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生平和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惇实，据《濂溪先生事状》记载：“后避英宗旧名改惇颐。”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濂溪之上”，一说是营道县的营乐里。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因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后人称其为濂溪先生。

（一）家世和经历

周敦颐的家世，据《周敦颐年谱》记载：“族众而业儒，曾祖从远，祖智强。”即其族人都学习儒家思想。其父周辅成是周智强的第四子。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特赐进士出身，官为贺州桂岭县令，累赠谏议大夫。父死后偕母自营道县入京师开封，依靠其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维持生活。

《年谱》记载，周敦颐十三四岁（公元1029—1030年）时，常在濂溪钓鱼，吟弄风月。濂溪之西十里，有一崖洞，“东西两门，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圆若月望，俗呼月崖。……相传睹此而悟太极”。观月崖之形状而如“太极”，也不是不可能。然其《太极图》并不是由此而来。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周敦颐20岁，作为郑向“以叙例应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次年母卒，服丧。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服除，从吏部调洪州分宁县主簿。翌年（庆历元年）到任。周敦颐在《彭推官（应求）诗序》中说：“惇实庆历初，为洪州分宁县主簿。被外台檄，承乏袁州卢溪镇市征之局。”当时分宁县有案件久久不能决断，“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得到众口交称，初显断狱才能。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周敦颐28岁。吏部使者以其为人才，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次年，“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无敢与相可否。先生独力争之，不听，则置手板归，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由于周敦颐依法断狱，颇有名气。六年（公元1046年）大理寺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珦假倅南安，因而与周敦颐相识，得知周敦颐为“知道者”（程颐在《先公太中家传》中说：“一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并令其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时程颢15岁，程颐14岁。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又河间刘立之叙述明道事说：“先生从汝南周惇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这年冬天，由王逵推荐，周敦颐移郴州郴县令。可见二程受学周敦颐不到一年。全祖望在《濂溪学案上》按语中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如果说二程少尝游周敦颐之门是事实的话，那么，伊洛所得，不由濂溪，恐亦不能说得太绝对。在郴县期间，周“首修学校以教人”，讲学授徒。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改郴州桂阳令，至皇祐五年止。在郴州任县令的七年多时间里，有“治绩”，因此得到诸大臣的推荐。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据《年谱》记载：“南昌人见先生来，喜曰：‘是初仕分宁，始至能辨其疑狱者，吾属得所诉矣。于是更相告语，莫违教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改太子中舍佥书，署合州判官事。周敦颐性好山水，在入蜀途中，游山玩水，十一月至合州视事。在合州四年余，士大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蒲宗孟见周敦颐，“相与款语，连三日夜，退而叹曰：‘世有斯人欤’”。因此，从学者甚众，而尤称张宗范。周敦颐在《养心亭说》中写道：“张子宗范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构亭甚清净，予偶至而爱之，因题曰养心。”并提出“养心”由“寡欲”而至“无欲”，“无则诚立明通”。周敦颐在蜀期间，汲汲于传道授业，颇得士人悦服和称扬。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六月还京师开封时，铜梁令吕陶赞曰：“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与人交，平居若泛爱，及其判忠谀，拯忧患，虽贲育之力，莫亢其勇。”诗有“外任安济德，中养澄静源”，“未易泛沧浪，时平斯道尊”。可见，周敦颐思想此时已成熟。东归时，王安石“已号为通儒，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由于周敦颐得道甚深，以至号为通儒的王安石也退而精思他的话。周敦颐语虽不可考，但从他的行动来看，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倾向于反对变法的旧党。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便建濂溪书堂于山麓，与好友潘兴嗣说：“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依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有退而山林，以传先王之道之志。到虔州后，又遇虔州守赵抃。先前周敦颐在合阳，赵抃为吏部使者，惑于谮口，对周临之甚威，而他处之超然。这次“通判虔州，抃为守，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此后，周与赵抃关系甚密。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47岁。四月，宋英宗赵曙即帝位，迁周敦颐为虞部员外郎，仍通判虔州。五月，作《爱莲说》。十五日由四明沈希颜书，王抟篆额，江东钱拓上石。文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莲花是佛教的吉祥之物，华严宗曾以莲花喻自性清净。“大莲华者，梁摄论中有四义。一、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二、如莲华自性开发，譬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三、如莲华为群蜂所采，譬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真如四德，谓常乐我净。”莲花的香、净、柔软、可爱四德，便是《爱莲说》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不可亵玩”等性格；莲的出淤泥而不染，犹如佛教所说自性清净，不为世法所染。佛性的“净染”转成为理学家探讨人性的“善恶”、“清浊”问题。《爱莲说》明显受佛教思想浸润，可见周敦颐援佛入儒。后来，朱熹不仅作《爱莲说书后》，而且作诗《爱莲》：

