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乐商教育的历史溯源
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沉积下来的一套完整的、稳固的行为模式与习惯。同样，“乐”文化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乐商教育，是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套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乐商不仅是昆阳一小百年教育的至高追求，也是中西方教育传统的最高价值。因此，本节内容在于追本溯源，追究乐商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乐商教育的历史智慧，西方乐商教育的传统，昆阳一小乐商教育百年积淀。
一、中国智者的见解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了两种文化类型：一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人的一生就是为上帝赎罪的一生；二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本人以耻辱感为动力：“武士道”（刀）和“彬彬有礼”（菊花）是它的两翼或两面性。[2]学者李泽厚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乐感文化”以形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终究有一天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乐商的影子，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老子“知足常乐”的生活理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关怀等。乐商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一种乐观的民族性格与思维模式，对具体的生产活动领域影响深远，这包括形成了中华传统的乐商教育智慧。
乐商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源远流长。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很早就有关于乐商教育理念的论述。早在《学记》当中就明确提出“乐群”“乐学”的乐商教育理念，“大学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兴其艺，不能乐学。”[4]即学生如果对课外的六艺不感兴趣，就不可能对课内《诗》《书》等经典感兴趣。只有将课内课外学习相结合，才能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5]“乐群”与“敬业”并重，即学生既要专心于自己的学业，又要乐于与朋友相互切磋，学会与人相处。
大教育家孔子认为学习本身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学习有三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知之”向“好之”的转变是由外向内的一个重要转变，学习不再是对外在知识的探求，而是发自内心的需求。而由“好之”向“乐之”的升华意味着只有由“好”最终达于“乐”，才能使外在的知识变为内在的生命体验，才能使外在的规范最终内化为心灵的满足。[6]
《吕氏春秋·诬徒》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乐商的教育思想，“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独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7]快乐情绪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如果人不能从心理上把学习当作一件乐事，即使是贤者亦不能持久地坚持下去。
汉代的刘安也主张学习应是快乐的，他认为：“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未之闻也”[8]。只有以学为乐，才能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北宋教育家程颢、程颐也曾提到这样的乐商教育理念：“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已物尔。”[9]朱熹深化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思想，认为：“习，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10]
明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主张“寓教于乐”，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毕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11]即教育方法须顺应童子年龄特征，尊重儿童兴趣，采取愉悦儿童身心的教育方式，儿童才能在学习中体验到快乐，以至于“其进自不能已”。
清代的教育家王心斋把学习视为天下最快乐的事，他还著有《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知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12]
到近现代，随着心理学在教学领域里的逐步应用，乐商教育理念被更多的教育家所重视。梁启超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提出趣味教育，鼓励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应该把教育看作唯一有趣味的工作。教育家蔡元培特别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以促使学生快乐学习，他批评当时的教育说：察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鲁迅先生尖锐地抨击了当时封建私塾教育扼杀儿童天性的现象，认为那种死谈书，毫无乐趣可言，只能使儿童成为呆头呆脑不大言笑的小老头，是对儿童天性的摧残。他明确提出教育应该给予学生乐趣，“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知识的……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13]
