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初赴日使者的多线索交涉

一、《云门一曲》所见赵秩的在日交涉活动

明朝方面在选择怀良作为交涉对象并将其认定为“日本国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观察、了解当时日本政治权力的存在状况，寻找更为恰当的交涉方式，身处交涉第一线的赴日使者，在这方面起到了较多作用，对此先行研究已有所言及，本节则拟在参考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再做考辨和分析。

首先需要提起的是洪武三年（1370）三月赴日交涉并说服怀良“奉表”朝贡的赵秩。据《明太祖实录》，赵秩出使时为“莱州府同知”，其所持外交诏书内容，载于《实录》洪武三年三月条⁽⁵⁹⁾，而有关赵秩说服怀良的情形，则是在《实录》洪武四年十月记述怀良派遣的使臣来朝时，以回溯的方式叙述出来的。⁽⁶⁰⁾在讲到怀良决定“奉笺、称臣”时，《实录》中有这样一句话：“遣祖来随秩入贡”，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赵秩陪同怀良的使者回国复命了。但《明史》叙述此事件时却说：“（怀良）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⁶¹⁾并无赵秩同行的字样。史料记载的差异，使研究者在叙述赵秩此次出使以后的行踪时表现犹疑。如村井章介曾在《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一书里以《云门一曲》为依据，判定赵秩在说服怀良之后并“没有和祖来同行，而是忍受着民众的好奇目光和官吏的怀疑，在日本（大概是博多）滞留了三年”，并指出，在此期间，赵秩等“应该目睹了今川了俊控制博多、怀良太宰府的没落”⁽⁶²⁾。但在《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一书中，村井却写道：怀良让赵秩和祖来“同行赴明”。⁽⁶³⁾其前后两著的叙述存在明显的矛盾。而即使同样根据《云门一曲》认定赵秩没有随同祖来归国，不同研究者也有不同解读。如汪向荣认为：“据《云门一曲》中所记的看来，赵秩到达日本九州，见到怀良后，即被怀良扣留，以后又被移押于周防的山口。”⁽⁶⁴⁾据此可见，汪向荣对赵秩滞留九州的解释，与村井有所不同，他明确断定赵秩是被怀良扣留的，但对扣留的原因却未做探究，也没有说明赵秩等人的“移押”之地“周防的山口”和怀良政权的关系，留下了很多不明之点。此外，蔭木原洋提出，赵秩于洪武四年归国以后又再次来到了日本。⁽⁶⁵⁾与之相似，年旭认为，赵秩同怀良的使者一道回国之后，又奉命再度出使日本并先于祖阐、克勤一行抵达，其后才受困于周防。⁽⁶⁶⁾关于赵秩滞留日本期间的活动，虽然最近已有学者做过研究⁽⁶⁷⁾，但基本还限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而笔者则拟把赵秩等人的外交活动作为重点，进一步进行考察。

村井章介和汪向荣皆以《云门一曲》为主要依据，在此显然有必要对该史料进行考察和分析。《云门一曲》是日本僧人春屋妙葩及其弟子和明朝使臣赵秩等人相互往来唱和的诗文集。春屋妙葩别号“芥室”“不轻子”，他所师事的梦窗疏石，是临济宗的著名禅僧，曾被七代天皇尊为国师，介入镰仓幕府后期至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颇深。妙葩所编《天龙开山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年谱》云：“国主执政之权，非唯咨询佛法而已，事无大小，不能自决者，每每问之师，一言之如破竹，节节皆迎刃而解。”⁽⁶⁸⁾虽然可能不无夸大溢美之词，但应该比较确切地描述了梦窗疏石和当时政治权力的关系。梦窗与开创足利幕府的足利尊氏亦有密切交往，他所开创的天龙寺，即是说服足利幕府超越南北朝的纠葛，为祭祀吉野南朝的后醍醐天皇建造的“追修道场”。⁽⁶⁹⁾而为了解决天龙寺营造经费，梦窗又说服幕府，于1342年派遣“天龙寺船”赴元朝贸易，并派弟子随船前往求学，使曾经中断的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得以重开，也为双方的文化乃至政治外交的交涉沟通了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上考察春屋妙葩与明朝使节的交往，可知其中自有渊源，并非偶然。

但在《云门一曲》所收春屋妙葩与赵秩等人的来往书信上，他的头衔“僧录中兴天龙资圣禅寺住持”之前，加了一个“前”字，表明当时他已经不是天龙寺的住持。这也是有原因的。在此之前，春屋妙葩曾以天龙寺住持的身份，向足利幕府建议修筑号称“五山第一”的南禅寺山门，获得批准，但遭到园成寺、比叡山僧众的抗议，引起了严重纠纷。日本北朝应安二年（1369），主持足利幕府政务的管领细川赖之下令拆除南禅寺山门，立场站到了抗议妙葩的一方，妙葩愤而辞去天龙寺住持，迁往丹后国（今京都府北部）的云门寺隐居。赵秩等人与妙葩接触，已在妙葩退隐云门之后，这应该是他们把唱和诗文集题名为《云门一曲》的缘由。

