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书的第一部分，即是从“献诗”、“赋诗”种种历史上的证据，讨论到“诗言志”之与“政教”、“修身立德”、“穷通”有关，说明“志”即是“道”。跟着说明诗、乐最早是不分家而后来则分了家的历史。由于诗、乐的分开而产生了以“义”说“诗”，然后“教诗明志”而有了“诗教”，而有了孟子的“知人论世”。于是很容易却顶正确地推翻了《诗序》的矛盾：“将‘以诗合意’的结果就当作‘知人论世’，以为作诗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诗的‘志’果然如此；将理想当作事实，将主观当作客观”。结论是：“自然教人难信”（页二一三）。虽说推理水到渠成，却是作者深切著明地思考的结果，不由我们不心悦诚服。

由诗、乐分家然后谈到“陈诗”、“采诗”诸学说的渊源。最后还是归结到“言志”即“载道”。另一方面，作者把“言志”和“缘情”却摆在对立的地位。作者的看法是：有关政教的诗，当然所“言”之“志”即是政教；无关政教的诗如男女私情之作，乃是由于“采民风”、“观民俗”所保留下来的（页二一六）。作者更认为：“《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页二〇二）于是《诗经》里所有“缘情”的诗，不关政教的诗，其流传下来的机会都算作例外；而有关政教的诗都被合法地保留，以紧缩了“志”的范围。“志”的范围只是合于“道”（与政教有关）的，于是“言志”乃与“载道”之义相差不多，而与“缘情”则不能混为一谈了。作者的结论是：

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还不承认“诗缘情”本身的价值，却已发现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所以转换一个说法来解释。到了《韩诗》及《汉书》时代，看得这情形更明白，便只说“歌食”、“歌事”，只说“哀乐之心”，“各言其伤”，索性不提“言志”了。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页二一六至二一七）

笔者对于“言志”有关政教的说法，非常同意；而对作者把“缘情”和“言志”完全看成两回事，颇觉有所欲言。我想“志”这个词的涵义总有“情”的成分在内，“言志”也未必就同“缘情”完全对立。况且“言志”固然同“载道”差不多，却毕竟不是载道。我的看法是：“言志”一词的涵义，是统摄“载道”和“缘情”的。“言志”所以在先秦时偏于指政教，到两汉以后乃接近于“缘情”，稍后更别出“明道”或“载道”一名以代替“言志”的说法，这同各个时代受教育者的背景环境有关。而这一点却为作者所忽略。另一面，诗人也并非没有缘情的自觉，因而“言志”正不必同“缘情”一定要分家，或竟把两者相对立起来。这道理极浅显，下面就来解释——

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的教育是“不下庶人”的，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子弟、公子王孙，纵有所谓“士”，也还是候补的官僚政客，早晚能够当上“大夫”的。然则他们受教育的目的不问可知，除了政治、教化、外交、朝聘、燕享种种与家国宗社发生关系的事情以外，别无其它。即使在修身表德方面下功夫，在“礼”、“乐”中陶冶情性，其最终目的仍脱不开“政”、“教”。作者在本书中所依据的《左传》、《国语》、《尚书》以及其它子书中的例子，只能说明一件事，即这些“献诗”、“赋诗”乃至“作诗”的人都是贵族，都是公卿大夫；而他们的“志”固然无非政教；即他们的“情”也还是离不开政教，或至少与政教有关。但不能因此就下断语，说“志”指的只是政教，没有别的。因为凡人皆有志，“政”、“教”只是受教育的人所表现的“志”，不是所有的“诗”的作者的“志”。尽管说，那一半“缘情”之作的诗所以收入《诗经》是因为能唱——“诗乐不分家”；尽管作者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说法，说“国风不出于民间”；尽管说陈诗观风，一些民歌之被采辑乃是为了观民情正人心之得失；但我们仍不能说那些诗不是“缘情”之作。乐工虽然没有“缘情”的自觉，同时“只有诗而无诗人”，可是作“缘情”诗的人在作诗时必然是“志于情”的，而非“志于政教”的。因为我们不能说那一半缘情诗根本没有作者，更不能说那些诗的作者也都是以“政”、“教”为“志”的人。再退一步说，即使那些诗人心中也有着不离“政”、“教”的“志”，可是方其作诗时思及男女悦慕之情或其它情感时，这种情感也不能不算作他们的“志”，而这种“志”却显然与志在政教的“志”无关。然则“政”、“教”只是“志”的一部分，只是某一部分人的“志”，甚且这某一部分人虽志在政教，但有时也会产生不完全志在政教的“志”。不过一方面是“志于道”，一方面是“志于情”罢了。

