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最早圣经译本与天主教圣经译本关系

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与《圣经》被翻译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地区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圣经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更是离不开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13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欧洲宗教改革先驱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30—1384）等人冒着生命危险，首次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圣经也相继问世。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奏响了宗教改革的序曲，信徒始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以圣经作为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各国基督教会期望脱离拉丁文圣经的桎梏，努力推进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对世界范围内的平民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帮助，基督教会则获得了重大复兴。这也是基督教会远比天主教会热心圣经翻译的根本原因。

1792年，基督教传教运动创始人、英国浸礼会^[6]牧师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发表宣言，极力倡导“传福音给每一个人”是基督给予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被视为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起点。1798年3月7日，英国北安普敦郡公理会牧师威廉·莫士理（William Moseley）发出公开信，最早提出了将《圣经》译为汉语，请求“设立机构专责翻译圣经成为东方最多人的国家的语言”^[7]。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允许传播基督教，而圣经译本可以渗入那些传教士无法到达的地区，因此翻译圣经是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最好方法。1800年，莫士理在《关于印刷及发行汉语圣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的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把《圣经》翻译成汉语提供给基督教传教士。^[8]

1801年（清嘉庆六年），威廉·莫士理怀着巨大喜悦，在大英博物馆^[9]发现了沉睡多年的白日升译本，立刻引起了英国圣经会^[10]的重视。1804年7月30日，英国伦敦会^[11]决议：“翻译汉语圣经是有利于基督教的最重要目标之一。”^[12]1807年，基督教第一位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受派之际，翻译“一部令人称赞的、忠于圣经的译本”就已成为他的任务。他也为此进行了相关准备。在莫士理的引见下，马礼逊结识了从广东到伦敦学习英文的中国人容三德（Yong Sam-tak）。在容三德的帮助下，马礼逊将白日升译本的全部抄录带到中国，并将其作为翻译圣经的重要参考和基础。其手抄稿目前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9月4日，马礼逊到达澳门。1810年，他出版了1 000册第一本汉语书，即《耶稣救世使徒传真本》（新约的《使徒行传》），后又陆续出版了《圣路加氏传福音书》（澳门或广州，1812）、《厄拉氐亚与者米士及彼多罗之书》（澳门及广州，1813）。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翻译完毕，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13]为名，刻印2 000册，分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817年，马礼逊还在吗喇甲（今马六甲）刻印了《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4]

马礼逊曾详细地论述自己圣经翻译的原则。第一次是在1817年9月纪念来华传教十周年之际，他说明了自己决定采取圣经翻译的风格及其理由。^[15]第二次是在1819年11月底，彻底完成全部圣经翻译之后，他就整体圣经翻译进行了全面说明，详细说明了翻译时的问题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由，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考图书，依据的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圣经文本等，力图告诉大家他的汉语圣经文本的形成过程和原由。^[16]

从马礼逊新约翻译的文本和专名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是在白日升译本的基础上调整和修改而成。对于自己译本与白日升译本之间的关系，马礼逊并不讳言，也多次提及。

我自由地修改，对我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做出补充：而且我深感愉快地记下从我未识其名的前人的努力中获得的好处。^[17]

我冒昧对其做了修改，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我很愉快地记下我从那位不知名的前辈那里得到的教益。^[18]

（1810年出版《使徒行传》后说）严格地说，只有序文才是我自己的作品。^[19]我只是加以编辑而已。^[20]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为，马礼逊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一半是他翻译的，另一半是他校正了白日升译本。^[21]的确，如果没有白日升译本，对启程来华之际才开始学习汉语的马礼逊来说，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翻译印刷圣经是不可想象的。

1823年（清道光三年），包括旧约和新约的《神天圣书》用木版雕刻方式全部刊印完毕。1824年5月，马礼逊亲自将《神天圣书》呈送给英国圣经会。“将圣经翻译成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所使用语言的成绩”使他获得了巨大荣誉。早在1817年，马礼逊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道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现在他又得到英皇乔治四世的召见，并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作为第一位来到中国内地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圣经译本对后来的众多基督教圣经译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他既不是第一位开始将圣经翻译成为汉语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是第一位出版完整汉语圣经的人。

