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区位和经济地理
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的高密度发展，为研究中国民营资本兴起的基础和内在机制提供了天然土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有着独特的长三角文化或同质的商业模式。长三角地区还不能与硅谷那样的区域产业集群同日而语。硅谷是一块仅有620平方英里的相对狭小的地理区位，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较之硅谷，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不趋同，专业技术技能也不是集中分布的；相反，长三角地区在地理和生态环境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面积总和超过54000平方英里，略大于希腊；总人口规模达到8700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5%），超过德国的总人口数。地貌上，长三角地区从冲积平原一直延伸至广阔的丘陵和山区，还包括3000多个海岸沿线的小岛。
长三角生态系统由北面流入黄海的长江形成的碗状冲积盆地，以及南面流入杭州湾的钱塘江形成的杭州湾组成。几千年来，通过长江泥沙沉积形成的太湖与海平面基本持平；其他低地海拔从10英尺到16英尺不等。“两种自然力量塑造了长三角的地貌：长江和海洋潮汐的交互作用形成脊状边缘盆地；8—12世纪的某个时间，部分中部土地下沉和被淹。”131长三角生态系统的范围从江苏省南部一直延伸至浙江省北部。杭州以南为长三角的山地边缘区，从浙江省南部一直延伸至江西省和福建省的边界。
9世纪以来，长三角一直是中国人口最多、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改革开放前，经济政策引发了很大的地区间差异。有着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地区（如资源丰富的江苏省）获得了大量的国家投资，助其成为一个重工业基地。而浙江省南部不易进入的丘陵地区则被无情忽视，欠缺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支持，土地劳动力比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了高的农业就业不足率。
这些不同的投资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132在国有工业基地和集体企业相对发达、地方财政收入稳定的江苏省南部，地方政府具有动力并采取财政手段鼓励集体经济模式，即优先发展农村集体企业（TVEs）。这种通常被描述为地方国有的苏南模式，符合国家领导人的改革初衷，即通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积累与扩张，鼓励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建设的发展。133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享有金融资本和国际市场的政策支持，它们得到了当地政府大量的财政投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优惠贷款。134邻近沿海港口、便利的交通、比内陆省份更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触手可及的全球航线和国际市场等有利条件，刺激了农村工业化，并且有助于数以百万计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江苏省的许多农村集体企业，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灵活性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在改革后期扩张成为上海和南京的国有企业的分包商。这样做有助于稳定销售和降低内在市场风险。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成长，许多集体企业达到了中型国有企业的规模。
地理优势、传统文化和技术遗产及商业传统，为这一长三角区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初始条件。同时，对本地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如对获取土地和营业执照的严格控制等），保护了这些政府所有企业免遭民营企业的竞争。135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农村集体企业蓬勃发展，截至1987年，高达90%的江苏省农村工业生产来自此类企业。136尽管如此，但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集体企业逐渐失去了资源获取特权和当地政府支持等原始竞争优势。集体企业开始出现低效率；而同时，民营企业开始发展。1993—2002年，全国范围的农村集体企业数从169万下降到73万，农村集体企业的就业总人数从近5800万减少至3800万。苏南地区的大部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或股份制公司。137农村集体企业的改制使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民营企业的绩效达到一致，进而为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改革开放早期，江苏省地方政府一直深入地介入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务，且在保护当地集体企业免遭民营企业的竞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不具备工业基础的浙江省山区和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依赖自发创业活动的发展和自力更生。正如温州一位企业家所说，“在这里，民营企业家从未被人瞧不起。地方政府清楚地知道，民营企业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138个人主义的创业精神加地方政府默许下的“温州模式”，迅速在整个浙江省扩散开来。
对国有大企业集团和大型外资企业格外重视的上海，则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在上海，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大型跨国企业的集聚，较早地引入了竞争和民营化概念；但是，由于这些早已在国际市场功成名就的外资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优势，国内民营初创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比江苏省更晚。20世纪80年代末，当浙江省和江苏省已有超过10000家正式注册的民营企业时，上海只有1000家。上海对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的重视，有效地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企业才得以加速发展。
来自工商部门的官方注册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4年里，长三角这三个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见图3.1）。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增长最快、数量最多；而同一时期，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海没有提供民营企业的注册数据。
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企业浪潮席卷到了上海。上海每万人的民营企业注册数量很快超过了浙江省和江苏省，并在过去的20年中持续大幅上升（见图3.2）。然而，上海民营企业的规模一直特别小，2008年平均只有9名员工，大部分企业的规模仅略大于家庭作坊。相反，浙江省和江苏省民营企业的规模更大，平均有16—17名员工，显然已不同于家庭作坊。139尽管官方就业数据的漏报可能导致平均就业统计人数偏低，但是较少的平均员工数还是表明民营企业规模仍然小于其他类型企业，如农村集体企业的全国平均水平为50名员工。
图3.1 1980—1993年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注册数量
图3.2 1993—2008年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注册数量
不同的地域特征和历史上的不同产业结构，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多样性。如今，高科技产业集群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生产集群比邻而居。走过长三角这些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就如同经历了一整部工业发展历史。在普通车间和旧仓库里生产的小型制鞋或纽扣企业集群不远处，就是专注于计算机技术、“本地版硅谷”的现代高科技工业园区。同时，组织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既有简单的家庭作坊式，也有雇用来自全国和全世界最好大学的高质量毕业生、模仿西方公司治理理念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