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塑经济体制

许多观察者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四十多年成功市场转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用政府援助、地方政府的社团主义还是发展型国家来刻画这个观点，总是含有一个潜在的观念：在创造和形成用以保障与激励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方面，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9一般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过程，政治精英们创造了提升效率的规则和政策。10尽管经济改革的试错性特征被广泛认可，但是对中国市场转型成功和失败的分析与解释，仍然聚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家们身上。很多研究描述了地方政府官员是如何运用治理手段和财政权力，并通过加大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或者建立地方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的方式，成功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1即使是对适应性制度变革的区域分析中，也鲜有强调创业者和企业的主动性作用，而主要突出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包括弥补国家层面的立法缺失，制定临时性政策以保护民营企业不被地方政府征用。例如，温州作为浙江省的一个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基础薄弱，作为对当地商业行为的响应，在1987年就实施了地方性的民营企业政策，这比中央政府发布第一份官方的民营企业治理文件早了一年。12同时，温州的地方官员还制定了简化税收体系等地方性政策，引导和促进创业行为。温州或其他区域的地方性政策形成了“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这表明，这些地方政府的默认态度通常起到了支持性的作用：尽管在这些地方缺乏保护私有产权的正式制度，但处于边缘地位的民营经济仍然可以快速成长。13

以政治团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经济绩效主要来源”的观点为基础，国家中心论的研究强调了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作用。14“政治家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观点既是在实际上不可否认的，也是从直觉上让人感兴趣的。凭借着使用合法强制手段的专权，国家享有制度变革的实质性成本优势；相反，为了建立和实施游戏规则而发起的集体行动会产生成本，而“搭便车”问题限制了经济活动参与者承担这些成本的能力。政治家们从税收中求得最大化的利益，这驱使他们提供公共物品以获得税收；反过来，这又与他们发起的正式制度变革——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益相一致。15

在这种观点下，要脱离中央计划体制，自然要先将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制度化，因为政治团体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正式规则。而非正式的制度不但变化得慢，而且是政治精英们力所不及的。16这些非正式制度，被认为与政治家们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目的相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