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使人觉得遗憾的，乃是作者在第三章论朱熹之哲学的那一部分。作者对西洋哲学大约有些扞格，故所用名词，不能切当。即以朱熹的本体论（Ontology）言，其为理气二元论，固尽人皆知者也；但这个二元说，既不能说它唯心，亦不能说它唯物，总之，这些名词都不宜妄加。但作者在论其政治哲学那一节说：“朱熹之政治哲学，一言以蔽之，曰，唯心论而已。唯其偏于唯心，故重人治而轻物治，主德治而薄法治。……然朱熹之政治哲学何以必主于唯心，是则当求其源于其本体哲学及伦理哲学。”（页三五至三六）而在第六章论朱陆异同时又说：“就本体论言，朱为理气二元论之主张者；以近代哲学术语言之，可称为一实在论者：即以为一切现象界之背后有所谓理气二元之实在者在。陆为心即理说之主张者；以近代哲学术语言之，可称为一唯心论者。……”（页八六）既唯心论矣，而又为实在论，且与唯心论反其道。岂非自相矛盾？况作者对“实在论”（Realism）这一术语之本义亦不甚清楚，其解释亦不免有误。此虽不必深究，但毕竟不是太小的问题也。

复次，作者在讲价值论时共分成四部，即伦理、教育、政治、宗教等哲学。而伦理哲学中又分性论、心论、修养论三节，未免叠床架屋。盖所谓教育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应算在人生哲学（伦理学，Ethic）范畴之内，而论心与论性，则似乎应归于形上部分为宜；放入伦理哲学，终嫌枘凿。惟谈及朱子对鬼神之观念，直斥为退步，则实有见地。

此外，第三段以认识论之名词加于释“格物致知”之上，亦欠妥帖。所谓格物致知，原是修养阶梯，归入人生论中，最为方便，且无两橛之病。名之曰认识论，似乎文不对题。况作者自己明明承认：“严格言之，中国自来之哲学思想，纯正之认识论实不多觏。朱熹之穷理说，格物致知说，实亦不过哲学的方法论。盖对知识之本身，未曾加以分析与穷究也。”夫如是，则何必不径名之曰方法论，而必欲名以认识或知识论耶？

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自有其一贯体系，初非西方哲学之体系与范围所能绳准。纵加绳准，亦必有所过或不足。今人讲中国哲学，动辄绳以西方条例，加以西方名词；即使所加无误，亦必将原有统系予以割裂，因为中国的思想根本与外国的不同也。故中与西相对照相比较则可，硬以彼之模型格式套入此思想则不可。故友人陈熙橡君谓：“最好能用科学方法把中国人所用来思想的体系步骤寻找出来，而成一自我的统系，乃可望于今后中国思想的进步。”是真值得玩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