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罗马：希腊问题

亚历山大准备向哥特防线进攻——在锡耶纳逗留两日——第十五集团军兵力不断遭到削弱——拜访马克·克拉克将军——回忆过往，令人感伤——为解放希腊做准备——与帕潘德里欧先生会面——希腊君主制的未来——与意大利的一些政客会面——觐见教皇庇护十二世——王国副帅翁伯托亲王

8月初，亚历山大计划向哥特防线展开进攻，于是重新整编兵力已经枯竭的军队。他已经与哥特防线的前哨阵地有过密切接触。该防线主要防御工事选址精妙，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屏障，稳稳地挡住了可能从南部进抵此处的所有通道。而那些几乎无法抵达的地方驻防力量相对薄弱，自然令敌人蠢蠢欲动。

穿过从佛罗伦萨至波伦亚的山脉直接展开进攻是相当困难的。于是，亚历山大决定，第八集团军应先对亚得里亚海的一侧展开进攻，尽管那里连绵不断的河谷对我方进攻造成困难；凯塞林的东翼易于包抄，他也无法承担位于其主要战线后方的波伦亚被攻陷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方进攻顺利，他就必须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东翼。所以，亚历山大计划在敌方后备力量投入作战及正面战场兵力削弱之后，再由马克·克拉克率领的第五集团军向波伦亚和伊莫拉展开进攻。

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预备军和空军的调动任务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色完成。所以，位于佛罗伦萨东部的英国第十三军由第五集团军负责指挥，而第八集团军的两个完整的团被调往东部，并在波兰部队左翼靠近佩尔果拉的地方聚集。当完成这一调动任务的时候，亚历山大也为战斗准备好了相当于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其中大半与第八集团军一起作战。凯塞林拥有二十六个已整编好的德国师以及两个重组的意大利师，与亚历山大相抗衡。凯瑟林将其中十九个师用于防守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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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末资完全明白成败的关键，从下述电报中可见一斑：

史末资元帅致首相：

1．深知您公务繁忙，我便不敢给您多写信，以免过度打扰。我自己也正全身心地处理当地难以解决的问题。听到您再次来到意大利、密切关注我方战线重要战区战况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希望您的此次来访能愉快、顺利，祝愿您有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应对您将要处理的艰难任务。

2．我认为，您此行的一个目的是通过了解我们在地中海战场的兵力，增援亚历山大。地中海战场一定仍留存大量后备军，为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而目前这类事件已无关紧要。达成此目的的捷径就是在几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场上集结兵力，其中亚历山大指挥的战场算是一个。现在土耳其已经被攻陷，保加利亚也自身难保。因此，我们可以暂不理会那些囤积了大量兵力的中东战场，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兵力，增援亚历山大的作战行动。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巴尔干各国，以及希特勒的欧洲要塞取得十分辉煌的战绩。为了尽可能地在展开进攻之前集结兵力，我将从战场边缘地带抽调兵力。沿着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延伸，经的里雅斯特至维也纳通道的那条战线值得我们为之竭力奋战，也值得那些在此次战争中培养出来的杰出将军在此大显身手。我确信，威尔逊和佩吉特都会赞同，这是我们为完成任务、摘取伟大的地中海战役取得的成熟果实而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我能提供的只有空军支援。我还将从南非联邦的空军培训学校（现在已经停办）空闲出来的大量兵力中抽调部分兵力，将其组建成其他中队。我已经开始调集由南非人组建而成的皇家空军中队，这样一来，就可再为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提供六个中队的兵力。由于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征到兵，再加上我方兵力四处分散，我能为步兵做的也只能是保存第六南非师的兵力。此外，只有空军部接受了我之前的提议，我才可能提供额外的空军援助。具体建议已经递交空军部。

目前战争处于决定性阶段，我们竭尽全力向德国三条主要战线发起进攻，而且一定会在今年夏季实现完满的结局。如果这次大规模进攻不断取得胜利，那么达成完满结局也为期不远，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知晓德军内部的情况。

我非常高兴能够收到与“龙骑兵”计划有关的信件，尽管战况令人沮丧。当前局势是，法国南部不再是真正重要的军事战场；对其他战场而言，我们调集的大批兵力和大量资源对他们做出重大决定的效用并不大。我甚至怀疑敌人是否会费心调集兵力增援此地。

