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本研究从历史学考辨和语言学分类入手，采用了叙事史的方法，对早期圣经汉译本、汉语方言汉字译本、汉语方言罗马字本、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进行了系统、实证的考查，以期说明以圣经中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引发了汉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汉语言文字形式的增加、汉语语法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汉字拉丁化形式的开始、汉语词语的丰富。翻译过程对传统旧有词汇的借用达到的新词语的产生，对现代汉语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起到了一点借鉴和启示的作用。在外来文化主动撞击中国的过程中，对传统中国语言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想要说明，在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本土弱势文化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相遇”之时，弱势文化除了本能性的抵抗外，还有被迫的学习和转变，而这种被迫学习则为新转型提供了机遇、装备和能力，成为语言转型的借鉴和操作手段。
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转向和深入，语言不再仅仅被看作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而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视界的深远图景。人类用语言给事物命名，通过语言的交流和定位来认识世界，每一种语言都凝结了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认识世界的经验和积累。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借用或转化，就意味着吸收一种新的认知图景和知识体系。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的引入，更是扩大和调整了认知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圣经中译本则含有这些性质和作用。
本研究第一章“寻求对等：早期圣经汉译”，主要考辨和叙述明末清初天主教早期圣经翻译的史实。基督宗教曾经先后四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涉及《圣经》翻译，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的景教。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成第一本圣经全译本，但其圣经著述为以后的基督教圣经翻译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圣经词语方面的基础。传教士面对的是拥有强大文本和经典传统的中国社会，他们只能与这种文化环境相调适。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本土化努力，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才有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以及贺清泰译本。
第二章“‘二马译本’：基督教最早圣经全译本”，考察了1822年和1823年分别在印度和马六甲出版的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圣经》汉语完整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二马译本”开启了基督教新教翻译出版多达30余种汉语文言、白话和方言版本圣经的历史。在新约翻译上，“二马译本”都受到了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奠基性影响，而且马士曼译本还参考了马礼逊译本；在旧约翻译上，因其他事务产生的纠纷，导致了两人的独立翻译。在参考天主教译本的基础上，两个译本还开始了剥离天主教话语系统、创建基督教汉语圣经话语系统的尝试。对所进入文化的适应是基督教的特征。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进入希腊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并得以逐渐壮大，“皆福音的可译性使然”。它愿意并且能够与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交往，也正是这样的观念和努力成就了圣经中译事业。
第三章“译介再生：本土基督宗教话语体系的建立”，着重探究了中国本土基督宗教话语体系是如何通过圣经中译而得以建构的。翻译是建立在对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假定存在对等关系基础上的，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但涉及不同语言文字的译介，而且涉及作为传教方的异域西方宗教与被传教区域的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适应和转化，以及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如何被认同的过程。本章以基督宗教唯一尊神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讨论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不同理念下对此问题的争论和操作办法，以及中国传统词汇在西方宗教理念中再生演变为新词语，并如何被中国本土社会接受的社会历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其主神名号都是凝聚了历史、文化、信仰、教义、政治、利益等中心价值的象征，其意义不仅涉及宗教教义和经典，而且还涉及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与其说它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专名，不如说它是承纳历史、汇聚信仰的象征，其终极意义是无法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关联中确立的，而是取决于这个专名被普遍言说且变化无限的文化语境，以及它赖以产生、流传、变异、被理解、被误解的整个文化系统。
第四章“言文一致：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一）”，关注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方言白话作品——方言圣经汉字本。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为了满足各地不同方言语境下的基督徒的需求，圣经方言译本应运而生。汉语7大方言中，有5大方言的9个分支、共13种方言有圣经汉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闽方言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家话和粤北分支的三江话；官话方言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北京分支北京话，官话方言西南分支汉口话。这些数量众多的方言圣经译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大、文学表现形式多样的方言白话作品，长达百万字的圣经全译本则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完整的、成篇的方言研究语料。这些方言白话的作品成为清末白话文的最早实践者和先驱者之一。
第五章“拼写汉字：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二）”，考察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开始——教会罗马字圣经译本的史实。为了让更多目不识丁的潜在基督教徒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传教士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写当地方言，翻译出版了大量方言圣经。汉语7大方言系统中，有6大方言的15个分支有圣经罗马字本，它们是吴方言太湖分支的上海话、宁波话、杭州话、台州话，吴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话，吴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话；赣方言抚州广昌分支的建宁话和邵武话；闽方言的闽东分支的福州话，闽方言莆仙分支的兴化话，闽方言闽南分支的厦门话和汕头话，闽方言闽北分支的建阳话，闽方言琼雷分支的海南话；粤方言广府分支的广州话；客家方言粤台分支客家话，客家方言不分片区的五经富话，客家方言汀州分支的汀州话；官话方言的江淮分支的南京话，官话方言胶辽分支的山东话。这些罗马字母同时被一般不识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账的文字符号，也为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如何辨别标注汉字的读音，以及确立表达语音的符号上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还为清末文字改革家提供了一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汉字是表意表形的文字，如何表现汉语的发音的确一直是汉语言文字的弱项。教会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式进入了中国人的汉语汉字领域，成为源于清末的文字改革大潮的历史浪花，替中国的拼音文字运动奠定了“拉丁化”和“拼写方言”的道路。
第六章“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开启”，探讨了在西方翻译作品影响下，古白话开始走出自我发展状态，逐渐形成了以“欧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白话。本章通过对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鲁迅称之为“白话马太福音体”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从语法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欧化白话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出了欧化白话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说法，将学术界对欧化白话的断限时间提早了40余年。在将印欧语言翻译成汉语白话的跨语言实践中，将印欧语中的一些语言形式向汉语“迁移”的实践，有助于现代白话的形成，有助于“言文一致”追求中“语”向“文”的提升。
第七章“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集中探究了译介异质文化的必要途径——新词语创建的历史过程。词汇是语言的基本三要素之一，基督宗教的神学和思想、历史主要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本章选择了耶稣基督、亚当夏娃、摩西、犹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园、十字架、福音、洗礼、先知、圣灵、天使、五旬节、安息日、阿们、弥赛亚、撒但、以马内利18个外来词，讨论了它们在千余年的10多种圣经译本中的译写演变，包括从唐景教译本、明末天主教译本到基督教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译本，以及华人圣经学者译本、天主教思高译本，及其被汉语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基督宗教词汇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多种到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最终进入中国世俗社会的，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词语。
第八章“创制文字：西南民族圣经译本”，专述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与北方少数民族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大多都仅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们利用自己拉丁母语的拼音优势，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胡致中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纳西文、花腰傣文、黑彝文12种文字，结束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东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至今仍然在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译本涉及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的5个语支有圣经译本，即苗瑶语族苗语支，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南亚语系中的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有圣经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制了多种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全部都是基于发音的拉丁字母。传教士用拉丁字母为西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文字创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第九章“圣经中译本的传播：以美国圣经会为中心”，叙述了在中国境内的三大圣经公会之一的美国圣经会百余年的历史。通过研究它对圣经翻译的资助、出版、传播状况，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圣经中译本的传播和范围。
第十章“结语”。本书所有史料的实证叙述所展现的历史发展脉络，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点、一个主观预设上，即不同文化之间是“可通约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是可以力图实现“对等的”。作为“域外资源”的圣经中译本长达百余年的不同文体不同文字的表达形式，对晚清恰逢转型的汉语言文字的“语言运动”，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性质和作用。诸多《圣经》翻译等活动汇集成了一条“域外资源”之河，进而与中国古代白话文所提供的本土“民间资源”等各种资源，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变革、选择、淘汰，共同交汇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源头，促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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