在马礼逊翻译圣经之前，远在印度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已开始了圣经汉译的工作，甚至在马礼逊启程来中国之前就开始了。^[22]1799年，在传教士威廉·克里（时已在印度）号召的影响下，31岁的马士曼和威廉·华尔德（William Ward，1769—1823）来到印度。因浸礼会不属于英格兰的国教圣公会，马士曼等人对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生活和工作颇觉困难，于是他们又转到丹麦统治下、位于加尔各答郊外的一个小镇——塞兰坡，组成了著名的“塞兰坡三人组”（Serampore Trio），建立了布道站、教堂，并逐渐发展出以印刷与出版为主的传教方法和路线。1804年4月，威廉·克里等人共同制订了翻译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东亚语文圣经的计划。他们三人以建立高效的印刷所、翻译印刷众多译本的《圣经》而著称于世。从1801年出版孟加拉语《新约》开始，到1832年为止，塞兰坡教会印刷站（Serampore Mission Press）共出版了多达40种语言、21万余册的宗教与世俗书刊。^[23]这是至今仍然让人震惊和感叹的工作成绩。

1800年，威廉·克里在塞兰坡建立了第一所教堂。同年，有“东方牛津”之称的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一译英印学院）在加尔各答成立。1804年，在威廉堡学院副院长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1766—1815）的发现和邀请下，生长于澳门的亚美尼亚裔青年拉撒（Joannes Lassar，一译拉沙，1781—1835？）获聘为威廉堡学院汉语教授，并加入了与马士曼合作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的计划。^[24]拉撒原本是商人，携带大批茶叶到加尔各答经商，却遇上茶叶价格大幅下跌而陷入困境。他与马士曼之间的“合作”并没有立即开始，1804年出版的汉语圣经（部分《马太福音》和《创世记》），是由拉撒译自亚美尼亚语圣经。^[25]

在拉撒的帮助下，经过其他几个人的校阅和几易其稿，马士曼于1810年以木刻雕版印刷了《此嘉语由于著》（《马太福音》），1811年刊印了《此嘉音由嘞所著》（《马可福音》）。马士曼远在印度，没有参考任何其他圣经汉译本。以当时的局面，他手中有多少汉语参考书都是问题。因此，其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其译文之晦涩难明不顺，亦不难想象。书中的人名、地名、神学名称，甚至是完全杜撰、生搬硬造的。

马士曼《此嘉音由嘞所著》第1章第1—8节（1811年）^[26]

1嘉音之始。乃从意囌唎喥神之子也。2仿于圣人所著之语。指视我令使者于尔之前。伊则除清尔道于尔之前也。3人呼。声在僻处。曰。除清天主康衢。又整齐其径。4于僻处。蘸淬。而宣扬。改过兼恕罪之蘸者。5意唦啉。并哋哑一国俱往于他。被他蘸于噋之河。而认其罪矣。6服骆驼之毛。束皮带于腰间。而食蚱蜢。兼野蜜。7宣扬曰。于我之后来。一名强过我者。伊之鞋带无缘俯解也。8确是我蘸尔等于水。然他必于神魂于蘸尔也。

从马士曼翻译的文本和专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福音”译为“嘉音”，“耶稣基督”译为“意囌唎喥”，“约翰”译为“”，“耶路撒冷”译为“意唦啉”，“约旦河”译为“噋之河”，“犹太”译为“哋哑”，“圣灵”译为“神魂”，“洗”译为“蘸”。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采用了音译加口字旁的方法，与后来的圣经专名翻译差异极大，与今天通用的圣经专名更没有任何相同、相近之处。

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马士曼在塞兰坡出版了《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这是第一本铅字活版印刷的汉语书籍，比国内最早的活版印刷汉语书籍早了9年。^[27]其在汉语印刷出版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马士曼高兴地认为用活版铅字印刷《圣经》汉语译本，是他们取得的一项非凡的成就，不但印刷灵活，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了。^[28]这部书的汉语翻译水平显著提高，文笔变得较为通顺，人名、地名、神学专名与马士曼1811年版《此嘉音由嘞所著》根本不同，马士曼1815—1821年版《新约》的翻译风格和专名译法也可视为在本书的基础上的继承和修订。在短暂的两年时间里，马士曼的翻译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呢？

