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尽管我在前面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变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单位制社会的改革和变迁，强调乡村中也存在着单位变体，强调有可能有限地运用单位制作为描述范式呈现沿海地区的某一类乡村社会及其变迁，但是，出于个人精力、能力和追求确实性的考虑，本书所能尝试的，只是用单位、单位体制的视角描述一个极有限的对象——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尖山下村的变迁，并且打算用“单位化村落”的概念来表示这个村落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

就是说，尽管我很想暗示城市和乡村在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上的某种一致性、统合性和同质性，但是我必须强调，我从来没有认为本书提出并且加以描述的单位化村落，是描述乡村变迁的普遍适用的一个概念或范式，而是很愿意把它限定为我在浙江萧山做乡村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认为应加以描述和分析的一种乡村现象。这样做旨在表明，从单位化角度描述一类乡村的变迁，确有观察、经验的依据，但是我明确意识到个人观察、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宁可认为这种描述至多为更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单位变体研究提供个案或局部的印证。

事实上，这种选择经历了一个经验过程。上面提到的这项调查，始于1995年6月。那时，我经过申请，得到了“霍英东——现代与传统”基金会的资助，开始在浙江省萧山市（今杭州市萧山区）进行了一项关于乡村现代化变迁、特别是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考察。在第一阶段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访谈和文本研究过程中，我先是不断地被这里的各种“静悄悄的革命”现象所激励，多少产生了一点像经济学家那样归纳经济类型的冲动。但是，这点可怜的雄心很快被严重的沮丧感所冲淡。因为，萧山乡村地区最近20年的发展，其起步阶段虽然可大致归入从社队企业起步的所谓“苏南模式”，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已进入更复杂、多样化的发展。比如说，在经济上，私营企业、家庭经营、乡办或村办企业、股份制企业、跨村落集团企业等等，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各乡村形成不同的组合格局；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组合情况也因地而异；各镇(乡)村的其他社会变迁，在方式、表现和变迁程度上更是很不相同。因此，试图在经济社会学的意义上匆匆过滤掉大量的具体细节，抽象概括出一个萧山现代化的“模式”，在我看来不仅显得很困难，而且很不严谨。我日益感觉到，对这样一种深刻变化着的乡村，深入地观察和描述在当下比急切地进行模式归纳或归类要来得更紧要；其中，更深入地切入村落，做个案的、微观的观察和分析，不仅是更为现实的，而且在学术和社会两重意义上也都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更有甚者，初期的考察工作很自然地集中在萧山市经济最发达的城乡接合地带。从统计资料、地理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结果看，萧山市的北片、中片是紧邻或贴近杭州市的围垦区或沙土平原，南片则是低丘地区，而萧山市的经济发达点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北片与中片，贫困乡、村则大部分在南片地区，即整个经济的跃进程度与社会变迁幅度，整体上与地理条件、生态资源优劣形成正相关。情况似乎是，富者自富、穷者自穷，发展者自发展、落伍者自落伍。这固然印证了斯廷施凯姆的比较经济社会学的生态资源论，但是对于我的归纳模式的企图却近乎釜底抽薪式的打击。我不能不自动放弃了这种企图。

然而，这不是说放弃了考察。我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一连串顽固的怀疑——区域生态资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真的是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是，那么，区域生态资源自然分布的不均衡为什么转变为生态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了什么社会结果？萧山南片地区究竟怎么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维持下去，南片地区是否会被置于将来经济和社会格局中的附从地位，而更加扩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有什么其他办法可能改变这种不平等？有没有出现现实的改变迹象？如果有，又是怎么改变的？受这些疑问的驱策，实地考察不仅继续进行，而且，考察的重点也渐渐移向萧山市南片地区。与前一段的考察有所不同，伴随着重点考察区域的转移，一种知识性的关怀在不知不觉之间日益取代原来那种急切寻找和归纳模式的兴趣。让我稍稍觉得宽慰的是，萧山南片地区实际上也散布着一些发展较快，经济水平与发达地区相差不大的村落。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几个村落的经济跃进和社会变迁，显然并不是基于什么独特的区域生态资源优势。其中的云石乡尖山下村，它的经济发展格局与区域生态资源的贫瘠程度更是形成了特别醒目的反差。事实上，这种反差不仅很自然地使人产生理解这些个案对象的兴趣，而且也强烈地驱使着观察者去归纳某种新的模式、去修订惯常的生态资源论；只不过，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反复后，我决意不再对后者抱任何奢望。

至此，我已经断然相信任意选择一个村落加以认真的观察和描述，都是很有价值的。从1995年9月起，我在南片地区的村落中经过遴选，最终选择了尖山下村作为观察对象。

之所以做此具体选择，有这样几个简单考虑：首先，这个小山村的自然生态资源条件非常一般，甚至可以说近于恶劣。因此，比起选择其他村落作个案分析对象，选择这个村相对比较能够暗中解释我在上面的那些疑问。这也算是一点点私心吧。其次，这个小小的山村从1949年以后，几乎一回不落地卷入了国家在乡村的所有运动，如果需要考察乡村基层与政府基层乃至整个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它是一个完整的研究范本。最后一个原因说出来近乎可笑：在此地做社区观察，特别具有可操作性。这个小山村虽然交通不算方便，也没有任何餐饮店可供外来者临时食宿，但是，村民大多对外来观察他们村落的人采取友善态度，比较易于交往，与他们在朋友相处式的关系中观察、了解情况，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

剩下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和以什么视角加以观察。坦率地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也不打算把它变成一个太学究化的复杂问题。仅仅是出于个人偏好和观察、叙述方便，我主要采取了普通的文献分析、社区考察办法和某种史学叙述风格。而我从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觉得这个村落在一个时间段中特别像城市中有过的单位；整个村落从1949年以来的变迁，犹如一个村落的单位化过程。碰巧这个现象与我在前几节中叙述过的一般性判断是相吻合的。因此，我非常乐意试着从单位化村落的视角来描述观察到的事实；而且，当我最后确认要用单位化村落来叙述尖山下村的变迁时，我自感它在背景依据上是合理的，是成立的。

预先申明一点：我的确吁请以单位制观察、描述沿海乡村地区的某一类社会或组织的变迁。但本书仅仅是对一个村落的阐释性研究。如果这种阐释对更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单位变体乃至乡村单位制研究有所印证，我希望这不要被随意指责为以小括大、以点盖面、以偏概全；至少，我本人一旦进入具体的描述过程后，一直毫无这样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