据赵秩写于“龙集癸丑十月己巳朔七日”，即明洪武六年（1373）十月七日的《云门一曲引序》，此时春屋妙葩已经开始筹划把自己门下的“诸徒唱和，帙成典册”，确定以“云门一曲”为题名，并派遣弟子昌霖专程来九州请明朝使节赵秩及同行使者朱本撰写引文和序、跋。⁽⁷⁰⁾但《云门一曲》所收赵秩致妙葩的最后一封书简，标记日期为“洪武甲寅四月十一日”，即洪武七年（1374）所写。由此可知此“典册”在求得赵秩、朱本的序文之后，还一直在增续，直至赵秩等人离开日本归国。⁽⁷¹⁾

《云门一曲》所收赵秩致春屋妙葩的书简，多次谈及其出使以来的情形，比较而言，写于癸丑（洪武六年，1373）十月初七日的信中所述颇详，兹节录如下，并参照《云门一曲》里的其他相关诗文，综合考察赵秩到达日本后的行踪。该文谈道：

仆奉使日本来复三年，未尝有慷慨知人重贤中礼节者，似尊师之模范也。何则中国衣冠语言之异，而村童野叟，咸趋视之，匍匐以为奇怪之状。在官守者，不解来意之美，是非交集，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啮雪自苦。旄节不屈，为臣子之当为也。去冬欲假道之京洛，道次大内，访于地守主宰，而不我见。龙海、玉林咸闻吾名，知仆有进退龃龉，白之宰，自春留之，与成足弟子周厚同馆谷也。⁽⁷²⁾

这段文字的第一句，赵秩说自己“奉使日本”的时间，已经“来复三年”，其中“来复”一词颇有些费解，故如上所述，有研究者认为赵秩是归国以后又来了日本，但如果把“来复”理解为岁月的“去而复来”，三年时间就这样流逝而过了，也应该是讲得通的。而在此信前二日赵秩所写的《云门一曲后序》中，则明确说道：“余奉使日本三年矣”⁽⁷³⁾，可谓一个佐证。此外，在赵秩、朱本与妙葩等人的唱和诗里，亦可找到类似的佐证。如朱本的诗作里就有这样的诗句：“沧波万里乘槎出，远客三年衣锦归”“三年持节石城头，偶到周防得胜游。”⁽⁷⁴⁾皆反复强调“三年”这一时间段。当然，从洪武三年（1370）三月到达怀良的太宰府，到上引书翰、诗作的写作之时——“癸丑”年亦即洪武六年（1373）十月，赵秩、朱本出使日本已经三年有半了，这里的“三年”只是一个概数。

但无论赵秩一行是随同怀良的使者一度返回明朝后再度赴日，还是一直滞留在日本，总之，他们在日期间未得到相应的礼遇，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不仅表现为一般的日本民众把他们的“中国衣冠语言”视为“奇怪”，更表现为日本方面的“在官守者，不解来意之美，是非交集，群疑当道”，把他们当作怀疑和监视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在官守者”指的是谁？书简里没有明说。而根据当时的情形推断，从洪武三年（1370）三月赵秩一行抵达怀良的太宰府，直至洪武五年（1372）上半年今川了俊控制太宰府周围的地区，应该指的是怀良政权。但在今川了俊控制博多及太宰府地区之后，在日本的南北双方攻守进退之间，赵秩等人都和谁，进行了什么样的接触，则难知其详了。大概是因为现存史料缺少相关环节的描述，所以村井章介才审慎地说赵秩等滞留期间“忍受着民众的好奇目光和官吏的怀疑”，而没有具体指明究竟是哪一方的“官吏”。

不过，出使日本期间，赵秩、朱本一直没有忘记作为使者的使命，这在上面的书简里表现得很清楚：“是以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啮雪自苦。旄节不屈，为臣子之当为也。”此处的“啮雪自苦”，应该不是实写，而是用了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的典故。这透露出他们的滞留日本，确有不得已的成分，同时也表明他们以苏武的“旄节不屈”精神为激励，坚守使者的气节。赵秩的这种精神得到了春屋妙葩的赞佩，他给赵秩的和诗写道：“贤孙节操知谁赏，啮雪襟怀可自嗟。义感山林千里外，诗兼骚雅思无邪。”⁽⁷⁵⁾

从作为外交使者的活动角度看，上面引录的赵秩书简里“去冬欲假道之京洛”一句，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值得注意。“去冬”，从此信的写作时间洪武六年（1373）十月初七日推算，当为洪武五年（1372）的冬天。如前所述，此时的赵秩已经直接目睹了日本南北两朝的势力逆转，看到了怀良政权在九州的溃败，他决定“之京洛”，显然意在和京都的北朝政府接触。他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局势去尝试接触新的交涉对象，探索新的外交途径，这是需要相当的胆识和决断力的。

