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脚步　一代名医张孝骞纪实

林夕夕　段文利

1981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为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在政协礼堂举行隆重的座谈会。陈云、邓颖超同志送来了贺信。中央及卫生部领导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及200多位医学界的名流学子莅临。会上，邓颖超大姐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予张孝骞，表达了无限的敬意。

本色

张孝骞是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医学的先驱，而他自己说得更多的是“我是一个医生”。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3年之久。遍访多家医院，医生们的诊断无外乎，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骨软化症等。经X线检查，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病人按常规服用维生素D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好转。这使医生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会诊。他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病历，转身亲自到病人身旁查体。突然，张孝骞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摸到了一个不大的肿物，而这个肿物此前没有引起其他医生的注意。张孝骞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对在场的医生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的异常。”

医生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以前的国际文献中，只有过7次报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协和医院来了一位女病人，症状奇特，一患感冒就休克。在其他医院会诊时，诊断为肝功能异常，因而被认为患了肝炎。来到协和后，张孝骞为她做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决心。

张孝骞反复端详这位病人，觉得似曾相识。于是问：“你过去来协和看过病吗？”

“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是3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是来看什么病呢？”张孝骞一边回忆着，一边又问。

“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诊治过。”

张孝骞想起来了。那是抗战之前，这位病人因难产接受治疗。病人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

最好能找到病历，张孝骞心想。下班后，他怀着一丝希望，在家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因为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在上面。

一大堆纸质已经褪了色的小本子全都摆到了面前，他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着，一直到深夜，仍没有找到这个病人的记录。家人都已入睡，他却没有丝毫倦意。张孝骞终于想起来了——病人在那次难产中曾经有过大出血，这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因此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激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有可能发生休克。病人血清浊度试验呈阳性，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

第二天，一个新的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历：席汉综合征。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还有一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同意了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在想，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诊断是没有问题的，但会不会有例外？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发现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正是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伤，给人以假象。后来，按照新的诊断结论进行治疗后，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没人能说得清，60年来张孝骞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

风骨

一大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跟着张孝骞查房，他们自觉地按着资历的深浅，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距离。但常有这样的事：张孝骞会忽然钻进卫生间，只是去拧紧一个滴着水的龙头，或是去关掉一盏通夜未熄的灯。张孝骞的细心让巡回查房的队伍有点不知所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但更多的人则是感动。

张孝骞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刻板更是有目共睹。

张孝骞的衣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家人的手工制品。有一次，妹妹看到他的衬裤太旧了，要给他换，他不肯。湖南人脾气躁，妹妹一急之下把旧衬裤撕成一条条的。张孝骞还是舍不得扔，让夫人再给补一补。协和医院司机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就怕接张孝骞上班。你只要迟到1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个倔老头就拎着拐棍自己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小伙子们吃不消，宁肯早到10分钟。

张孝骞当了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肯收，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专折存入银行，直到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 000余元全部上交组织。

1964年，他的儿子张友会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找到张孝骞教授征求意见。张孝骞冷冷地说：“如何安排，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就这样，他身边唯一的一个孩子，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科里的事情，你们暂时分担一下。”

大家觉得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提出过休息。有好心人劝他说：“张主任，您要休息，不能选择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

“不，我必须离开北京。”

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时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的批斗，然后去扫厕所。

张孝骞弄不懂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造反派”却比他要精明得多。他们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智力”开始了严密的推理：张孝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内科医生，给许多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看过病，这些领导干部无论属于哪一个司令部，他们的健康状况无疑是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提审开始了。

“老实交代，你过去给哪些高级干部看过病？”

张孝骞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们的病历放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

张孝骞还是低头不语。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孝骞！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塑料管、钢丝锁伴随着咒骂声雨点般地落到了张孝骞的身上。

他忍受着疼痛和屈辱，心里默念着：医疗资料，是医生在履行职责时记下来的。我有义务替患者保密……

1968年4月，张孝骞被投进了“牛棚”，长达9个月之久。

这个曾经解答过医学中的许多重要难题、诊断过无数疑难病症的学者，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却显得那么迷茫。但他坚守着一个医生的良知，无论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恫吓，替患者保守秘密是他必须坚持的原则。

周恩来总理一直没有忘记张孝骞。

1967年，正是“文革”雨暴风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通知，请张孝骞去给他看病。那是对张孝骞无言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张孝骞又一次接到了周总理的通知，指定他出席欢送西北医疗队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四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岁的张孝骞仍步行上下班，便叫卫生部解决他的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自作主张，用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却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撰文说明原委，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邓小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在张孝骞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更坚定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抉择

