能分组、经理角色、资源流程管理、评分模型等一整套流程虽然有些复杂,但对华为来说,非常适合借鉴。任正非说:“我们只有认真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付出数十亿美元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IBM作为世界IT业的“巨无霸”,产业地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IBM处在盈利的顶峰,股票市值甚至超过前西德股票之和,也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盈利最多的公司。但由于个人电脑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严重的打击了IBM赖以生存的大型机市场,这时IBM才发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痛下决心实行改革。1992年,IBM大裁员,大约有10万名员工被裁掉。
1993年年初,来自著名咨询公司的郭士纳“空降”IBM,出任IBM总裁。郭士纳提出了四项主张:①保持技术领先;②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按对象组建营销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提供全套解决方案;③强化服务、追求客户满意度;④集中精力在网络类电子商务产品上发挥IBM的规模优势。第4条是针对1992年IBM差点解体为7个公司的情况而提出的。经过五年的改革,IBM走出了危机,销售额增长了100亿美元,达750亿美元,股票市值增长了4倍。
正是在那时,任正非初步对大公司管理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对如何管理IBM这样一头“大象”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的华为,官僚主义虽然还不严重,但是苗头已经不少。而企业缩小规模就会失去竞争力,扩大规模,不能有效管理,无法灵活应变,IBM给任正非和华为很好地上了一课。任正非指出,规模是优势,规模优势的基础是管理。华为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走规模化的道路,才能持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脱下草鞋,换上一双“美国鞋”
华为坚定不移地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的管理。但是在任正非看来,华为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和爱立信这样世界一流的公司相比,管理人员的数量多出两万名,每年光管理费用就多花40亿元。因此,华为要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任正非曾经感慨道:“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聘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聘请丰田的退休董事在华为带了一个高级团队近10年,聘请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也有10多年。借助于他们的经验和理念,使华为的生产和管理走向科学化、正常化。”
华为“IPD变革”项目刚启动的时候,一些华为的干部存在抵触心理。这些干部中有不少都是名校MBA,做过多年职业经理,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并且最重要的是,华为的业绩是他们亲自做出来的。因此他们怎么能容忍这些“外来和尚”对他们指手画脚。
但是,任正非指示,“IPD变革”由顾问全权负责,不服从指挥,耍小聪明的,开除出项目组,降职、降薪处理。后来不积极配合的高级干部被任正非罢免的有十来个人。显然,在任正非看来,把顾问请进来不信任,还不如不请。为了最大程度发挥顾问的价值,华为安排最好的位置给顾问,车接车送。许多华为人都疑虑:花那么多钱到底值不值?
IPD项目实施到最关键的时刻,IBM 接近三百位资深顾问入驻华为,这些顾问每一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好手,有不少是在IBM作过研发项目的资深经理。这些顾问“手把手”、“一对一”地教华为项目经理如何实施IPD流程。
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华为研发高层集体出走事件。但IPD项目因为顾问的大力投入,不但没有中断,反而以体系的力量规模扛起了运作的重任。后来任正非说:“花5亿多元聘请全球最顶尖的200多名专家工作值不值?当然值,如果给他们发工资,肯定比这个高,所以我是合算的。”
2008年,IPD实施十年之后,华为收入增长二十倍,研发周期缩短近一半,研发成本降低三成。
任正非说:“在管理上,我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不断地管理进步。我们进行管理变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沿用过去的办法,尽管眼前还活着,但是这不能保证我们今后继续活下去。现在我们需要脱下‘草鞋’,换上一双‘美国鞋’,但穿了新鞋不能还在老路上走。我们要走的是世界上领先企业走过的路,他们走过的路被证明是一条企业生存之路,这就是我们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讲,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而来,过去是凭着感觉走,缺乏理性、科学性和规律,因此要借用“外脑”,学习别人的方法和理念。但是买了“美国鞋”,可能穿不进去,只能“削足适履”,提高自己的认识,对系统“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要真正学到先进的技术,就必须下很大的决心,就不可能不经历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