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马译本”：基督教最早圣经全译本

16世纪，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圣经》翻译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但传教的急迫需求让传教士也有了变通措施。先期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将《圣经》中的十诫编译成“祖传天主十诫”^[1]。明末清初，绝大部分天主教传教士则停留在对《圣经》的诠释和史实的叙述上，已有的《圣经》翻译尝试大多是按弥撒书或祈祷书的形式编译的。

但的确存在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翻译《圣经》的事实。1737年或1738年，英国人霍治逊在广州发现了一份《圣经》译稿（《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之后，霍治逊将译稿的手抄稿呈赠汉斯·斯隆爵士，后统一编入斯隆收藏的手稿部分中。^[2]该译稿依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3]翻译而成，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中的一章^[4]。

然而这部长期以来作者不明的天主教《圣经》汉译手抄稿，却对百年之后基督教《圣经》翻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和影响。1822年（清道光二年）和1823年（清道光三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完整汉语《圣经》，即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分别在印度和马六甲出版。“二马译本”都不同程度地参考和依据了白日升译本，这已是公认的事实^[5]，但学术界和教会界对此一直都没有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对比和研究。作为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二马译本”是独立翻译，还是互相参考的？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两个译本在翻译方面（如专名翻译、语言顺畅、文体采用等）是否有新的改变和发展？白日升译本仅有大部分《新约》，“二马”又是如何处理《旧约》的翻译的？面对天主教的圣经译本，基督教是否有创建自己圣经汉语话语系统的考虑和努力呢？白日升译本对后来的天主教圣经翻译还有什么影响？本章利用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和中国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档案和文本文献，细密爬梳了上述问题，并对以往的成说提出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