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阵效应：不同城市渐次迈入楼宇经济时代

应该说，楼宇经济在一、二、三线城市兴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二、三线城市是渐次迈入“楼宇经济时代”的。即使是同处于一线城市的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或是同处于二线城市的杭州、重庆、武汉、天津，其楼宇经济发展的起始时间也不一样。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产业发展规律——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

因此，楼宇经济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也表现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城区之间。即使是上海、深圳这样的楼宇经济一线城市，也有楼宇经济刚刚起步的城区；而即使是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也存在楼宇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的城区。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比较全国楼宇经济时，是以城区为单位而不是以城市为单位的依据之一。因为城市之间往往缺乏可比性，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天然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如果硬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既没有多少必要，也没有多少意义。而以城区为单位进行比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以这样的视角，从全国的大范围来看，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优于北部地区；从某一局部区域看，发达地区优于欠发达地区，核心城区优于外围城区。当然，这与城市的经济水平、区位分布、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环境生态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非要对楼宇经济的起始时间和地点做一个准确的描述的话，虽然楼宇经济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但楼宇经济的真正兴起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的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稍早一点兴起的城区大约是在2003年。2008年前后，杭州、天津、重庆、青岛、南京、厦门等二线城市的部分城区开始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天津、杭州等地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奖励扶持政策，从市级层面上推动楼宇经济发展，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成为楼宇经济“第二梯队”的“领头雁”。三线城市的楼宇经济大约起始于2012年前后，武汉、长沙、郑州、昆明、南昌等内陆中心城市，也在考察学习中大力借鉴一、二线城市楼宇经济的发展经验，逐渐成为“第三梯队”的代表。楼宇经济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已经是2015年前后的事情了。在这个时间段，一些地级城市的中心城区也陆续开始兴起楼宇经济，从而形成了如今全国50多个城市的100多个城区楼宇经济竞相发展的“雁阵”之势。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北京、广州是综合实力毋庸置疑的一线城市，但在楼宇经济发展方面，起步相对于上海、深圳要稍晚一些，政府服务、发展特色、推进举措上也没有很突出的亮点，只能归入“1.5线城市”。

必须肯定的是，10多年来，楼宇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个项目到规模发展、从单一零散到成片集聚的发展历程。正如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集聚工业企业一样，现代楼宇日益成为城市中承载现代服务业、都市工业、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它们将产业、资本、人才、服务、管理等要素集聚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富有地方特色、产业特点的商务楼宇、楼宇集群，乃至中央商务区、中央活力区。应该说，楼宇经济发展对于集约资源、集聚要素、拓展空间、提升品位等，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