194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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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早晨，我乘坐汽车出发，与亚历山大将军会面。这也是亚历山大取得胜利、进入罗马之后，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他驾车带我在旧卡西诺战线巡视，一路向我解说当时是如何战斗的，还展示了当时的主要战场。修道院曾高高耸立，现已经毁坏殆尽。人人都能看出这一宏伟的峭壁和建筑物所具有的战术意义——这些峭壁和建筑物曾阻止我们向前进军长达数周。当我们巡视完毕，午餐时间也到了，他们在宜人的小树林里准备了一个野餐桌，供我们享用午餐。我在那里见到了克拉克将军，以及十几个第十五集团军极其出色的英国指挥官。之后，亚历山大用他的那架我所熟悉的私人飞机，作一短途飞行，载我到锡耶纳。锡耶纳是我在过去和平的岁月中访问过的一个十分美丽又著名的城市。于是，我们一起巡视了在阿尔诺的战线。我们在河的南岸构筑防线，而德军则在河的北岸构筑防线。为了不破坏这里的一切，敌我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无论如何，佛罗伦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桥梁被保存了下来。我们在一间漂亮但遭到破坏的别墅里留宿，这里距离锡耶纳西部仅有几公里。我在这里逗留了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工作、阅读和口授电报。当然，在任何一次旅行中，我都会带上私人办公室的核心人员和重要的密码译电员，以便随时接收、回复信息。

亚历山大带着他的主要将领前来共进晚餐，他事无巨细地向我解释了遇到的困难以及将来的打算。第十五集团军的确像是被剥了皮、挨了饿一样。我们不得不放弃曾经无比珍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同时还要尽力将尽可能多的敌军牵制在我方战线。若是能做到这一点，发起攻势则变得十分必要；但是整编完毕的德军几乎与我方由众多不同部队和种族组成的军队同样强大。据提议，我们应于26日清晨沿整条战线发起进攻。我们的右翼将向亚得里亚海进攻，直接目标是里米尼。西部则由亚历山大指挥的美国第五集团军发起进攻。为援助“铁砧”作战行动，美国第五集团军被抽调得支离破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奋勇前进。

我于8月19日出发拜访在里窝那的马克·克拉克将军。路途十分遥远，每到一处，我们就停下来巡视一番各旅和各师的情况。马克·克拉克在总部接见了我。我们在海边共进午餐。在我们友好的谈话中，我意识到，对于指挥这一优秀军队的将领来说，军队的支离破碎令他们痛心。我还乘一艘鱼雷快艇巡游了一番海港。而后，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炮兵部队视察。他们刚装备了两门九寸大炮，让我发射第一炮。士兵们列队站开，我猛拉了一下拉火绳，便听到一声巨响，还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后坐力。之后观察哨所报告，说炮弹击中了目标。我不敢称击中目标是我的功劳。随后，我被邀请前去视察刚刚抵达的巴西旅——巴西师的先驱，并向他们发表讲话；他们同由美国黑人和美籍日裔组建的部队站在一起，场面极其庄严。

在消遣娱乐的间隙，我一直与马克·克拉克交谈着。马克·克拉克将军似乎在怨恨，他率领的军队被剥夺了。他认为错失了一个良机，这一点我也十分赞同。尽管如此，他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英军左翼奋勇前进，令整条战线炮火纷飞。当我返回在锡耶纳的别墅时，夜色已晚，我感到疲惫不堪。而此时，亚历山大却再次来到这里享用晚餐。

当一个人以文字的形式呈现问题，决定或是解释影响行动的重大问题时，精神方面势必会有压力。但是，当您在现场深切感受这些问题时，压力要大得多。这里有一支十分出色的军队，相当于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四分之一是美国人；但是这支军队遭到了削弱，最后甚至无法与强大的守军相抗衡，甚至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如果当时再多一点兵力——从我们这里抽调一半的兵力——我们就可以冲入波河流域，在通往维也纳的途中收获无数可能的战机，并摘取一切胜利的果实。我们一百万之多的兵力在任何统筹战略构想中仅能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在这次艰难的进攻中，这一百万兵力将不惜一切代价，冒着一切危险将敌人牵制在他们的战场上。至少，他们可以尽职尽责。亚历山大一直保有他军人的英勇气概，而我却在每每入睡时都伴着悲伤的情绪。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即使自己主张的办法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也不能逃避承担对略逊一筹的方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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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亚历山大26日才能发起进攻，我便于21日清晨飞往罗马。在那里等着我的不仅有另一系列的难题，还有一批自命不凡的新人物。布鲁克和皮特·波特尔都已抵达。沃尔特·莫因（不久后遭到暗杀）从开罗赶来，利珀先生也已抵达现场。与大多数场合的情况一样，这次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假若是这样也未免太过简单——而是不仅要在国内还要在盟国之间就何事达成一致的问题。

