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与存在问题
1.圣经译者的著述和工作记录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唯一的经典，其意义不同一般。自16世纪来华后，基督教外国传教士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圣经翻译，同时也出版了许多有关文献档案、著述。这类档案著述多为基督教各教派对自己工作成果的汇报和介绍，大都局限于各自教派的宣传，缺乏学术性的深入探讨。
最早涉及圣经翻译的著述，都是由与基督宗教有关的人员和机构所作。第一篇有关中国圣经译本的记录文献是《圣经在中国》（The Bible in China）[4]，作者是曾任英国圣经会干事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文章中记录了中国最早期的圣经翻译情况，是伟烈亚力的工作汇报。
在圣经翻译的记录文献中，最为全面和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是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写的《圣经在中国》（The Bible in China）[5]。海恩波是内地会在伦敦总部的总干事，负责编辑内地会最重要的刊物《中华亿兆》（China's Million）长达20年。另一本有关圣经翻译的书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贾利言（A.J.Garnier）撰写的《汉文圣经译本小史》（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1934）。他的这本著述，更常见的是其中文译本，即载入密立根（George Milligan）编《新约圣经流传史》（广学会1934年）的版本。这两本书篇幅都不长，大约有10万字，叙述了从古至今的圣经翻译概况，基本上是对圣经翻译的工作记录和介绍，时间截止到1919年传教士主译的三种和合本。不过，他们的著述对早期的天主教译本、清末民初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和汉语方言译本等都语焉不详，太过简略，完全没有涉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华人译本。这些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对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则多为宣教性的鼓动和宣传，属于教会的宣教作品。
近代中国历史上，外国机构或个人在华拥有许多出版销售机构，其中圣经独具专译专印专销性质。圣经中译基本上是由各国在华的圣经会承担的。在华的外国圣经会中，主要由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承担圣经中译的工作，包括圣经翻译的组织安排，经费资助，制定翻译原则，选择和确定翻译人员，出版、重印以及销售圣经等几乎所有与圣经翻译有关的主导性工作。关于英国圣经会的历史，迄今最详尽的著作是威廉姆·坎顿（William Canton）撰写的《英国圣经会历史》（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6]，书中全面介绍了英国圣经会19世纪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近年较重要的著作是莱斯顿·豪森（Leslie Howsam）撰写的《便宜的圣经：19世纪的出版和英国圣经会》（Cheap Bibles：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7]，其内容仍然以19世纪为主。英国圣经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参考詹姆斯·M.罗（James M.Roe）撰写的《英国圣经会历史：1900—1954》（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00-1954）[8]。关于美国圣经会的历史著作，重要的是亨利·O.德怀特（Henry O.Dwight）撰写的《美国圣经会的百年纪念》（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9]。该书介绍美国圣经会19世纪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进展，中国的圣经翻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同年，美国圣经会在中国的总干事海格思（John R.Hykes）撰写的《圣经的中文翻译》（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10]，专门叙述了美国圣经会在中国的译经工作。这些专著都介绍了各个圣经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尤其是圣经的刊印和分发情况。
在传教士主编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中，散见不同时代传教士撰写的有关圣经翻译和各种译本出版的信息，或传教士对圣经翻译的各项事务和研究的讨论。《教务杂志》是来华传教士主办了百余年的英文杂志。
上述学术回顾提及了大量的资料，但大部分都是传教士的工作记录和介绍。在这些已出版的著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缺乏学术和严谨的分析研究，仅为对圣经翻译史实内容的基本描述。（2）这些史实叙述内容过于简单，而且存在基本史实的矛盾错误，需要进行史实考证和辨析。（3）基本上是基督教会的著作和宣传品，内容并不包括天主教的圣经翻译；有比较强烈的教会宣教利益观念，立场和表述方式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客观和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色彩。（4）这些作品的作者为外国传教士，其著述内容截止到1919年，即传教士主导的圣经翻译截止时期。此后圣经翻译的信息，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华人学者对圣经的翻译完全都没有得到体现，哪怕是非常粗浅的信息都没有被记录下来。虽然这些记录都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但却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史料基础。
2.学术研究：西文部分
施福来（Thor Strandenaes）于1987年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圣经翻译的原则》（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是最早以中文圣经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他特别倾向于不同中文圣经版本的比较，从翻译学和基督教神学阐释的角度，对深文理马礼逊译本、深文理委办译本、白话和合译本、天主教思高圣经译本、中国台湾现代中文译本5种圣经译本的翻译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圣经翻译既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和互相影响性，同时天主教和基督教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和词汇系统。施福来是牧师，他的研究特别强调圣经翻译的神学因素和影响。[11]
尤思德（Jost Zetzsche）于1999年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圣经在中国》（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12]，则是近年研究圣经和合译本的力作。他亦是从基督教神学理论和教会使用的角度，讨论了圣经中译本中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基督教会沿用至今的和合圣经译本，得出了和合本是圣经翻译最大成果的结论。