那是1936年7月，“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国亡可虑。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担心北平终将沦陷，张孝骞不禁忧心忡忡。

此时，与协和医院的四年聘约月底到期了，医院又递给了他一份延期四年的聘书。何去何从？在痛苦思索中，张孝骞突然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干寄来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来信，无疑给正在徘徊踯躅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曙光。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地交换着，他需要做出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

“中国、沦陷、亡国奴……”这些残酷的字眼就像苍蝇一样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那痛苦的心在悲愤中颤抖着。

“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南下，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说：“我要离开协和。”“为什么？”狄瑞德愕然。

“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可我们正准备再聘你四年啊！你在消化系统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你这么一走，事业会前功尽弃！”但张孝骞依然选择回母校。

1923年，协和医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内科进修班。张孝骞只身离开湘雅，离别了妻子周淑莲和一双儿女，只身北上，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没想到，这次进修竟成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张孝骞又在协和一干就是13年。

他很快被聘为总住院医师、讲师，两次到美国进修。《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两篇论文在美国引起轰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受命在协和创立内科消化专业组，并很快取得进展，发表了多篇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其研究成果被收录医学教科书，他被提升为助教授，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国难当头，个人的前途已经没有意义了。”

“协和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医院，日本人岂敢碰他？”

“日本想独霸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那么，什么地方是避风港？”

“我想回湘雅医学院。我不是想逃避，只想找一个地方去尽一个中国医生的职责。”

张孝骞要离开协和的消息，很快成了医院的一大新闻。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孝骞做得对，有人说，张孝骞神经过敏，也有人说，张孝骞干了一件傻事，抛弃协和的优厚待遇，将来会后悔莫及的，也有人计划效仿张孝骞，愤然离开这座城市……

1937年7月14日，张孝骞抛弃了他在北平的家，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离别工作了13年的协和，绕道山西大同、太原，回到湖南。

不久，长沙遭到日机的轰炸。湘雅人心惶惶，大批医务人员外流，他临危受命，出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国破家亡的艰苦岁月里，张孝骞呕心沥血，率领湘雅师生，将湘雅医学院先由长沙迁往贵阳，又由贵阳迁往重庆，历尽磨难，几经辗转，克服重重困难，终使这所名校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并为抗战期间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务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春天，张孝骞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不久，两封聘请信再次摆到他的面前。一封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写来的，邀请他到那里去当教授。另一封是北平协和医院写来的，邀请他回协和主持内科工作。

此时，解放战争的炮声正响彻我国北方的上空。北平的国民党守军岌岌可危。张孝骞要离开风平浪静的长沙，迎着炮火北上的消息，又在校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孝骞是一个不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他还是决定回到协和。

由于平汉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只得绕道上海，再乘海轮赴天津，从天津赶赴北平。

垂范

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张孝骞欢欣鼓舞之余，开始为人才奇缺发愁。招募人，培养人，是新协和医疗教学工作的当务之急。

张孝骞想到了留居国外的同事，一封封充满着热情和希望的信飞往纽约、费城、芝加哥……

在他的邀请和感召下，许多优秀医生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很快，内科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和呼吸等几个专业组，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也很快步入正轨。1952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战线。

1952年，协和医学院被划归军委建制，并从1953年春停止招收医学生，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从军队选派来的进修生水平差别甚大，有的是正规院校的毕业生，有的则只是卫生员。这不仅给开班授课带来困难，而且使培养高级医务干部的目标无法实现。

对此，张孝骞一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新中国需要一所长学制和高水平的医学院，以培养较高水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人才。

在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孝骞以极大的勇气上书中央，阐述了恢复中国协和医学院长学制（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张孝骞的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非常赞成张孝骞的建议。1959年，在中央的支持下，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同意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文革”中这所医学院又被解散。“文革”结束后，张孝骞再次上书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批准。