首先，我必须解决逐渐逼近的希腊危机。这也是我到访意大利的一个主要原因。7月7日，希腊国王从开罗向我致电：他请求我再次宣布支持帕潘德里欧政府，因为除了极端分子，政府代表的是大多数希腊民众，它也是能够制止内战发生、团结全国人民抵抗德军的唯一机构。此外，他还要求我们谴责希腊人民解放军，并撤回我们向其援助的抵抗希特勒的军事代表团。英国政府答应支持帕潘德里欧政府，但是我于7月15日与伍德豪斯上校（希腊军事代表团的一位英国军官）长谈之后，同意暂时让军事代表团留在希腊。他认为，军事代表团可以有效地制衡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将他们撤出希腊的做法不但困难，而且很危险；但是我担心他们哪天会被当成了人质，因此要求减少留守那里的代表团人员。

谣传德军将撤出希腊，导致帕潘德里欧内阁出现很大骚动和严重分歧，同时，这也揭示出他们展开共同行动的基础是多么脆弱和虚假。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与帕潘德里欧以及他的亲信见上一面。

我离开伦敦之前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首相致外交大臣：

1．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告知帕潘德里欧先生，他将继续担任首相，而无须理会其他任何人。

2．我们不能像扶持帕潘德里欧那样将一个人扶植起来，然后在希腊反对党刚一咆哮之时就将其喂入虎口。当前世事艰难，假若抛弃我们曾经鼓励过的那些做出支持性的承诺、担负起艰难责任的人们，我们前进的道路也不见得会变得更加容易……

……

4．假若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成为希腊的新主人，我们则必须重新考虑是否保留我们在那里的军事代表团，是否直接鼓动希腊人民争取自由独立。我认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要么支持帕潘德里欧，若有必要，据我们达成的协议动用武力；要么彻底摆脱与希腊的关系。

1944年8月6日

我当时还提醒过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也许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必须调集一万或是一万两千名士兵到雅典，除此之外还会增派坦克、大炮和一些装甲车。您在英格兰拥有一个由一万三千名士兵组成的师，现在就可以将其派上用场，或许还可及时解决政治危机——这对英王陛下政府将要做出的决策至关重要。这支军队可得到三角洲各个机场军队的支援，还可竭力从我们部署在埃及的后勤部队中获得援军。这支后勤部队由二十万名士兵组成。

2．我再次强调，不存在试图控制希腊以及越过雅典当前领土范围的问题。但是，这里是政府中心，必须保证通往此处的道路安全畅通。“布朗”式轻机枪将会非常有用。如果您有更好的计划方案，也请告知于我。

3．我们姑且认定德国人已经撤军，或是正向北部逃窜了，并且在比雷埃夫斯登陆的部队会受到大多数雅典人民的欢迎，其中包括所有显要人物。但这项计划必须严格保密。整个问题将于周二或是周三在部长级参谋会议上讨论。

4．您应当注意到，时间比数量更为重要，五天之内调动五千名士兵比七天之内调动七千人更为有利。当然，这支部队并非机动部队。请在第一时间与我会谈。

1944年8月6日

相应地，我对相关事务做出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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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那不勒斯之后，我开始着手安排各种必要事宜。

首相（意大利）致外交大臣：

我并未意识到，也绝不可能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同意英国内阁的任何决议，即建议希腊国王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后再回到希腊，而不是前往伦敦。在这种没有数月时间就不可能有序进行公民投票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事态的发展。或许，一旦帕潘德里欧的新政府在雅典安全建立起来，就可能会邀请国王。当然国王不会立即动身前往希腊，但是他会在开罗逗留，静观事态发展。我将于21日在罗马与帕潘德里欧会面，届时，利珀先生也应该会到场。

至于我们远征希腊的计划，威尔逊将军及其参谋部已经按照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我已经读过）指示采取行动……我曾着重强调，必须将这次行动看作是一个加强外交和政策的手段，而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役，而且这次行动范围只限于雅典，到时可能只能派一支分遣队去萨洛尼卡。

