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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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遭遇虚无与超越虚无”:鲁迅生命的“危机、锻冶——自救、升华”时期(1909-1925)

1909年8月,鲁迅由日本回国,1918年4月,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中经十个年头,此间的鲁迅从29岁到38岁,留下的文字不多,相对而言,可称“沉默鲁迅”。中国多数的鲁迅传记都不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段多作停留,也极少在这一段生活中提炼出鲁迅生命中某种根本性的精神元素。

但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就说:

《狂人日记》发表以前的北京生活时期,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期”的时期,在鲁迅的传记中是最不清楚的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个时期对于鲁迅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作为鲁迅的“骨骼”形成时期,我不能想到别的时期。他晚年思想的变化,可以大致追溯其过程,不过, 在根本上形成的鲁迅本身的生命和基础,只能认为这个时期在黑暗中形成的。所谓黑暗,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法说明的意思。[1]

某个人,直到他获得了对于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自觉为止,恐怕是要有无数要素的堆积吧。不过,他一旦获得了自觉之后,要素就会反过来由他选择。[2]

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应该被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不然,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者鲁迅还毕竟是句空话。[3]

“竹内鲁迅论”最令人难忘的地方在于:他能够那样早,那样断然、深刻地把一个“沉默”而没有多少文字的鲁迅看得如此重要。2001年前后,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他所主持的课堂上列出专讲:“十年沉默的鲁迅”,也认为“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4]

要讲鲁迅的精神生命,“沉默十年”(相对而言)是无法绕过的。笔者把1909年至1925年,总称为鲁迅生命的“危机、锻冶——自救、升华”时期。并且把1909年至1917年的“沉默”视为鲁迅陷入困境、遭遇虚无、沉潜于虚无的时期,而把1918年至1925年视为鲁迅抗击虚无、超越虚无,进行自我救赎的积极时段。

由于“沉默”鲁迅的少有文字,笔者采用了依据鲁迅1918年后的文字来反观“沉默鲁迅”的精神境况的做法,同时也以他的相关日记和小说《怀旧》等进行了补充论证。

与笔者在本书导论中谈到的多位存在主义思想者不同,鲁迅的虚无体验有他独特的“中国印记”、“鲁迅印记”。我们会看到,是在物质生存苦难与社会化陈腐、黑暗的联合逼压中,“沉默鲁迅”同时在透视着生存虚无——其中既有他人的虚无人生,更有鲁迅自我生命的虚无境遇。到这里,我们就基本上完整地见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三维建构体”:最基本的是人间的物质生存苦难——饥寒病苦、生命死难;最深刻的是生命存在中的虚无无凭——没有生命意义之思,更没有生命意义抉断与坚守的同胞群像以及自感虚无无为而又不得超越之路的鲁迅自我生命虚无境况(也是中国诸多知识阶层的生命境况);处乎中间地带的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性、制度性黑暗——一整套专制等级秩序及其意识形态、文化氛围以及这一意识形态、文化氛围导演下的专横、冷漠、酷虐。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民苦难-社会黑暗-生命虚无”的三重困境中,鲁迅悍然“诞生”了他自己介入、批判、反抗这一“黑色”世界,创造自我生命价值的“战士真我”——其时已是《野草》完成之时的1925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