二、滞留“防州”时期的“大明国使”赵秩

然而赵秩一行在所“假”之道上遇到了障碍，他们“道次大内”时，先是“地守主宰”不肯接见，后来通过在此地的春屋妙葩的弟子龙海、玉林等人的斡旋，情况有些转圜，但仍未能如愿前往“京洛”，而是留在了这里。书简里所说的“大内”，即当时的周防国（今山口县东南部），亦即赵秩的《云门一曲序》（作于洪武六年十月四日）和朱本的《云门一曲跋》（作于洪武六年十月六日）里所说的“防州”⁽⁷⁶⁾，之所以称之为“大内”，是因为这里是大内家族的领地。

此时大内家族的首脑是大内弘世，他曾效忠吉野南朝，但在消灭了与自己对峙的亲北朝势力之后，于1363年却转向北朝，接受了足利幕府的任命，成为周防国和长门国（今山口县西北部）的守护。1371年今川了俊受命攻略九州，曾到周防、长门与大内世弘协调谋划。如美国学者彼得·安奈森（Peter J. Arnesen）分析的那样：“即将发生的幕府对九州的入侵提供了大内的权力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弘世能够在丰前北部的九州国得到一个足够坚固的立脚点，他就能控制住通过丰前和长门之间狭窄的海峡，进而到达亚洲大陆的贸易。”⁽⁷⁷⁾所以，大内对今川了俊的号召积极响应，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372年攻克太宰府后，大内即率部返回周防，坐而观望，并伺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今川了俊及幕府对大内的撤军甚感不满，但鉴于当时的九州战局，仍克制地对其保持了友善态度。⁽⁷⁸⁾赵秩一行到达周防时，正值大内弘世和足利幕府处于如此微妙关系的时节。据村井章介分析，大内弘世之所以挽留赵秩在周防，不使其与足利幕府沟通，既与他当时和幕府管领细川赖之及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的不睦有关，也可能出自他谋求海域贸易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对外发展途径的企望。⁽⁷⁹⁾

大内对赵秩只是挽留而非扣留，所以，如洪武六年（1373）十月初七日赵秩给春屋妙葩书简所言，此年“夏首飘然有去志”，他们还是能够成行的，但不幸竟然“途误蹈于绿林之难”——遭遇到盗匪的劫掠，衣物尽失，而此时恰有“玄峰居士”即大内弘世的召请，便中途返回周防⁽⁸⁰⁾，此后直至洪武七年（1374），赵秩一行一直滞留在这里，曾写下歌咏当地名胜的诗篇。⁽⁸¹⁾其间，洪武六年七月，也就是遭遇匪劫之后返回周防不久，春屋妙葩派弟子送来“青蚨五千”，以及其他一些物品，并请赵秩书写其师梦窗疏石的塔铭⁽⁸²⁾，此后两人不断有诗文往复。而如前所述，妙葩此时已经和细川赖之反目，自然也不会积极促成赵秩和幕府的联系。有关春屋妙葩及其门下弟子和赵秩、朱本的交往，村井章介排比《云门一曲》所收录的相关史料，做了翔实的考证⁽⁸³⁾，其过程已无须赘述，但村井认为春屋妙葩和赵秩之间“完全不是国家级的”交涉⁽⁸⁴⁾，将之视为“个人的、个别的”往来⁽⁸⁵⁾，则不无可讨论之处。

首先，从赵秩一方来看，他在《云门一曲》引序、序文上所署的头衔：“大明天使朝列大夫同知莱州府事”，以及他在诗文里屡屡提及自己的“奉使”“节旄”，都表明其始终自觉保持着大明国使者的意识。而赵秩所接触的日方人士也都重视他的“明使”身份，如春屋妙葩致赵秩、朱本的书简，皆以“大明天使”或“大明国使”称谓，显然没有将他们视为一般的中国文人。

其次，赵秩同样也没有把春屋妙葩仅仅视为置身方外的高僧大德，他器重春屋及其弟子，称赞其“通禅要，谙儒书，识古今，知刑典，合道理”⁽⁸⁶⁾，同时也非常重视妙葩曾经有过的“国师”位置。其所撰《云门一曲序》云：“日本海外之大国也，古有文武名，近代有官守者，咸尚武备而文偃久矣，而缁流事雅不泯，惟前主天龙春屋善知识，得浮图之玄奥，以道德文辞诗章，独冠于日本者也。国之先主，推之以师事，言从道听，位高德重，去先主后，世衰佞近，师仰不愧天，俯不祚人，寻隐于云门者有年矣，乃乐天者也。”⁽⁸⁷⁾由此可知，赵秩此时对日本的政治状况已经相当了解，他把春屋妙葩的退隐视为“世衰佞近”的结果，其实流露出了对“京洛”政权亦即北朝—幕府当时的执政者的不信任。而在为妙葩等人的《仁雀诗》所写的序言里，赵秩则就春屋师徒护惜一只“坠于庭”之雀的善举借题发挥，说道：“师能以仁义及于物，物亦推之举，此之谓瑞应也。爵命之祥，则日本诸大刹，有待于师有日矣，察其天时，有可知也。”⁽⁸⁸⁾则明显表达了对妙葩重归执掌“日本诸大刹”的位置、当然也是影响京洛政权中枢的位置的期盼。