闻道移根玉井旁，开花十丈是寻常。

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玉井”，星名，《后汉书·郎传》李注：“参星下四九星为玉井。”诗里赞扬周敦颐对于“寻常”而“无人见”的莲花产生很大的兴致。实是对君子人格、理想境界的诉求。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冬，虔州民间失火，焚千余家，朝廷行遣差替，时周敦颐季点外县，不自辨明，遂对移通判永州。程思孟知洪州，以诗送行，有“沙头候吏瞻旗脚，境上乡人待马蹄”句。次年自虔赴永，赵抃则自成都寄诗，有“诗笔不闲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之句。十一月，迁比部员外郎。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赵顼登极，迁朝奉郎，尚书驾部员外郎。秋天，摄邵州事，在永州三年间，作《拙赋》和《同人说》。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周敦颐在邵州兴建州学，教学授徒。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州学记》中说：“吾友周君惇颐茂叔……患其学舍弊隘，乃择地于东门之东南，因故学之材，徙而新之。……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设，卓卓如此。”不仅言行政事以六经为本，而且以儒家孔孟学说教授后学。可见，周敦颐的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而兼采佛、道的。是年，吕公著闻其名，会同赵抃，力荐之，擢授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周敦颐为此启谢吕公著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次年正月领提刑狱职事。行部至潮州。当时虞部员外郎中杜谘知端州，端溪石为制砚台的最好材料，当地禁百姓采石，独知州垄断，人号为“杜万石”，周敦颐恶其夺民利，因为起请凡仕于端州者，买砚毋得超过二枚，遂为著令。周氏在广南期间，由于“尽心职事，务在矜恕。虽瘴疠僻远，无所惮劳，竟以此得疾”，这年八月移知南康军。十二月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归九江。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遂定居庐山莲花峰下。次年赵抃再尹成都，六月闻周去官，拜章乞留，当朝报来到，周敦颐已死。

周敦颐因舅父的荫恩而得以从20岁开始为官，他为官的三十多年间，均为中、下层官吏，经济生活并不很富裕。好友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记载：

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

这是他知洪州南昌县的时候。平时所得俸禄，也所剩无几。“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为官廉洁清正。北宋时，无论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政”，还是“荆公新法”，都曾对荫恩制度严加限制，削弱了官僚的特权，周敦颐为官尽职，赏罚分明。终日乾乾，仕途茫茫，而有思隐之心。“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明。醉榻云龙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荣生。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仕途的坎坷，前程的艰难，而有“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之感叹。然而，身留庙堂，心恋方外，这不能不给他的心灵上带来种种冲突和不快。

（二）著作考释

周敦颐的著作，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据度正的《年谱》载，周敦颐死于熙宁六年六月，十一月葬于“仙居县太君郑氏墓侧，清逸处士潘兴嗣为墓铭”，潘兴嗣与周氏为同时代人，记载较早，亦较可靠。朱熹在《濂溪先生事状》中照潘说载：“尝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伊洛渊源录》编成于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未对周敦颐著作加以详细考订。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作《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作了考释：

第一，“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一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订，可缮写。”这篇《后序》中朱熹有一个自注：“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此注与正文有矛盾：正文既以“《太极图》并《说》一篇”，即是《太极图·易说》，亦即今本《太极图说》，而非《太极图说》以外，另有《易说》，那么，注中又说“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就以《易说》为《太极图·易说》之外了。这种自相抵牾，恐是疏忽所致。其实《易说》即是《太极图·易说》。

第二，朱熹以《易通》为《通书》，则是有据的，“《易通》疑即《通书》”。

第三，他改变诸本将《太极图说》附于《通书》后的排列，而将其放置卷首。“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朱熹依潘志，而变“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的情况，亦避免了“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的误解和“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的疑惑。这个改变是合理的。

另有《姤说》及《同人说》，已佚。朱熹学生度正在《年谱》中说：“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姤说》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此《姤说》、《同人说》并非《易通》中二篇，而是单独之作。

据此，周敦颐的著作为《太极图》、《太极图说》（《易说》）、《通书》及诗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