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媒体催生城市语系 媒体是城市的产物

人类的生活方式经过了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历程，城市人口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人口因素自然是形成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城市景观呈现的是文化在城市的投影，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尤其是城市语言和生活习俗的演变。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告诉我们：“城市人群的个性化过程，是在它逐渐抛弃部落或氏族社会的假面以后，随同其他各种高级功能共同发展起来的。”

因为在此过程中起作用的，除因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增强了人的智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常性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艺术生活的陶冶，使人的情感得以锻炼、提高和训练。

在此过程中，城市人群通过自身的行动和参与，尤其是通过自身的超然脱俗和内心自省，使自身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共同的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

起初，与狂暴的自然所做的斗争，最后竟成为一种内在精神刺激，其结局不是什么物质上的获胜，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自我理解，一种更丰富的精神发展。城市改造了人，人也在城市中找到了存在。

人口的流动和集中使得信息和资讯成为一种产品，消费信息、交换信息成为一种可能。随着载体印刷以及电子媒介的出现，媒体应运而生。有了媒体，一个人的话语乃至一个城市就能形成一种语境和语系。媒体催生城市语系，媒体是城市的产物，而这是一个加速再加速的发展过程。

城市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存在、生活和活动。家庭、家族的支撑和影响都在弱化，自身生存能力决定其在城市生活中的状态和地位，而其获得的资源以及对资源的支配也就更加个体化。

城市生活中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利益关系，人们以自身利益为基准点支配行为，首先关注私利，并以默契规则和契约法则来约定与其他个体互不侵犯、交往互利。利己和契约行为的进化而产生了自我意识、市民意识和公平意识，成为城市人群的基本意识。

城市也是文化的容器，在加速实现城市的过程中，人们在感觉城市成长壮大的同时，也变化着衣、食、住、行、娱，在迅速变化的城市和生活中人们发现：在共同追求变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形态趋同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在消失，转化为一种流动的符号。

亚里士多德说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城市可以说是其居民主要以商贸而不是农耕为生的聚落。存在着一个市场，体现了交换经济的性质。成为一个能够通过商业或贸易获得相对长期赚钱机会的市场。城市交易创造了利己心，为了创造机会谋求货币收入。

城市向农民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当地市场，从而为农民提供了以货币形式的可能性，把实物收入变成货币收入而不是自己浪费掉。在商业或政治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总是要在土地上寻找投资机会。这是因为工业的获利机会比农业高，商业获利机会最高。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帝国。由于此时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工商业城市的增加以及富裕，依照三种途径对其所在乡村的改良以及耕种做出贡献。第一，城市为乡村的天然的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和方便的市场，从而鼓励了乡村的耕种进一步改良。这个好处甚至不限于城市所在的乡村，而是或多或少推广到与它有任何交易的所有乡村。对于所有这些乡村来说，城市为它们的天然产物或者制成品的某一些部分提供了市场，从而对他们的勤劳和改良给予了一些鼓励。

城市所处的乡村，因为接近城市，自然从这个市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天然产物的运费要比较小，商人可以对种植人支付较高的价格，又可以像来自较远的产物一样低廉地销售给消费者。

第二，城市居民得到的财富常常用来在乡村购置可以供出售的土地，其中大多数是荒地。商人们一般都有变成乡绅的强烈欲望，当他们的愿望实现的时候，他们经常是最好的改良家。一个商人习惯于把她的金钱主要用在有利可图的计划上，而一个普通的乡绅却习惯于将钱主要用在花销上。一个经常看到自己的钱用出去又收回来，同时带着利润；而另一个，当他一旦把钱用出去的时候，很少有希望再次看到它。这种不同的习惯当然会影响他们在每种事务中的脾气以及性情。

一个商人常常是一个勇敢的经营者，而一个乡绅则常常是一个怯懦的经营者。一个不怕在土地改良中一次支出一大笔资本，当他看到有希望按比例支出来提高土地价值的时候。而另外一个，当他稍微有资本的时候（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极少敢于这样去使用它。

假如他也从事改良，那一般不是用一笔资本，而是用他从自己的每年收入当中所能够节省下来的部分。但凡有幸居住在一个位于未经改良的乡村的商业城市的人，一定会经常观察到，商人按照这种方式的运作，比起一般乡绅来要更加活跃。

除此之外，长期经营商业在一个商人身上自然而然形成的讲秩序、重节约、谨慎小心的习惯，让他更适合于执行任何的改良计划，得到利润以及成功。

第三，商业以及制造业逐渐引进了秩序以及良好的政府。

在秩序中，市场得以建立，使交易成为可能。由于市场及市场支付的实际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利益关系，货币便产生了一个群体。在所谓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最终出现的局面似乎是货币产生于一套规范，而确立这套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货币得以存在。

市场共同体本身乃是实际生活中最为非人格的关系，人们一进入这种关系就会相互渗透。

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关系中有关各方进行斗争的内在潜能。这里的任何人际关系，甚至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乃至最绝对的个人忠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相当的，都可能包含着与交易伙伴的斗争，比如为他的灵魂得救而进行斗争。市场之所以具有非人个性，原因就在于它的就事论事、它的以商品为取向且仅仅以商品为取向。

只要允许市场按照自发趋势推进，那么市场参与者的目光就会只对物、不对人；这里既没有仁爱的义务，也不存在敬畏的义务，更不存在由私人结盟支持的天然人际关系。这些因素可能恰恰会阻塞纯市场关系的自由发展，反过来说，市场的特殊利益则会有助于削弱那些阻塞因素所依赖的各种情感，是有目的的理性逐利在影响着市场行为。

对交易参与者的期望是按照理性的合法性行事，特别是，一旦做出承诺就要尊重它在形式上的不可侵犯性。这些都是形成了市场伦理内容的品质。

一个特定市场可能会服从一套自发形成的规范，只要是妨碍劳动从一个行业往另外一个行业自由流动的物品，也就一样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一个行业所能容纳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量。

而规范的形成或者是基于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或者是被各种不同群体特别是政治组织所强加，黑市得以形成。但由于市场包含着讨价还价和理性的计算个性与品质，所以它仍然是自由市场。

爱比克泰德说：“你所能赐予你所在城市的最大福祉不在于搭起高楼大厦，而在于使你的市民朋友的道德得以升华。因为高尚的灵魂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总比卑下的奴隶藏身于华厦之中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