如上所述，赵秩和春屋妙葩一门的交往，虽然不属于国家外交层面的交涉，但也不能仅仅视为一般文人的个人酬唱。可以说，无论赵秩还是妙葩，限于当时的处境，都是有意通过个人诗文唱和的方式，探寻建立明、日之间国家层面交往关系的途径。

三、佛教人际网络与明太祖的“遣僧为使”

与有关赵秩一行在日本的研究状况相比，明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派出的以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两位僧人为首的赴日使团更为研究者所关注，但由于现存相关记载多为片段史料，且散见于中、日文献之中，围绕这些记载的解释和分析也不无歧异，故有加以梳理和检讨的必要。

如前所述，明太祖此次遣使日本，是对怀良遣使来朝的回应。《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1371）十月癸巳条云：“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诏赐祖来等之绮帛及僧衣，比辞，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护送还国，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沙罗。”⁽⁸⁹⁾《实录》中所记“良怀”即是怀良亲王，太祖遣祖阐、克勤赐怀良大统历是要正式册封其为“日本国王”，而此处所说“比辞”的具体时间，是在洪武五年五月。⁽⁹⁰⁾据《恭跋御制诗后》，祖阐等赴日之前明太祖曾为之壮行，“令太官进馔于武楼下，且谕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⁹¹⁾。另据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出使之前，明太祖对他们曾有秘密的口谕交待，其内容最早公开披露于瑞溪周凤所编的《善邻国宝记》一书。克勤书简回顾明朝立国后和日本的交涉情况云：“盖前两年，皇帝凡三命使于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这里所说的“关西亲王”，即指征西将军怀良亲王。按照克勤的说法，怀良垄断了对明外交，但明太祖朱元璋所欲交涉的对象却不是怀良，所以，“帝召天宁寺住持祖阐、瓦官教寺住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意在见持明天皇，今关西之来，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国更主，建号大明，改元洪武，向以诏来，故悉阻于关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国之民，数寇我边，王宜禁之，商贾不通，王宜通之。与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闻，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禅教僧，欲访道中国，悉使之来，无禁。惟你二人往哉，无忽。’”⁽⁹²⁾

克勤所述明太祖口谕里说到的“持明天皇”指的是谁？汪向荣认为：“日本历代天皇中，并无以持明为名，或以持明为年号者。此处所说的持明，当指那时日本在京都的北朝天皇后光严院。”⁽⁹³⁾村井章介在分析明朝使者赵秩的一篇序文提到的居于京洛的“王”时，也认为其所指当为“后光严上皇”。⁽⁹⁴⁾而从日本北朝应安四年（1371）四月起，后光严天皇已经让位给其皇子，此时北朝的天皇应为后圆融天皇⁽⁹⁵⁾，汪向荣称其为“后光严院”，在“后光严”皇号后面加了一个“院”字，村井称其为“上皇”，原因当出于此。

但无论“后光严”还是“后圆融”，皇号和年号都无“持明”字样，明太祖口谕的“持明天皇”从何而来？应该说，称“后光严上皇”为“持明天皇”并非没有缘由。众所周知，导致日本的南北朝分立的远因，是镰仓幕府末期天皇家族在继位问题上实行的“两统交替制”，因为其中一统的代表人物后宇多天皇曾重建京都大觉寺，其子孙也多与该寺有关，故被称为“大觉寺系”；而作为另外一统的代表的后深草天皇退位后居住在持明院御所，故其子孙被称为“持明院系”。⁽⁹⁶⁾怀良属于“大觉寺系”，而与之对峙的北朝天皇则属于“持明院系”，因此，“持明天皇”这一称谓虽不确切，但如把“持明”理解为“持明院系”，则与史实相符。

如上引明太祖口谕属实，则表明其时他对日本政权分立的状况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但有研究者认为，朱元璋了解到北朝“持明”系天皇的存在，当在祖阐、克勤回国复命之后，而非出使之前，并由此断定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所述太祖秘密口谕并不存在，而是克勤等到达九州之后，根据当时的日本政治情势“伪造”出来的，如佐久间重男便力主此说。⁽⁹⁷⁾而万明则认为佐久间的说法“有解释不通之处”，因为这涉及到“伪造圣旨”，克勤恐怕不会“大胆”到如此地步。⁽⁹⁸⁾村井章介对明太祖密旨的存在与否未做明确判断，他认为，根据明使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日本政情的时间点上所写的书简，去推断明使出发前明朝方面的对日知识，在史料操作上是有难度的。村井从而主张把“使节出发之前明朝方面的对日知识”“明朝使节到日本后获得的相关知识”“因明使归国后的报告所产生的对日认识的变化”分阶段区分开来，而据他的考察，在遣使赴日之前，明太祖对日本的政情是有所了解的，一定程度上知道怀良并非统治日本整体之王，却给予其“日本正君”的待遇，是从肃清海上“倭患”的战略出发有意采取的举措。以此为前提，村井也倾向于认为克勤书简里所说太祖遣使日本“意在见持明天皇”，是到达日本之后面临怀良政权溃败的局势而对幕府方面所做的“强辩”性解释。⁽⁹⁹⁾

