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

Robert Matteson Johnston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867—1920），历史学家，1908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拿破仑传》（Napoleon:A Short Biography,1904）、《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909）和《神圣基督教会》（The Holy Christian Church,1912）等。

法国大革命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即从1789年5月5日到1794年热月9日，集中了人类所能设想出的最富戏剧性、最令人憎恶、最振奋人心、最可怕、最光荣和最令人沮丧的一切。关于这场革命，决不存在中庸之道，没有四平八稳，也没有明察秋毫；一切都是极端的，人的情绪上升到了最强烈的集体表达，表达饥饿、杀戮、压迫、暴政所带来的剧痛，表达决定性的行动和攀登高峰所带来的欣喜，站在这样的巅峰之上，可以看到自由和改良正疾驰在希望的地平线上。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让普通读者神魂颠倒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在他的面前设置了崇高的边界，卑贱的边界，潜藏在他自己身上没有得到发展的、多半也从未得到表达的一切的边界。

大革命的反差

解释这样一场运动格外困难。就连卡莱尔，尽管有着强烈的博爱情怀，也没能捕捉到那个不幸女人的身影，在一个阴沉秋日的拂晓时分，她步履沉重地穿过巴黎空荡荡的街巷，眼睛里充满了饥饿和绝望，机械地敲打着她的那面鼓，悲伤地吟叹：“Du pain！Du pain！”（“面包！面包！”）那痛苦的身影，其所有毫不掩饰的情感透着满腹心酸，将要把波旁王族从凡尔赛彻底根除，使巴黎再一次成为法国的首都，并通过这一行为，使法国历史的整个潮流改变方向，离开它流淌了二百年的河道。这就是反差，是困难，随处可见。米拉波是一个腐败而堕落的人，他的邪恶持续不断地困扰着我们，但他时常也是一个有着宏大构想的政治家，他的眼睛总是准确无误地穿透时间的面纱。夏洛特·科黛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头脑简单、无足轻重的年轻女人；她把一把刀子捅进了马拉的心脏，并用那英雄般的姿态，照亮了一场可怕危机的幽深之处。

革命啦！

大革命的历史

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个古怪的事实，但是当你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似乎又不是那么古怪了，这就是：没有一部优秀的大革命史。有三本引人注目的书，分别是米什莱、卡莱尔和泰纳的著作；这三本书都注定要作为名著——既是知识性的，也是艺术性的——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下去；然而，其中任何一本都不能让当今这个时代完全满意，不管是它对事实的陈述，它的文学方法，还是它的精神品格；虽说眼下并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另一部伟大的大革命史。相反，对历史学家来说，眼下的趋势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场运动中没完没了的细节或五花八门的方方面面，从每一个方面或细节中找出一个合适的对象，足以运用他们的勤奋，发挥他们的天才。照着这个样子，我们在这里最好的做法，或许是从大革命的角度出发，触及一下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反应，尤其是关于那两本名作：伏尔泰的《哲学通信》（Letters on the English），以及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观念的革命

18世纪初叶目睹了法国的一次观念潮流的巨大改变。路易十四的去世，摄政王菲利普·多莱昂公爵的掌权，使光彩夺目的凡尔赛宫曾经拥有的古老威望全都风流云散，并使一位机智风趣的浪荡子成为法国的统治者，他对壮观的排场和刻板的礼仪毫不在意。他按照自己那不体面的方式享受生活；他参与赌博，鼓励证券交易投机；他放松了对言论的钳制，解开了套在朝臣们脖子上的皮带，路易十四曾经用它们束缚他那个时代的大文人。法国的作家们立即冲进了政治讽刺和政治批评这片无边无际的战场。1721年，孟德斯鸠用他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打头阵，1734年，伏尔泰用他的《哲学通信》步其后尘。春天的猎犬纷纷追踪作家们的踪迹。

伏尔泰的勇敢

伏尔泰

孟德斯鸠对旧秩序的猛烈指控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只不过是因为他用辣椒酱把它的味道调得更加浓厚，恰好符合摄政王那早已败坏的口味。而伏尔泰的书，情形就更加不妙了；它立即被宣告有罪，当局下令逮捕作者，并要把他关进巴士底狱。为了安全起见，伏尔泰不得不逃之乎也。然而，在现代读者看来，《哲学通信》无疑是十分温和的东西。