作者曾引到《论语》中“盍各言尔志”的话，以为其“言志”即指“政”、“教”的证明。殊不知孔子开创学派以后，受教育的虽不尽是贵族公卿子弟，而孔门中却十有九是“志于道”的人。他们虽非官宦出身，可心里确是想做官的，所以把“志”的范围推广而为“表德”，并把自己的抱负——也就是“志”——寄托在一旦做了官之后将如何推行自己的“道”的上面，因而产生了诉说命运的“穷通”。等到秦以后，贵族与庶人的距离日益缩短，界限也日益淡漠，这种观念于是也逐渐改变，除掉贾谊、晁错、董仲舒及一些经生们仍以“政”、“教”为“志”，而《诗大序》及《韩诗》中的议论，已属于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声音，带有一班不一定爬得上公卿大夫的地位的“士庶”口吻了。夫教育之特权既不为贵族所专有（虽然要成为贵族公卿，还得从受教育做起），所以尽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无形的道统以后，“缘情”的乐府诗却不断产生，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可见“诗”之性质全在作者受教育的背景与受教育的目的。不信的话，试看《古诗十九首》，其中既有“缘情”的诗，又有“载道”（或说“言志”）的诗，而乐府诗则十有九为“缘情”的。而东汉以下至建安、黄初迄于西晋，那些为士大夫所拟作的乐府诗，却又十有九不免“志”在“政教”或“穷通”了。这纯粹是环境背景和作诗者本人的身分使然，而非“言志”本身与“缘情”有什么两样或彼此对立。至于作看说，汉以后的人竟不谈“言志”，到陆机乃明言“缘情”，迄六朝时又有“明道”的说法，我想，这也并非“言志”本身变了质，只是后来人看得更清楚，觉得“言志”一辞已包括不了更多的内容，才分化出许多新辞来罢了。犹之今日文坛上各种口号和术语，十之七八非古人所有，间有借用古语来解释现实的，那古语的意思也不尽为原意，究其实却仍旧不妨归入“明道”或“缘情”这两者的项下去，而为“言志”一辞所统摄。但我们今天毕竟很少有人再这样讲了，亦时代使然耳。

至于“现代”有“人”把“言志”与“载道”（实即“缘情”与“明道”）两辞作为起伏的主潮以解释我国的文学史（小如按：这个“现代人”实即指周作人，他的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一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稿），本亦言之成理。因为“志”本是“怀抱”，是“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东西，又是“心意所趣向”的（以上引文均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一九四，即《诗言志辨》的第一篇），比“缘情”一词的涵义原较明显：而“载道”较之“明道”也更为具体些。拿来用为衡量文学史上思潮起伏的标准，自然也不算说不通。不过唱这口号的人后来也曾自动地修正，说“志”即是“道”，“道”即是“志”了。笔者对“言志”和“载道”这两个词的性质，在未读朱先生此书以前已曾仔细想过，“志”究竟同“道”不一样。《论语》上说“志于道”，可见“道”是一个普遍的准则，“志”是发诸己的心意。不过“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每个人的“志”都相去不远，或虽为一己之志，却不仅关于一己之事，于是“志”可以“同”，“道”自然“合”了。至于把文学分成“言志”（缘情）和“载道”（明道）两大派类，须看创作者的动机和目的如何。如果是“为己”的（《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发诸己的，自动的，无关心的，虽其所陈之志是以天下国家为事的，他的作品还应该是“言志”的。相反，如果是“为人”的，有对象的，有关心的，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虽然只是说及自己的身边琐事，甚或有着“高风远韵”和“吟咏情性”的表现，也还是“载道”的作品。因此，“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这两句话就有了根据。作诗的动机大都是为己的，自发的，甚而有些诗人的作品根本不求人懂，故“诗以言志”。而文之所以为载道，盖文章写了总是为给人看的缘故。正因“现代”有“人”主张言志，便对散文中的尺牍、日记以及晚明小品的评价认为远在政论奏议以及唐宋八家之上；而他们却又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所以使人茫然无所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