一千五百名伞兵一旦取得成功，希腊政府就将立即紧随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在雅典采取行动。雅典人民可能会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接英国伞兵。伞兵空降雅典附近完全出其不意，可能会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攻下首都之前展开行动。我们将依赖希腊的两个空军中队，将其当作上述提及的空军力量的一部分，不过这些问题可以在晚些时候再做定夺。

由不超过一万名士兵组成的小规模远征行动将从亚历山大或是意大利东南部开始。同时，伞兵也开始登陆。扫除水雷、进入比雷埃夫斯港之后就可以将伞兵解救出来，并将其调集至其他需要兵力的地方。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选择开展行动的日期。但是，我们应当率先到达，方可保证在敌方无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再次采取登陆行动。

如果有扫雷艇可用，尤其是在雅典已建立了一个友好型政府的情况下，那么肯定能在几日之内在比雷埃夫斯港完成大型扫雷活动。地中海总司令也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总司令还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所有必需的准备。

当然，在英美联合参谋部，美国必须要参与制订与此行动相关的计划。截至目前，他们与地中海方面就战后希腊问题完全达成一致。此次行动需要美国运输机，我们也不得不从“龙骑兵”计划中调集一部分扫雷艇。他们拥有大量海军，所以开展此次行动应该不会困难。

1944年8月16日

我也向罗斯福总统致电。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我们总是能就希腊政策完全达成一致，共同采取行动。战时内阁和外交大臣十分关心的是：当德国方面溃不成军，或是当他们的军队企图撤离这个国家时，雅典及希腊将会出现何种情况。如果德国政府在一个有组织的雅典政府建立之前撤军，并造成雅典很长一段时间群龙无首，那么民族解放阵线和敌对分子将试图攻下该城，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思想。

2．您和我都认为，希腊的命运掌握在希腊人自己手中，而且一旦恢复平静，他们就有充分的机会在君主制或是共和制之间做出选择。但是我认为，您也非常不希望看到混乱的场景和巷战，或看到一个专横的政府建立。因为这只会延迟和阻碍联合国善后总署制订向备受苦难的希腊民众发放救济品的所有计划。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通过地中海的盟军参谋部准备一支英军，士兵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并在时机成熟时，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送达。这支英军还包括伞兵，因此将需要贵方提供空军支援。我个人认为，一个月内或是更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准备总是好的。我认为并不会出现什么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我希望您能同意参谋部以一种通常的方式做准备。这样的话，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下达给威尔逊将军的草案指令。

1944年8月17日

一个多星期后我才收到罗斯福总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我并不反对你们组建一支兵力充足的英军，用于德军撤退时维持希腊的秩序；也不反对威尔逊将军到时使用他能使用的、能够从其他作战行动中抽调出来的一切美国运输机。

194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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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8月21日在罗马与帕潘德里欧先生会面。他说，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加入他的政府，因为英军对待他们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但希腊政府仍然尚未组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帕潘德里欧先生请求我方提供援助，团结希腊的抵抗力量，一致抵抗德军。目前，仅有一些邪恶的人持有武器，而且他们是少数派。我告诉他，将英军送至希腊一事，我们既不能做出承诺，也不能承担义务，甚至不会有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件事的可能性；但是，我建议帕潘德里欧先生立刻将其政府从开罗（那里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气氛）迁至意大利某个靠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地方。最后，他答应了我的提议。

就在这个时候，莫因勋爵加入了我们。于是我们谈论的话题转移到希腊国王地位的问题上。我说道，他无须发表任何新的宣言，因为他曾说过，关于归国一事他将按照政府的建议行事。由于希腊国王曾在我们两国同时遭遇困难时英勇相助，英国对他一直十分友好，也十分讲义气。我们并不打算干预希腊人民选择君主制或是共和制的神圣权利。但是必须由整个希腊人民，而非一小撮教条主义者做出决定。尽管我个人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矢志不渝，但英国政府对于以何种方式解决希腊的制度问题却持中立态度，只要公民进行公正投票即可。

据我观察，既然民族解放阵线停止要求其撤军，转而开始加入他的政府，那么帕潘德里欧先生就是一个国家政府的真正首领了。但是我警告他提防具有颠覆性的势力。我们达成一致，在战争最激烈时绝不释放关在监狱里的叛变分子，而且在他们向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输送更多武器之前，看一看他们及其代表将会如何行动。我们应当努力为希腊组建一支国家军队。