教育家陶行知，讥讽旧学校的教学是教师“教死书、教书死、死教书”，学生则“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提倡儿童“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大解放，主张教、学、做合一；同时提出了“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创造教育理论，将“乐学”与创造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乐学思想。
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其教育实践中概括出的“活教育”原则丰富了乐商教育思想的实践，他认为：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你应该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让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思想中有丰富的乐商教育思想，学者们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在教学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有“兴味”，适合学生年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要循序渐进启发诱导，照顾学生个性差异，在教学形式上要灵活多样寓教于乐，鼓励学生自求自得，在师生关系上要尊重学生以教为乐，引导学生愉快学习，等等。
二、西方学者的观点
激发学生求知欲与学习兴趣，让学生乐观地体验生活与学习，这在西方教育学者眼中历来都是普遍重视的话题。在西方，很多教育学者的教育思想中都体现出乐商教育理念。
西方乐商教育思想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昆体良等人的教育实践中萌发起来的。苏格拉底认为，教育者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真理，而是要做一个新思想的“产婆”。苏格拉底从不直接把学生所应掌握的知识教给学生，他总是用对话、提问和暗示诘难、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思考，使其主动、愉快地寻求答案。柏拉图认为，3—6岁的儿童就应该开始接受教育，并以故事、游戏、歌曲等方式培养儿童的坚毅、快乐、勇敢等品质。他根据儿童心理特点，提出“快乐”是儿童最先的知觉之一，并把对学生进行快乐训练称为教育的一个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沉思本身就是愉快的，而音乐能够促进这种高尚的愉快之感。因此他非常肯定音乐的教育价值，能够促进人愉快地学习。昆体良则主张：“要使最初的教育成为一种娱乐。”他认为，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意愿，首先要求“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14]。这种感情大大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因为在这种感情影响之下，学生不仅能愉快地听讲，而且相信教给他们的东西，愿意仿效教师。
昆体良从教育者与教学方法两个方面提出如何培养学生的“乐学”品质。他强调教师要爱严兼施，但坚决反对体罚学生，应多鼓励学生，培养他们的学习动机。“我认为，要用鼓励和合理的动机争取儿童学习自由学科，而绝不要用鞭笞或任何其他侮辱性的惩罚去强迫他们学习……但对于自由民儿童，称许和申诉比任何这种不体面的处理方法都更有效。”[15]同时，他强调父母和教师在教育时应注意让孩子劳逸结合，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多的负担使得他们产生厌学的情绪。“在儿童持久的努力之后，我们应给他以喘息的机会。因为人的全部生活总是包括劳逸两个部分。……因此，身体的维持要靠吃饱和排泄，心智的维持也要有张有弛。”[16]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教学方法必须适合儿童年龄特点。他认为，不同的年龄，需要不同的学习方法，指定功课，必须与学生的能力相称。只有教学方法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才能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17]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极力倡导“人性”，要求冲破封建专制和宗教教育，启发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欲望和兴趣。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反对封建教育灌输式的教育压迫儿童个性发展，他创办了“快乐之家”的宫廷学生，希望让儿童在这个“快乐之家”里快乐而活泼地生活。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提出了培养“全知全能的人”的教育思想。他认为要培养“全知全能的人”，在教学方法上应注重发展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习成为轻松愉快的过程；他甚至主张寓学习于游戏中。[18]
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乐学教育思想的先行者。他在《大教学论》开篇就提出“大教学论阐明将一切事物教给全人类的无所不包的艺术……以便使全体男女年轻人无一例外地全都迅速地、愉快地、透彻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大教学论》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19]