张孝骞是一位卓越的临床医学家，是被医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他科学的治学精神、严谨求实的作风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20世纪60年代，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潘国宗是张孝骞的研究生，他回忆说：张主任要求课题一定要有新意。在我认真读专著、进修学习后，他建议我选择“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作为我的研究生课题，并问我怎么看？张主任的话激活了我的思维。通过读书，我清楚了胃酸分泌的研究背景，了解了近百年来该研究的来龙去脉，懂得从历史的跨度去看问题：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比过去胃酸分泌的试验准确，能测定胃液的酸量，可重复性较好，而且根据检测的胃酸量，可估算人体分泌胃酸的壁细胞的数量，从而对一些酸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有参考意义，这在过去的胃酸分泌试验是做不到的。但国外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那么我做这个课题的新意在哪里？张主任认为该课题有临床实际意义，可填补国内的空白，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是一种新意。我还想：胃酸分泌和壁细胞的数量有关，但过去在临床上一直没有方法来预测壁细胞的数量，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是否在我的研究中增加一项，观察国人最大酸分泌量和壁细胞数量的关系，这将是对胃分泌生理的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张主任支持了我的想法。我所做的课题内容至今仍得到认可。

潘国宗教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主任在课题的设计和执行上，强调科学性和严谨性。首先，他要求我做预备试验，确定方法的可行性和国人用药的剂量。试验的创始者虽已证明引起成人胃酸最大分泌的剂量是每千克体重注射磷酸组胺0.04mg，但张主任认为那是西方人的剂量，对中国人是否合适，要先做一个剂量反应曲线来验证，即对同一受试者用剂量递增法做若干次试验，测试引起胃的最大酸分泌反应的最小剂量。通过预试验，我懂得了学习别国经验也要适合自己的国情。”

“张主任还强调研究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必须设立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人对照组。胃酸是有重叠范围的，只有通过足够数量的对照研究才能划定正常和异常之间的界限。所以，我们除了观察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外，还找了许多健康志愿者来做胃酸测定。这一工作使我牢固树立了研究要有对照组的科学观念。”潘国宗说。

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鲁重美教授从医学院校毕业后做了两年病理科医生，后考取张孝骞的研究生。张孝骞要求她再写一年内科大病历。她开始觉得当实习医生时已写过大病历，不愿意再花费时间，怕因写大病历而耽误看书学习。张孝骞语重心长地说：“临床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不能离开病人。要深入到病人中去，而不是单纯地把工夫用在书本上。”“怎样采集病史，观察病人，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检查，这是临床医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地诊断疾病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搜集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和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一切表现，并正确分析与综合这些临床材料。”“写大病历的阶段至为重要，要通过它形成一种终身不改的习惯，即在诊务繁忙之中也能如条件反射般运用，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要点。这种训练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落课，就无法再补，切勿等闲视之。”

就这样，鲁重美在协和内科轮转了一年多，经治了170多位病人，写了170多份大病历。由于日常医疗工作繁忙，写大病历耗费时间，而且要求在病人入院当天的24小时内完成，她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在张孝骞的严格要求下，鲁重美和其他年轻医师迅速成长，在收集病史、查体、书写病历及病历摘要时，都能做到系统、完整、翔实、迅速、疏而不漏。

内科大查房是张孝骞倡导和一贯坚持的医疗教学核心制度。北京协和医院张芬兰医师至今仍记得20多年前内科的一次大查房。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协和医院内科即将举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准备讨论一个疑难病例。这时，令大家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耄耋之年的张老带着助听器，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送作检查的痰标本瓶来到了现场。

张老刚出院没几天，又值炎热盛夏，有人曾劝他说：“这个病人您已经看过了，这次主要是请外科医生一起讨论有无手术的必要，讨论的意见会后一定会告诉您的。”

张孝骞说：“这个病人既然经我诊断过，病人的问题又未弄清楚，我就应该来参加会议。”为了准备发言，张老不顾80岁高龄，体弱多病，在前一天晚上查阅了许多资料和文献。

张老走到黑板前，仔细阅读了写在上面的病情介绍和各项检查结果，并再次看了病人的X线照片。随后，他坐在前排凳子上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之后，他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说：“我很想向大家多学习学习，可惜这里的杂音很大，即使带着助听器，听到的多半是杂音，大家的发言我只听到一小部分，很遗憾！这个病人的病情复杂，矛盾很多，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记得尿的pH值是6，不知后来是否复查过？”立即有医生回答：“复查过两次，结果都是6”。张老接着说：“那很可能是有肾小管酸中毒，这个病可以引起肾结石……我倾向于某种免疫性疾病，白塞病可能性大，我不能绝对有把握……”。张孝骞的发言言简意赅，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诊断和处理意见，使在场的年轻医生都深受教育和感动。在这种大查房中，张孝骞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同时传承的，更有“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