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以党驭军论

以党驭军之说，吾人闻之有年矣。最近汪精卫致覃振书，仍称“直至今日弟仍认定吾辈若不能以党驭军，则终无办法。故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于此奏刀，则其他皆可迎刃而解”。斯真党人之公言，亦国民之共同心理。然军人亦人也，何以易于成阀，何以必有赖于制驭，此其间盖必有原因在也。

夫以党驭军之说，来自俄国。然俄固以党治国者，军当然在内。其在英美法日，以法治国，军亦当然在内。是故此事之根本问题，仍在国家是否为真党治，抑能否行真法治。苟其能之，治军不难。苟其不能，则军之不能驭，固自有其理由。若不溯本穷源，觅一解决之道，则终于烦闷苦痛，循环相阨而已。

夫苏俄以党治国，堪称模范。查其以八十万共产党员治理一亿四千万之民众，党纪肃然，反动匿迹，所以然者，固由有公正廉明之领袖，与忠实努力之党人，为其施行一党专制之原动力。而彼邦利用民族独立主义，使向受帝俄压迫之各种弱小民族，胥能充分享受自治权，同时仍以各邦族之共产党人，高据〔踞〕于上，与中央息息相通，握其枢纽，持其大体，所谓以民族主义为经、以共产主义为纬者，实为苏俄一党专制能见成功之重要原因。彼邦现在国家组织，乃系民族的联邦制度。除外交军事交通等极重要政务，集权中央之外，举凡内务、教育、司法、农林等事务，各邦皆能自由处置。此则更以地方分权之法，消息伸缩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之中，用能结合许多不同的民族，进行治理。其于军队，有所谓赤卫军与常备兵两种。赤卫军乃共产党中央集合忠实的党员所组成，隶属于“克柏乌”即国防侦缉部，实力最为强实。常备兵则仍系旧时军制焉。缘赤卫军本在整个的党统驭之下，故以党驭军，在苏俄制度上，乃为当然之事。然正惟其党务有严整之统系，政治有巧妙之组织，乃能发挥以党治国以党驭军之效率。他国欲加师法，宜于整个的党政组织，先有通盘贯串之研究与准备，然后乃可各方照顾，首尾相应。不能节取一义，或囫囵模效，致贻是丹非素画虎类犬之讥。不可不慎也。今世党治之外，法治是为普通，即以国家根本大法定军权归属，以法律形式置军令机关。自军队之编成至军令之发布，胥有法焉，为之节度支配，军队不供私用，武力属诸国家。虽在事实上德国从前曾有军人掌权，日本往岁曾有军阀柄国，然皆只能活动飞跃于法律范围之内，不能超越乎法律之上。此其间为之防维制止者，第一为法律制度之有效，第二为舆论裁抑之有力，第三为军人本身之有修养、明大体。如法国之霞飞、福煦，当欧战之时，手握重兵，旋乾转坤，震耀一世；一旦命令解甲，立时退为平民。又如德国兴登堡，以军界耆宿、帝国大将，其后至为元首民国，矢忠矢诚，未尝利用其军事之潜势力，或逾法轨也。更如日本维新后之山县有朋、桂太郎等，皆为军人出身之元老，尽可藉武力为背景，逞政治之野心也，然其人率皆浸润儒家学说，出处语默，极有法度，不特不创造武力中心，且能预应时代潮流，首倡政党制度，以图由军人执政而递嬗至政客当权。如原敬氏曩以政友会领袖资格，开政党内阁之新纪元，即出军阀元老提挈之力。由此言之，以法治军，固属法律舆论之权威；而树之风声，善立榜样者，过去之领袖先辈实不能无功。要其人皆有爱国之诚，齐一之志，以身作则，举世景从，法律与舆论遂亦受领袖人物之人格滋培而化为强固有力之物。至于今日，以法驭军。在一般法治国家中，俨若地义天经，毫无疑义，其成绩自非幸致也。

中国久苦军阀，然军人何以必成军阀，国民何以厌恶军人，思之重思之，制度之罪，社会之罪，与军人本身之罪，殆应分负其责。诚以中国号称党治，实则党且未治，何能望其治军。不特此也，党意未尝求与民意一致，而反汲汲焉伺军意之向背；党义未尝求得共同确信，而反汲汲焉随环境为诠释。本身先已无诚不一，奈之何能挟以制驭具有危险性的武力乎。善夫苏轼之言曰：“或为千金与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诚与不诚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终朝，而一线之溜，可以潦石者，一与不一故也。”今日领袖人物之无诚不一，实为党治法治两俱不成之大病根。其结果，政治中心无所寄托，遂不能不始终随武力为转移。兵权所在，万恶包围，军必成阀，环境所造。盖世人以中材为多，上智下愚，胥居少数。以中国军人环境之恶，其不沦于军阀者，非下愚极拙，即高尚绝伦。吾人论事，不当独责军阀，而当促党国先辈领袖之觉悟。须知党治法治，皆为驭军之上策，而要必运用之以人格。诚意与确信，乃人格的权威所由构成。中国今日破坏未终，建设甫始，人治之力，应与党治法治等量齐观。世有大抱公忠诚实不贰之大人物，登高一呼，领导群伦，涵宏光大，以民意党意，合为一体，则信仰所集，无坚不摧，人格炳耀，魔光敛色。以视以党驭军之目标，常在可望不可即之间者。难易迟速，不待烦言而解。党国领袖，于此其亦知所自省乎。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者。领袖诸公果有同感，则治党驭军之术，何待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