17世纪英国教育家洛克认为，不能强迫儿童学习，不可把学习当作儿童的一种烦恼。他主张启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自己去要求学习，把求学当成另外一种游戏或娱乐去追求”[20]。教师的教态应当慈祥和蔼，使学生因此容易接受教导，热爱学习。“儿童的好奇心是追求知识的欲望”，从教者应该加以鼓励。
18世纪法国启蒙教育家卢梭则在西方首次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不顾儿童的特点，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他认为：“教育的最大秘密，就在于使身心获得一张一弛，相互调剂。”[21]他还把培养学生“爱好学问的兴趣”和教给学生“研究学问的方法”当作“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主张“教育应当是快乐的”。斯宾塞第一次把“快乐”视为教育的一个价值目标。他指出：教育应该能够引起内在快乐的活动，不是因为能够得到外来奖励而快乐，而是因为它本身有益于健康。此外，他还提出了“好奇心—兴趣—志趣—乐趣”的乐学规律。19世纪德国民主教育理论家第斯多惠认为：“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播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22]他首次提出了一系列的愉快教学的原则，如主动性原则、尽量少教原则、引导学生发现真理原则以及力求引人入胜原则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针对传统学校中教学死板的弊端，主张“教育必须以对儿童能力、兴趣和习惯的心理探索为起点”。他反对以教材、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课堂教学，主张以儿童活动为中心、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通过从做中学来调动学生积极性，促进其发展。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也指出：“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剂是未来的快乐。”并据此进行“前景教育”，以让每个儿童都获得“明日快乐”，包括“从简单的原始的满足一直到最高的责任感之中得来的快乐”[2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教育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掀起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运动，极大地丰富了“乐群”“乐学”的乐商教育理念。苏霍姆林斯基创立了“快乐学校”，其目的在于“让儿童享受脑力劳动的欢乐和学习成功的欢乐”。他主张：“要让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对面前展示的真理感到震惊，学生在学习中意识到和感觉到自己智慧的力量，体验到创造的欢乐，为人的智慧和意志的伟大而感到骄傲。”[24]赞科夫从自己的实验教学体系出发，提出了使学生学习活动积极化的愉快教学原则。他认为，在学习中积极的情绪会造成精神的高涨。
纵观中外思想家教育家关于乐商教育理念的论述及实践经验，乐商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前人关于乐商教育理念的论述着重强调构建快乐的学习方式的价值与实现途径，倡导教育过程中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使教师乐于教，学生乐于学，使全体学生在师生融洽、合作的气氛中生动活泼主动地求得全面发展。事实上，乐商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不仅追求一种快乐的学习方式，更追求一种快乐的生活体验。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的理念，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快乐的生活体验不仅强调快乐教学、快乐学习促进学生的快乐成长，更突出日常生活的快乐交往对学生快乐成长的价值。
三、昆阳一小的百年积淀
昆阳一小创办于1916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她创办之初就以“乐群”为校名，以“乐群”“乐学”为校训。后虽经无数次变迁，但乐商永远是学校的基本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的追求目标。经过了一代代师生们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昆阳一小是一所生活乐观、态度积极、乐教乐学、师生和谐，充满着欢声笑语的阳光学校。
昆阳一小是在清末新学制的颁布的背景下产生的。1903年清朝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实行新学制，规定州、县、城、镇、乡、集均应设立蒙学堂。新学制规定，“蒙学宗旨，在于改良私塾，故章程规定，颇注重教授法之改善，于儿童身心之体察，三致意焉。”[25]可见，新学制要求蒙学堂的教学应关注“儿童身体之体察”，注重教法的创新，提高儿童学习的动机与乐趣。昆阳一小的前身乐群小学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创办的。根据平阳县志记载，昆阳一小由名儒江黎臣创办于1916年，初名“乐群国民学校”，校址为南门谯楼庙。1924年，改名为“乐群初级小学”。据《鳌江公学大事记》记载，江黎臣早在1904年就在鳌江女子小学任国文、修身科教师。可见，他在创学之初就有着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与教学经验。在创校时，他本着蒙学的新理念，把学校取名“乐群”。可以说，他在创办伊始就为学校注入了“乐”的基因。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昆阳一小在著名书法家张鹏翼担任校长期间，修订校歌《乐群之歌》，起句“晨夕群居乐在斯，春风散泽化无私”更为学校注入“乐育”的理念。