因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所言太祖密旨是经过使臣转述的口谕，仅据现存史料，过于拘泥其有无或真伪，难于得出一致认可的结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笔者看来，其实更在于作为以怀良为对象的明朝使节克勤和祖阐，在到达日本后和北朝—幕府进行联络交涉是否符合明太祖的意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有具体事例可以证明，克勤等非常清楚明太祖确立的“人臣无外交”规则。如洪武八年秋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为求撰写其师梦窗疏石碑铭事，请托归国后还俗出仕了的克勤，克勤为此专门上奏太祖说：“然人臣无外交，非奉敕旨不敢遽从其请。”⁽¹⁰⁰⁾他们赴日后的交涉，原则上应该在太祖授权的范围之内活动。

第二，明太祖此次派出的使节，两位代表人物都是僧人，仲猷祖阐其时为明州天宁寺住持，属临济宗。无逸克勤属天台宗，出使前被任命为金陵瓦官教寺住持⁽¹⁰¹⁾，明显不同于以官员身份出使的赵秩等人。据当时参与太祖举办的饯行活动的天界寺僧人宗泐⁽¹⁰²⁾所写《送祖阐克勤二师使日本》一诗，这是因为怀良的使者祖来及其随行皆为僧人：“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明太祖由此考虑到日本为尊崇佛教之国，遂选派僧人出使：“由彼尚佛乘，亦遣僧为使。”⁽¹⁰³⁾但参考明太祖给宗泐的和诗，可知他的“遣僧为使”，并非一般的礼尚往来，而是具有更深层的含义。

明太祖《和宗泐韵》首二句云：“尝闻古帝王，同仁无遐迩。蛮貘尽来宾，我今使臣委。”接下来说明选择祖阐为使臣的原因：“仲猷通洪玄，倭夷当往至。”即仲猷祖阐精通佛理，会得到日本人的敬重。太祖特别叮嘱：“于善导凶人，不负西来意。尔僧使远方，不得多生事。入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珍重浦泉经，勿失君臣义。”并很具体地指示说：“行止有端方，毋失经之理。入国有齐时，齐必还施礼。是法皆平等，语言休彼此。尽善化顽心，了毕才方已。”⁽¹⁰⁴⁾

这首和诗，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明太祖对两位使者的公开指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遣使本为册封怀良为“日本国王”，太祖诗里却未言及此事，而是反复叮嘱两位使臣要“于善导凶人”，“尽善化顽心”，可见他对交涉对象还是心存疑虑的。而明太祖选择兼具“佛弟子”与“我朝使”身份的祖阐、克勤出使，指示他们出使交涉要“王化”与“佛法”并重，表明他在把怀良作为“日本国王”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在考虑究竟应该把诏令颁给谁，亦即以谁为交涉对象的问题，从而想利用自元代后期以来中日之间形成的佛教交往网络，筹划在更多的脉络上推进交往。

第三，这样的部署也体现在明太祖对使团其他成员的选择上。据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太祖“又恐至而言语不通，选关东禅僧之在中国者，得东山长老椿庭寿公、中竺藏主权中巽公，以其参方有行，命贰以行”⁽¹⁰⁵⁾。椿庭寿，即椿庭海寿，日本临济宗僧人，出生于远江（今静冈县），俗姓藤原，少年出家，师从相州（今神奈川县）净智寺高僧竺仙梵儙，后一直跟随竺仙左右，并于京都南禅寺继承竺仙法嗣。⁽¹⁰⁶⁾竺仙梵儙本为元朝时的中国僧人，承凤台山保宁寺临济宗高僧古林清茂的法嗣，1329年应邀渡海赴日，1330年到镰仓，由曾任镰仓幕府第14代执政的北条高时安排入住建长寺，任首座。1334年应足利尊氏之请转往净智寺，四年多后任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刹”南禅寺住持，并接受了足利尊氏等人的皈依。1343年“太上天皇御幸”南禅寺，更使竺仙梵儙名声远播，表明他的这一门与日本的皇族及“公家”“武家”，即天皇贵族与武士集团各方皆有密切关系。1348年竺仙示寂，已经接任南禅寺住持的椿庭海寿发愿赴元求法，于1350年携带先师语录和数名同志者渡海，先挂锡天宁寺，向其先师的古林派同门高僧了庵清欲等人学习，并参与编录了庵和尚题跋的工作，后游历禅林，拜访高僧大德。⁽¹⁰⁷⁾明朝立国之初，椿庭海寿挂锡天界寺，参与点校《大藏经》，由此被明太祖所知，将其召至奉天殿问询日本情况：“帝问日本四方遐迩，皇运治乱。”⁽¹⁰⁸⁾曾有研究者以此史料为例证明明太祖对日本国内南北分立的政治情势早有一定了解⁽¹⁰⁹⁾，也有研究者进而认为，从明太祖选择来华日本僧人随行的行动，“可以感觉到巧妙利用日本留学僧的意图”。⁽¹¹⁰⁾确实，如果说，选派1368年来华求法的年轻日本僧人权中巽（权中中巽）⁽¹¹¹⁾作为通事（翻译）和向导陪伴明朝使者赴日可以理解，那么，以椿庭海寿的年龄、地位和声望，明太祖召用他，显然不会仅仅是为了做沟通语言的翻译，应该还有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包括与北朝—幕府的关系，进行多渠道沟通的用意。