现抄录白日升译本《约翰福音》、马士曼《若翰所书之福音》第1章第29—39节，列出两个版本与基督教圣经汉译最大集成和合官话译本^[29]和天主教圣经汉译最大集成思高译本^[30]的人名、地名和神学等专名（见表2-1），以便比较。

白日升《约翰福音》第1章第29—39节（1700年前）^[31]

29次日若翰视耶稣游曰。此乃神之羔。此乃除世罪者。30且曰其先我已在。31我素不识之。而特来付水之洗。著之于依腊尔焉。32又证曰余已见圣神如白鸽自天降而居其上。33余素弗识之。然使我付水洗者。其语我曰。尔见圣神所临立者。此乃以圣神洗者也。34余已见而证其为神之子也。35他日同若翰有二徒。36若翰视耶稣游。曰。此乃神之羔。37徒闻言即随耶稣。38耶稣回视其从。问之曰。尔等何寻。答之曰。师尔。何居。39曰尔等来且看。伊遂来而看其立且比日同居焉。为其时乃几十时也。

马士曼《若翰所书之福音》第1章第29—39节（1813年）^[32]

29次日若翰见耶稣来至其处曰。瞻除世罪之神羔。30余前所言其来我之后尊举在我之先因其先我而有即此人也。31余未知之。但我来以水蘸淬使其明于依腊尔之辈。32若翰作此证曰。我见圣风如鸽自天降下坐其上。33我未知他但其遣我蘸人嘱我曰。见圣风降而止其上其将以圣风蘸人者是也。34我已见而证之其为神子也。35次日若翰惟与二徒伫立。36见耶稣行游乃曰。瞻神之羔。37其二徒闻而随之。38耶稣回顾见此二徒紧随。曰。尔觅何人。曰。卑罅译云师也。汝居何处。39耶稣曰。尔来观之。观毕其处。是日同处将六时。

表2-1 白日升译本、马士曼译本、和合官话译本、思高译本《约翰福音》第1章第29—39节专名

用中国语言文字表达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的基督宗教概念，是基督宗教翻译史上最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内容，必定要通过创造、借用、转化、意译、音译、音意合璧译等方式，才能建立起基督宗教的汉语话语系统。传教士们采用了大部分意译、个别音译的办法，其中万物主宰始终都采用“神”，借用中国传统词汇表达了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基督宗教神学概念“圣人”“罪”“恕”“赦”；创造新词汇来表达新概念，如“预知”“先知”“福音”“嘉音”“圣灵”“神风”；而“蘸”“施洗”则是浸礼会与新教其他差会之间在神学上的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差异。

通过文本和专名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马士曼译本与白日升译本之间的高度相似是导致马士曼译本巨大变化的原因。原来，马礼逊于1809年将白日升译本抄写一份寄给了马士曼^[33]，马士曼亦承认自己参考借鉴了白日升译本^[34]。马士曼也曾详细描述他翻译圣经的过程，即他和助手拉撒、他的汉语教师、他儿子及其他中国人是如何互相交叉斟酌译文的用字遣词，如何不辞辛苦地数十次易稿，才产生出他的译作。^[35]

1815—1822年，马士曼用活版铅字出版了《新约》。1816—1822年，《旧约》也逐渐翻译完成。1822年（清道光二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用活版铅字印刷了五卷本的《圣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汉语圣经，奠定了马士曼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地位。1823年5月，马士曼的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1794—1877）将第一本汉语《圣经》呈送英国圣经会。^[36]除圣经外，塞兰坡教会印刷站还出版过他的博士论文、第一部英译《论语》（The Work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st，with a Translation，1809）和研究汉语的字形、发音、语法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又名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37]。马士曼的《圣经》《论语》和《中国言法》是以出版英文和梵文书籍为主的塞兰坡教会印刷站仅出版过的三种汉文书籍（《论语》为英汉对照，《中国言法》中有大量的汉字、词和语句）。马士曼还与他的儿子一起创办了印度历史上最早的英文报纸《镜报》（Sumachar Durpon，or Mirror of News）。马士曼出版完整圣经汉译本和将其呈送英国圣经会，均比马礼逊早一年，且用活版铅字印刷，印刷和纸质比马礼逊译本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