帕潘德里欧先生抱怨道，保加利亚军队仍然占领着希腊的领土。我回应称，我们一旦确定保加利亚军队遵从盟军，就命令他们撤退到自己的边境上。此外，希腊方面在这里以及多德卡尼斯提出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只能等到战后才能解决。这个国家饱受战争之苦，因此值得接受最好的礼遇。我们将为其救济和重建而竭尽所能，他们自己也将竭尽全力。目前帕潘德里欧先生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在希腊建立一个希腊政府，同时必须和平解决边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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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一切告知了艾登先生。

首相（罗马）致外交大臣：

1．由于不久之后局势就会明朗化，我打算于22日和23日晚返回亚历山大军队，还希望能于下周日准时抵达契克斯参加晨祷。

2．我们希望能精简军事指挥机构。目前帝国总参谋长正同亚历山大在一起，之后将同威尔逊将军一起为共同捍卫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竭尽所能。

3．至于希腊国王，他们当中没人希望他现在发出任何新的声明。关于他向我提出的返回伦敦的提议，我建议他等到帕潘德里欧先生归来，并同他见上一面后再返回。过一段时间，希腊国王就可以考虑访问意大利，到时他可以再次看望那些已被整肃而悔悟过的希腊旅，如果他在希腊旅于前线作战时去探望，时机则更佳。

4．我喜欢帕潘德里欧先生。将希腊政府从弥漫着阴森气氛的开罗迁移出来是有较多益处的。我认为，无论对希腊的敌人还是朋友来说，这都为他们敲响了警钟。但是，尽管军事行动已经遵照您的意愿在我的指挥下完成了准备和部署任务，但行动日期尚不能确定；军事行动必须与其他的需求相配合，除非形势本身不受控制。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还不能完全做好准备。但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就能展开突然袭击。莫因今早与威尔逊将军一起，对存留下来的步兵师以及前往意大利救援的步兵师进行再次划分。当然，大型国际组织和临时军火供应站还留驻在原地。

在这些激动人心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您能前来法国视察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194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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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的那段时日，我住在大使馆。我们的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他的妻子精心照料我的生活，令我感到十分舒适。在大使的提议下，我同意大利的大部分政要会面，而此时的意大利由于遭受二十年的独裁、一次灾难性的战争、革命、侵略、占领、盟国控制以及其他厄运，举国上下一片残败的景象。我还同博诺米先生、巴多格里奥元帅和陶里亚蒂进行会谈。陶里亚蒂在苏联逗留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于年初返回意大利。我们邀请意大利各党派领袖同我会面。可是，他们中没一个人获得选举授权，而且他们所选用的党派名称——恢复原来的名称，都着眼于未来。回首过往，我担心他们的思绪已经回到德军最近在这些古墓穴犯下大规模残暴屠杀罪行的时候。然而，在罗马引用历史资料的人是可以被原谅的。这座不朽之城，四周突起，威严壮丽，无懈可击，许多纪念碑和宫殿林立，掺杂着些许废墟遗迹——并非因遭受炸弹袭击而毁于一旦，它与匆匆来到这里的渺小人类形成鲜明的对比。

8月23日，我受到教皇的接见。我在1926年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前往罗马时，同伦道夫一起看望了前一任教皇，当时我还十分年轻。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因受到教皇亲切接见而倍感愉快的记忆。当时是墨索里尼时代。现在，我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最高规格的礼遇。我们经过的前厅和长廊站立着全副盛装的教皇卫队，以及由古罗马最高等级、最悠久的贵胄代表们组成的贵族仪仗队——他们穿着我从未见过的十分华丽的中世纪制服，纷纷出场。教皇在书房接见了我，他的态度既庄严，又不拘泥。我们一直谈论着，从不缺乏话题。

我们驻梵蒂冈的公使达西·奥斯本爵士开车将我送回大使馆。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与王储翁伯托亲王会面。作为王国的副统帅，他目前正指挥着在前线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他令人着迷的性格，对全局把握的才能——不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王储翁伯托亲王给我的印象是，他比我在以往会谈中见过的政客都更加自信。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在自由、坚强和团结的意大利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然而，这与我无关。我手上的事情已经够我忙了。迄今为止，华沙起义已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叛乱者处于危急之中，我也正与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频繁地通信，具体内容我将于后文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