四、祖阐、克勤一行在日本的多线索交涉

事实上，在祖阐、克勤的使日过程中，椿庭海寿确实起到了通过佛教界人际网络进行政治交涉的作用。洪武五年祖阐一行抵达日本九州博多地区后，即被今川了俊拘留在圣福寺，进退不能，此年秋，曾由椿庭海寿为中介，给隐居云门的春屋妙葩和比叡山延历寺的天台座主写信联络。致春屋妙葩书简原件不存，但从洪武七年（1374）三月妙葩《寄天宁·瓦官两和尚诗并小序》可以窥知若干。《小序》云：“愚壬子秋，远辱大明天使天宁·瓦官二大和尚附椿庭师书，见惠贱名印子二枚并印录一合、杭扇一把，由是拟欲遣愚徒，投拙作以问候客馆安康，且谢慈意之所及之间，有人传，法幢附北舶，即馆城西嵯峨，虽最似可喜，愚以固拒国命，藏拙穷山，不能遂素志，深以负愧耳。”据此可知，壬子秋，即洪武五年、日本北朝应安五年的秋天，作为大明使臣的天宁寺祖阐和瓦官寺克勤，曾致信妙葩，其中附有椿庭海寿的介绍，并印章、杭扇等礼品，妙葩收到后曾拟派弟子携带自己的诗作前往问候，但后来听说明使一行乘船到了京洛，下榻城西嵯峨，和北朝—幕府有了接触，而自己因“固拒国命”（即拒绝和幕府主管细川赖之等妥协）而隐居山间，不便和明使联络，深感愧疚。但妙葩一直关心明使的动向，和滞留在日本的赵秩等书信往来时，也会谈及祖阐一行的行踪，当得知祖阐、克勤从京洛返回九州博多港时，估计他们将在那里和赵秩相聚，妙葩便请托赵秩把自己的旧作及“水晶念珠”等礼物转呈给“两和尚”，既表示谢意，也解释当时未做答复并非有意“怠慢”而是实有苦衷。故《小序》又云：“顷又闻知，两和尚，迩来附南海舶，可回博多云云，然则有信报相公以际会必矣。高论之次，说及于此，卑拙大幸也。又此旧作，而今不欲寄达两和尚，录上台座下，只图使两和尚审知愚之非怠慢而已云云。”⁽¹¹²⁾妙葩另有《寄大明瓦官无逸讲师》诗，第一句说：“癸丑缄书达甲寅”，⁽¹¹³⁾说明他拟“山诗代柬”回复祖阐、克勤的诗作是在癸丑年（洪武六年，1373）写就的，而实际送达则在洪武七年三月，距祖阐等致信给他已经一年有半。当然，祖阐也未能通过妙葩接触到北朝—幕府。

无逸克勤写给比叡山延历寺天台座主的信，即《致延历寺座主书》因收入《善邻国宝记》而较多被关注和引用，但《善邻国宝记》所录为该信的节选，至德川时期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刊印的《邻交征书》始收录全文。书简抬头处写：“九月一日，瓦官教寺住持克勤，载拜致书于延历寺堂上座主大和尚侍者”，末尾处写：“洪武五年九月一日，瓦官克勤具”，可知写信时间为洪武五年（1372）九月一日。且文中说：“今以东山长老，往速其命”，表明此信是由椿庭海寿转递的。⁽¹¹⁴⁾

有关此信转述的明太祖秘密口谕，已如上述，但阅读全信，还有其他值得关注之处，可与“口谕”乃至《和宗泐韵》所表达的明太祖对日交涉构想相互参证。此信之所以用克勤的名义书写，显然因为他和延历寺住持同属天台宗，书简开篇部分，由佛教传入中国后“宗论”“宗经”“各有其师”的状况描述，论到天台一宗的源流发展，特别提到日本的传教大师亦即日本天台宗开山宗师最澄入唐求法，称其“手录一家论疏以归，此日本传教之始也”。接下来叙述唐末五代战乱对佛教的毁坏，包括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曾驻锡多年的金陵瓦官寺“亦非我宗所有”，直到宋朝，佛教才渐次恢复，天台宗内中国和日本僧人的切磋学习也渐次活跃，就此，克勤书简做一总括说：“勤观先佛之教，初由天台而传至日本。考之唐、宋之君，与日本往来修好，密若父子之国，得非吾徒访道专笃，中国之君见其人之忠信，嘉其国之礼仪，因以重其好焉。不然，何海东之国非一，皆不殆日本之亲且厚也？是则天台之徒，非独广佛之教利及有情，亦有以助王之化泽被生民也。”⁽¹¹⁵⁾