张鹏翼先生以其自身乐观清正的人格魅力与严谨热忱的工作态度感染整个昆阳一小的师生，奠定了昆阳一小重书法艺术的历史传统，为“乐学园”的建设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作为温州现代文坛耆宿，张鹏翼先生沉静守默，树德桑梓，以自己的学问道德，赢得人们的尊仰。在昆阳一小担任校长期间，他为人清正，发展书法艺术，为昆阳一小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气息与书法氛围，并逐渐保存下来成为乐群小学的标签。如今的昆阳一小作为浙江省书法实验学校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书法人才，学生的书法作品多次参与国际交流，浓厚的书法气息正是在张鹏翼先生担任校长期间逐渐形成的学校文化与底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昆阳一小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涌现一批教育名人。他们从昆阳一小走出，又回到昆阳一小、奉献昆阳一小。平阳美术家、教育家朱义昭先生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朱义昭先生1940年就读于昆阳一小，1954年回到昆阳一小任教，他把之后的40年光阴都默默奉献给昆阳一小，直到1994年在昆阳一小退休。在校期间，他以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风趣的教学与乐于助人的情怀感染了几代的昆阳一小师生，在任教美术、历史、自然等学科上成果迭出，其中电化教学的制作，驰誉省、市，为学校争得荣誉。退休后，朱老先生始终保持着对昆阳一小浓烈的情怀，2004年为昆阳一小的扩建，把平时节衣缩食积蓄的一万元慷慨地捐给学校，为昆阳一小的建设奉献最后的余晖。回顾朱义昭先生的一生，他从昆阳一小走出，又将自己所学奉献给昆阳一小一代代的学子，为昆阳一小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为昆阳一小服务期间，又以一种严谨幽默的教风与乐于助人的精神感染了一代代的昆阳一小师生，塑造了一个人人都快乐学习、快乐生活的“乐学园”。
先辈们在昆阳一小创办之初就为学校奠定了“乐群”“乐学”的办学理念，在一代又一代管理者与教师们的奋勇跃进中，一个富有朝气生机的“乐学园”逐渐形成。如今的昆阳一小校园处处都洋溢着乐商的气息。
昆阳一小当前育人的理念与实践也深刻揭示了乐商教育精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与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好。”[26]基于新时期的教育改革的风向标，昆阳一小在学校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以“乐于学习、敢于担当、学会感恩、善于交往”为育人目标，以乐商为思想坐标，以“课程改革”为核心，倡导民主、平等、合作、开放的学习氛围，倡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学校的育人理念首先重视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实现离不开主体间的交往。因此，昆阳一小提出“乐群”的教育理念，就是重视交往，包括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在学习方面，学校提倡一种愉快学习的方式，其宗旨一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二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同时，昆阳一小各部门明确工作方向，围绕校训“乐群”“乐学”做好教育、教学、德育等各项工作。把“乐群”“乐学”的教育理念，渗透到学校的各个工作环节，努力把学校办成培养学生智慧的乐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乐园和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的乐园，使学校呈现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走进校园，几乎所有建筑物、一花一草都渗透着浓厚的“乐文化”氛围。刚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乐群乐学”四个大字。四座大楼首先被贴上“乐”的标签。三幢教学楼分别被命名为“乐学楼”“乐群楼”和“乐行楼”，住宿楼被命名为“乐居楼”。各个楼层由走廊相连，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在内部的环境建设上也处处彰显“乐”的精神。学校发动师生、家长参与学校乐学楼、乐群楼、乐行楼、乐居楼、板报、楼道、围墙等地方的主体文化设计和布置。一楼长廊有各种类型以“乐”字为主题的成语，休闲厅布置以艺术为主题的“快乐小舞台”。二楼围绕“乐”文化主题以学生作品、艺术剧照为主，打造“乐群”“乐学”校园。“乐学楼”以走近平阳名人为主题，激发孩子们爱家乡的情感，努力向名人学习；“乐行楼”“乐居楼”以“传统文化艺术”为核心进行布置，每个楼层一个主题，分“快乐表演”“快乐绘画”“快乐书法”“平阳名人”等凸显昆阳一小百年的传统艺术文化；“乐居楼”以生活、习惯为主题，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此外，校园里各种花草树木都挂上了一块写有介绍植物的牌子，绿化不忘增知识；每个教室进行班级文化布置，有中队特色介绍、图书角、班训；还分别设置了“乐乐信箱”，用环境来熏陶、感染人，使校园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乐园。
昆阳一小的乐商的氛围不仅体现在校园物理环境的建设上，在学校精神环境的建设上也处处彰显乐商的氛围。首先学校的校标就深刻体现出乐商的精髓。学校校标（见图1.1）是以篆书刻制的“乐”字中国印，深刻诠释了学校乐商的底蕴。整个校标“乐”字经过艺术加工，显得动感十足，活力四射，这突出昆阳一小学生活泼向上的积极精神。而中间的“乐”字被周围火红包围，象征着热情乐观的师生群体，共同构成快乐的学校环境。“乐”字自上而下，刚好是“昆阳一小”三字的融合，预示着昆阳一小和谐发展的美好前景。在学校管理发展上，以“乐群”“乐学”为校训，秉承团结、求实、健体、创新的校风，坚持乐教、能教、善教的教风，弘扬乐学、勤学、善学的学风，营造爱岗敬业、廉洁自律、求实创新、乐于服务的领导作风。
图1.1 昆阳一小校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