只有把法国当时所存在的政治专制的条件牢记在心，你才能认识到这本书的大胆。书中，伏尔泰以他极其清澈的风格给出了他对英国的印象，但他模仿了那个扔球的人：他把球扔向某个目标，然后试图在它反弹回来的时候抓住它。他笔下写的是英国，但他心里惦记的是法国；在前者的习俗和制度中，他寻找着能够从中衡量本国习俗和制度的榜样。

总的来说，伏尔泰倾向于看好他跨过英吉利海峡探访的这个陌生民族，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他们的哲学、文学和气候会直接导致忧郁症。在他看来，英国似乎是个满足、繁荣、有秩序和政府开明的国度。君主政体受到了四平八稳的议会体制的制约，尤其是在信仰和意见问题上颇为宽容。他坦率地表示赞佩，并号召他的同胞们仿效，在他看来，英国似乎是最值得称赞的楷模。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他明显害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他总是宁愿通过宗教的迂回之路，来表达他对宽容的诉求。

一个英国人对大革命的看法

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伯克那里，我们得到了可能是最强烈的反差。伯克不赞佩任何东西，他谴责一切；他总是预见最差的结果。首先，大革命如今确实已经爆发。当骚乱迅速发展的时候，当国民会议为了挫败波旁王族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而故意采取破坏性政策时，它最好的方面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法国看来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在伯克看来，这似乎比造成这种混乱的长期持续的暴政和恶政更加不能容忍。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保守。在他看来，威廉三世和辉格党人的光荣革命似乎是完美的楷模，英国的议会制度是理想的政府形式。巴黎的骚乱和国民会议的方法让他深感震惊，也让他受到了伤害，于是他反对它们，他撕碎了它们。确实，他承认，他没有条件发表判断：“我并不假装我像另外一些人那样正确地了解法国”，因此，他把自己局限于辩护者的角色。他对大革命的反驳响彻欧洲的法庭，在几乎每一个心存怀疑的地方都令人信服，直到今天，依然是针对现代法国缔造者们的最有效的指控。伯克的书之所以大获成功，部分程度上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在它出版之后，紧接着便是“恐怖统治时期”，它似乎证明了作者的论点；但尤其要归功于它辉煌而高贵的风格，即便多少有点过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给出下面这一个例证：

伯克论玛丽·安托万内特

大革命时期被押上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

“自我在凡尔赛宫见到法国王后（当时还是太子妃）以来，距今已十六七年；想必从未有过比她更令人愉快的尤物降临在这个她似乎很少接触的星球。我看到她在地平线的上方，装饰并鼓舞着这个她刚刚移居其中的冉冉升起的星球——像晨星一样闪耀，充满生命、壮丽和欢乐。噢！怎样一场革命啊！我必须有怎样一颗心灵，才能不带感情地凝视那上升和降落！当她把崇敬的称号添加到那热烈、遥远、谦恭的爱的称号之上时，我做梦也不曾想到，她将不得不拿剧烈的解毒药去纾解那深藏胸中的耻辱；我做梦也不曾想到，我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在一个英勇男儿的国家，在一个荣誉之士的国家，在一个骑士国家，这样的灾难竟会降临在她的头上。我想，即便是看到有人威胁要冒犯她，也定会有千万把宝剑脱鞘而出。然而，骑士的时代已经远去。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者的时代继之而来；欧洲的荣耀已经被永远扑灭。”

就这样，伯克骄傲地俯看着法国的灾难，而伏尔泰则满怀钦佩地仰望着英国的繁荣。一个世纪之后走来的我们，在承认他们作为文人的卓尔不群的同时，或许可以觉察到，作为思想家，他们大概跟自己研究的对象距离得太近了一点。伯克的论点始终值得敬佩，但不能令人信服；而伏尔泰的论点常常证明了下面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他对英国人的赞美，是建立在明显没能理解他们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