可以说，克勤书简至此切入了主题，着意强调的是历史上天台宗中、日弟子之间的交往如何促进了中日两国的“修好”关系，其中阐述的“广佛之教”与“助王之化”的观点，显然与明太祖《和宗泐韵》诗的指示呼应一致，而通过佛教交往，打开中国与日本交往的途径，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故书简叙及明朝代元而立后，极力称赞明太祖“游神内典”、重振佛教的诸种举措，并特别提到瓦官寺重新恢复为天台宗教寺之事：“乃复瓦官为天台教寺，众则推勤主之。”据书简言，克勤之所以专门致信延历寺座主，除了同为天台宗之外，还考虑到了该寺与国家政权的特殊关系：“况闻天台之山，国之首刹，为其首者，必国族大姓。勤恃以为同宗之人，苟能为我济事，则是天台宗人，能济两国之事，两国之君，必有以待吾宗矣。”⁽¹¹⁶⁾也就是说，促进两国修好，对天台宗的发展也有好处。

关于克勤书简所寄达的对象“延历寺天台座主”，《邻交征书》编者注说是指“承胤法亲王”。⁽¹¹⁷⁾这位承胤法亲王为持明院系统的后伏见天皇的第六皇子，是当时北朝后圆融天皇的叔祖，确属书简中所说的“国族大姓”。克勤致信给他，为了接通与北朝—幕府的渠道，自然不能不解释明朝为何和怀良政权往来，为何接受怀良的使节，太祖秘密口谕即是在这样脉络里由克勤转述出来的，其具体内容及笔者的分析已在前面叙述，此处不赘。而克勤书简对明朝为何礼遇怀良使者所做的解释，虽然是为了和今川了俊拘押明使的情形相比照，指责其非礼的做法，但提及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书简云：“且亲王遣一祖来入中国，尚郎官给酱食，陆备舆马，水具舟楫。殆至京师，馆于会同，三日一宴之。南北朝贺之使，皆列坐其下，皇帝亲临朝，见而抚徕之，曾无毫发疑问。何则？帝谓祖来僧也，而日本有前宋旧好，待以腹心故也。关西之分，王自分之，中国之待祖来，通为待日本之使尔。”⁽¹¹⁸⁾此处所说的“关西之分，王自分之”，不宜简单视为克勤信口而出的“强辩”之语，从克勤等出使以来的活动综合考察，可以说这表露了明朝对日的基本认识与交涉策略，亦即从明朝看来，当时日本的分立在基本性质上属于内部之争，明朝是把他们视为一个主体的。

克勤的《致延历寺座主书》送达延历寺，该寺应克勤的请求，抄录赠送了中国已经亡佚的天台教典，这些皆有史料可以证明，⁽¹¹⁹⁾而延历寺座主和北朝—幕府就明使的到来进行了怎样的沟通，则在《续本朝通鉴》“癸丑应安六年”，即洪武六年（1373）“五月壬寅”条里有片段记载：“天台座主尊道奏览明国使僧状，且呈义满。义满大惊，遣使于镇西招之。”⁽¹²⁰⁾此处所说的“尊道”，当为“尊道入道法亲王”，他也是后伏见天皇的皇子，和承胤法亲王一样，曾任延历寺天台座主，看来是他把克勤的信呈交给北朝天皇和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义满由此得知明使在博多的处境，决定把他们召到京都。据《花营三代记》，此年六月二十九日，“大明国仲猷（讳祖阐）、无逸，两人自镇西上洛，着嵯峨向阳庵”。⁽¹²¹⁾而这已是克勤写信的近十个月之后了。

据祖阐、克勤致天龙寺方丈清溪通彻的信，他们当时已经知道这是足利义满过问的结果。该信云：“幸获管领相公柄国之权，为国尽虑，忽自开明，移文远来，将送至此。”据收录此信的《大日本史料》编者注，此处的“管领相公”，即指幕府将军足利义满。⁽¹²²⁾此时的义满15岁，这举措是否属于他的亲自问政，无从确认，最大的可能是他周围辅佐的决策。但明使被移送到京洛西山向阳庵后，又被搁置在那里，“然具经五旬，未获一见”⁽¹²³⁾，根本没有得到幕府将军的接见。不过，祖阐、克勤并未坐而待毙，而是积极和当地僧俗各界交往。从存留下来的史料可以看到，克勤、祖阐曾为天龙寺首座希杲汇辑的《诸偈类要》撰写序跋⁽¹²⁴⁾，为出身于“京师华胄”的“昭上人”取“字”，⁽¹²⁵⁾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克勤为“今之政府左金吾相公”的法号赋诗。这位“左金吾相公”即斯波义将，是足利幕府武将之一，13岁即担任过幕府执事，因幕府内部的权力之争流亡外地，但此时地位已经渐渐恢复。六年以后的1379年，幕府管领细川赖之失势，义将是重要的策动者，并取代赖之成为管领。⁽¹²⁶⁾可以推测，在遭遇冷落之时，祖阐、克勤和斯波义将接触，应该有寻找打开外交难局的用意。

