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之所以这样感慨，在于现在我做不出20年前这样厚重的专著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有更开阔的眼光，但现在失却了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专一的时间和精力。各种晋级和竞聘，水涨船高，要求的论文、著述、课题数量越来越多，课题的经费（把能争取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之一，匪夷所思）越来越高，似乎多就是好。于是，看看现在评职称或年终总结的表格，是个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项目的一栏中，能够开列上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正在承担的课题。我无法想象这样多的课题是怎样完成的，完成的东西还能是个东西吗？我手头的课题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项，对我来说，已经疲于应付，想认真太难了。加上还有很多课、很多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这种情形下要同时完成几个课题，还得学术水平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论》是我倾注全力、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实，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较多社会调查的项目外，主要是个人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法用钱交换来的，需要当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当时没有任何课题费，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2500元的资助，但是时间相对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