伊爱莲（Irene Eber）的《犹太人主教和中文圣经译者施约瑟》（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S.Schereschewsky）[13]对圣经汉译史上最为著名的施约瑟主教以及他所翻译的多本圣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些论文都从教会立场和神学角度，讨论了传教士对圣经翻译所持态度和演变过程，圣经翻译对中国基督教传播的作用，以及圣经的发行规模、圣经翻译和销售机构的演变等内容。对前期的各种译本，尤其是深文理译本，论文都有一定的历史概述，但没有涉及方言圣经译本和少数民族圣经译本，亦未讨论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以外的其他意义和作用。这些论文还研究了和合本——《圣经》几十种译本中的一种——的不同语体版本的翻译，以及翻译和合本的神学基础、神学争议。大体说来，作者在论文中发挥了母语特长，均以基督教差会的档案资料，包括工作报告和信函、工作记录、圣经公会的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着重讨论某一方面的问题。
近年学术界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包括对个别译本或译经者的探讨。施福来的论文《匿名的圣经翻译者：本土语言者和圣经中译》（Anonymous Bible Translators：Native Literati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1817-1917）[14]，探讨中国人在中文圣经翻译中担当的角色。由于传教士的文化自大心理，中国文人在圣经翻译方面的贡献和作用一直被忽视了。司马懿（Chole Starr）主编的《阅读中文圣经：19世纪的文本》（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15]，是多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探讨了19世纪的中文圣经翻译以及对圣经最终集大成者和合本的影响。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的圣经：麦都思、王韬及委办译本》（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Medhurst，Wang Yao and the Delegates'Version）[16]，对委办译本进行了重要研究。
3.学术研究：中文部分
截止到目前，汉语世界还没有开展对圣经译本的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和学术研究。在有关中国基督教史、中国近代印刷史、中国近代翻译史的著作中，只能略见一些概要性介绍。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6页）[17]、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2页）[18]、李宽淑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第5页）[19]、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第4页）[20]、陈玉刚的《中国文学翻译史稿》（第5页）[21]等，都是如此。
比较深入的讨论基本上都指向了中文圣经翻译的理论探讨，最重要的是有关“译名问题”（Term Question）的讨论，有时也称“圣号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用中文称呼希伯来文的“YHWH”和“Elohim”、希腊文的“Theos”、拉丁文的“Deus”和英文的“God”，如何翻译“Holy Spirit”“angel”或“baptism”等神学名称。如何将圣号翻译成为中文，这既是语言学问题、神学问题，也涉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内涵，同时还涉及一种语言文化如何被译为另一种语言文化。这是中国基督宗教史在翻译问题上历久不衰、莫衷一是的讨论题目，直到今天，在基督教内部仍然没有最终结论。赵维本的《中文圣经译名争论初探：神乎？帝乎？》[22]是中文著述中较早讨论译名之争的学术论文。李炽昌主编的《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23]，辑录了1877—1878年60多篇主要由中国基督徒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关于“上帝”和“神”的译名的争论。它非常关注中国基督徒对此的意见和回应，是对许多著述和史料仅仅重视传教士而淡忘中国人的做法在史料上的很大纠正，很有意义。赵晓阳的《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24]，讨论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译名问题”上长达300年的激烈争论。在西方宗教理念的阐释下，中国传统词汇“天主”“上帝”逐渐地被基督教化，失去了其原有本土文化的内涵，再生演变为象征西方宗教的新词语。赵晓阳试图超越过去教会内部就译名讨论译名的狭窄神学范围，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讨论这个文化的问题。程小娟的博士论文《圣经汉译中“God”的翻译讨论及接受》[25]，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西方传教士关于“God”翻译问题的讨论情况，以及中国人对“God”的接受历史，希冀在横向上构成对“传播—接受”这一完整文化交流的系统考察，在纵向上展示中外在不同历史处境和文化交流阶段发生的历史变迁。
蔡锦图的博士论文《委办本中文圣经翻译的取向和难题》[26]，专门讨论了众多深文理译本中的一种——委办译本，涉及它的翻译学原则、翻译活动、销售情况和中文助手的协助等内容，侧重于圣经翻译的神学理论探讨，以及这些神学理论对中国圣经翻译和基督教会发展的影响。任东升的博士论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27]，则从翻译学的角度来探讨了圣经的文学、史学、神学的主题变化。
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28]一书，收录了不少对圣经各方言译本的简介。徐若梦的《古代圣经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29]，对鸦片战争前的圣经汉译进行了叙述，但所述汉译本的基本史实存在较多失误。游斌的《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翻译》《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30]，研究了圣经汉译过程中，华人翻译者或协助者所起的作用。
目前，学术意义层面的圣经中译本研究仍然不足，学术研究成果中水准较高的有马敏的《马希曼拙作、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31]、吴义雄的《译名之争与早期圣经的中译》[32]等少量论文，拙作《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33]、《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34]、《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圣经翻译》[35]或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几篇中文论文都是在发现中英文新资料的基础上，对圣经译本和外国圣经会的基本史实进行考证和辨析，并分述了各个时期圣经翻译、人事变动、圣经销售、版本鉴别及考证、翻译时的争论和焦点等内容。不过，这些研究论文仅涉及了基督教传教士最早的译本，或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蒋介石与圣经翻译的关系，没有涉及圣经的方言译本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没有涉及后传教士时代华人圣经学者的译本。对于因圣经翻译而对中国社会的语言文字、语言改革、社会文化等方面引起的冲击和回应，也较少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