在祖阐、克勤结交的人物中，最终是清溪通彻帮助疏通了和幕府的关系。通彻，临济宗僧人，1319年到元朝中国，修学三十余年，回日本后承梦窗疏石之法嗣，历任京都临川寺、天龙寺住持⁽¹²⁷⁾，和春屋妙葩同宗同门。从祖阐、克勤致通彻的信看，他们推测遭受冷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幕府“执事”亦即细川赖之仍对明使心怀疑虑，故请清溪代为解释明朝之所以接受“镇王”即怀良亲王遣使通好的原因，以及此次出使欲见真正的“日本国王”却未带明太祖的正式诏书的苦衷，希望清溪“委曲达于执事”，“使监二人之情，并详中国之意，则意无不善者”。在信的结尾处，祖阐、克勤明确表示：倘若这样的解释不被接受，而被认为“有可谪之罪，亦请早赐发落，无以我二人之不获命，而牵累众人也”。⁽¹²⁸⁾总之，祖阐、克勤是以极其克制但也颇为绝决的方式，要求北朝—幕府及早明确表态。

其时执掌幕府政务的细川赖之为何冷淡明朝来使？据村井章介分析，在足利幕府内部，有对明交涉的消极派和积极派两派，前者代表是细川赖之、今川了俊，后者则是斯波义将等人，而佛教界的春屋妙葩一派，则与积极派关系密切。⁽¹²⁹⁾就此而言，克勤、祖阐遵照明太祖的指示，积极利用佛教界的人际网络拓展对日交涉途径，显然是一个切实有效的策略。他们给清溪通彻的信未署写作时间，经村井章介考证，祖阐、克勤一行于日本北朝应安六年（洪武六年，1373）六月二十九日由博多到达京洛，给清溪的信里说他们来后已经过了“五旬”，仍然未获接见，按此推算，写信时间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前后。如果考虑到“五旬”可能是略有夸张的概数，那么，该信也可能写于八月中旬左右。⁽¹³⁰⁾而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幕府将军义满下令同意明使归国，这应该是清溪通彻的转信发生了效力。

但还要考虑到有另外的因素同时起了作用。据《续本朝通鉴》，应安六年（1873）“秋八月廿九戊戌，义满令明国使僧归国”。并云：“祖阐在洛之间，敷演禅法，听者耸愕，义满闻之，欲留之以为天龙寺住持，阐辞而不从，请归，故许之。”⁽¹³¹⁾由此可知，祖阐、克勤等在京洛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使得幕府方面无法再对他们置之不问了。而据村井章介分析，幕府拟留祖阐做天龙寺住持，而让克勤归国，这可能出自细川赖之派的两方面考虑，其一是把对明朝的交涉，消极地限定在宗教文化层面，同时以明使未带正式诏书而拒绝政治交涉；其二是借此预防春屋妙葩一派重返天龙寺。⁽¹³²⁾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使的对应：“祖阐以无上命，力辞之。”⁽¹³³⁾“无逸曰：‘我使臣尔，非奉帝命不敢从，王如欲阐敷宣大法，宜同往请于朝，否则有死而已。’”⁽¹³⁴⁾两人强调的都是必须奉“上命”“帝命”而行，由此表明，作为使臣，他们是有必须舍命恪守的原则的。

综上，明使有理有节的交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幕府内部的决策朝着对明朝积极交涉的方向转换。洪武六年十月，克勤、祖阐一行再返博多，滞留在周防的赵秩等也赶来汇合，⁽¹³⁵⁾翌年（1374）五月，他们带领足利幕府派遣的使者回国。可以说，这两批明朝使节的出使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最终都做到了不辱使命而归。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五月二十九日，“僧祖阐、克勤等还自日本，诏赐祖阐、克勤白金八百两，文绮帛各二匹，从行僧白金、绮帛有差。祖阐等奏日本赆马，命受之”。而无逸克勤所受的赏赐并不限于金帛，明太祖“亲赐手诏，谕其父华毅，使其加冠巾出仕”，亦即克勤还俗为官了。⁽¹³⁶⁾宋濂所撰《日本梦窗正宗普济国师碑铭》有云：“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国遣使者来贡方物”，“考功监丞华克勤”上奏太祖，请宋濂为梦窗法师撰写碑铭，⁽¹³⁷⁾宋濂文里所说的“华克勤”，即无逸克勤还俗后的姓名，可知此时他的官职是“考功监丞”。但至于与克勤等同时归国的赵秩如何复命，后来的境遇又是如何，则史料无载。

总之，赵秩一行和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一行在日本南北朝对峙的混乱情形下，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信息，把握时局走向，在各界展开多线索交涉活动，最终促使最有可能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的对明政策由消极转向主动。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联络方式的限制，明朝使者往往在日滞留数年，不但不能及时地向国内请示，还会在异域遭受冷遇或拘囿。而他们能够临危不乱，灵活应对，又能坚持最高决策者制定的交涉原则，终于打破困局，促使新的转机出现，不能不说表现出了非凡的外交能力。尽管在洪武时期中日之间最终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册封—朝贡关系，但这两批使者的赴日交涉，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的，而且应当被视为前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