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公司的出现与全球性扩张

百货公司，顾名思义指的是贩卖各式各样商品的商店。法文称之为“grand magasin”，意为大商店；英文名为“department store”，即分为许多部门的商店，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18世纪后半期，西欧与北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尤其是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大量生产的结果是产业界立刻面临如何消化库存的问题，其解决之道是发展更有效率的零售组织，百货公司便应运而生。

和传统的零售商店相比，百货公司有几项关键性的变化：首先，百货公司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法则。19世纪之前，欧洲零售业的运输及销售时程长，存货、仓储、利息等成本使业者难以降低售价。工业革命之后，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增加了零售商家的降价空间，再加上快速销货的压力，促使业者改弦更张，以低售价刺激购买力，以高销货量弥补因降价所减少的利润。19世纪中叶英国流行的一句新谚语——“利润小，回收快”（small profits，quick returns）便是百货公司经营理念的最佳写照。以商品周转率为诉求的销货方式，意味着店家无法只倚赖常客的忠诚度来维持生意，而必须有能力吸引过路客。这就激发出百货公司更多的营销创意，包括现金交易以杜绝风险、利用广告及橱窗展示吸引顾客、允许顾客自由进出商店以选购物品、顾客不满意可以退货等，故学者将百货公司视为“零售革命”（retailing revolution）的代表。

其次，百货公司均销售多元化的商品。直至19世纪上半叶，零售商店仍强调专门化的特色，这不但予以消费者清楚的印象，也是商业结构所致。19世纪之前，欧洲零售业多半由行会（guild）所规范，一方面维持已建立起来的工艺水平，另一方面阻止行业中出现互相侵吞的情形。行会不但限制各行业的商店数，也坚持一个人只能开一家店、贩卖一种产品，甚至规定最低售价以避免恶性削价竞争，因此这些商店能保证某种程度的利润，却也导致商品周转迟缓。即便在行会势力相对较弱的英国，零售商店仍由店主一人独力经营，顶多再加上招收的几名学徒，开分店的情形十分罕见。同时零售业者被认为是具备专门技术的人（skilled men），但其知识仅限于他们所经营的某类商品，这使得19世纪以前的一般零售业者甚少跨足其他商品的贸易。百货公司则反其道而行，大量引进不同性质的商品，当某类产品因面临季节性滞销时，就以其他产品的利润加以弥补。例如，百货公司兴起之前，家具与服装布料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家商店里，但这两项产品却是早期百货公司的主力，加拿大的官方商业统计即视之为百货公司的构成要件。

其三，为了因应商品种类与数量的增加，百货公司必须扩大门面，于是巨型建筑就成为新商店的特征。在此之前，商店规模通常不大，且早期手工业与商业并未分化，商店空间往往区分为两部分，后半部是作坊，前半部则贩卖作坊所生产的物品。直至19世纪初，英国的典型店铺空间狭小，只能堆放很少量的货品。百货 公司则往往投入大量资金于商店建筑，甚至占据整个街区。美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史都华商店位于纽约市中心区，楼高四层，是当时首先使用白色大理石（tuckahoe marble）作为外墙的商用建筑，时人称之为“大理石宫殿”（marble palace）。法国第 一家百货公司波玛榭的新建筑于1887年落成，楼高四层，占地52800平方米，被誉为“优雅的模范”（model of elegance），可谓百货公司的建筑 典型。此后，这种宫殿式的商店蔚为风尚，成为醒目的城市地标。

百货公司的出现，并未取代原有的小型零售组织与交易方式，但这种具有强烈“进步性”的商业组织却很快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例如澳大利亚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即由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安东尼·何顿（Anthony Hordern）家族建立。1823年，何顿一家人从伦敦移民到悉尼，丈夫以制造马车维生，妻子则贩卖女帽、服饰等物品。何顿家的生意虽一直以“双轨”进行，但何顿太太的服饰业显然更为人所称道，也更具有家族影响力：她不但擅长利用报纸广告吸引顾客，对于时尚趋势也颇有掌握，引进当时欧洲流行的“托斯卡尼软帽”（Tuscan bonnets）。后来何顿的五子一女中，有四位继续从事服饰业，其中以安东尼二世（Anthony Hordern II）的事业发展最好，不但扩张店面，员工亦增加至12人。1876年第三代接手后，何顿家族事业迈向新的里程碑，安东尼三世（Anthony Hordern III）和弟弟山姆（Samuel Hordern）积极地在悉尼市中心区取得土地，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宫殿式商店”（palace emporium）。1879年新商店落成之时，员工已增至300人，此后以每年100人的速度增加。1886年安东尼三世去世后，接班人山姆·何顿认识到老式的专卖店已经无法迎合新时代的需要，毅然将该店转型成贩卖各式商品的百货公司，并持续扩建商店，以容纳新的商品。山姆·何顿的想法很可能来自他对欧洲零售业趋势的观察与了解：早在安东尼一世时代，何顿家族企业即仰赖英国厂商供货；安东尼二世在英国接受教育，对殖民母国的商情容易掌握；安东尼三世时代则在伦敦设立办事处，负责采购英国及欧洲的新产品，安东尼三世本人还曾经游历欧陆、美国、印度及新加坡，考察市场，自然不可能无视欧洲零售业的变革，因此安东尼·何顿公司的转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举。

除了西欧殖民地外，日本也卷入这波“零售革命”的浪潮，开路先锋是由吴服店转型而成的三越百货店。该店前身为1673年由三井高利设立于东京都日本桥的“越后屋”，号称“现金买卖”“定价出售”，均为打破当时商业习惯的新观念。明治时期，吴服店经营不振，新任理事高桥义雄及日比翁助实施店内改革：参照美国费城沃氏百货公司（Wanamaker's）的经验，改变陈列及经营方式，制定严格的店规，对店员施予新式商学教育，并于1904年发布“百货公司宣言”，正式更名为“株式会社三越吴服店”，为百货公司全球性扩张的又一事例。

中国同样在19世纪末受到这波零售革命的冲击，先是英商在上海及香港设立百货公司，或由小商店蜕变而成，或是跨国公司所设的分店；到了20世纪初，华商开始积极投入百货业市场，且主要由具有澳大利亚经验的广东商人所掌握。他们大致循着相同的发展模式：广东地狭人稠，向有海外移民的传统；19世纪下半叶传闻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年轻人纷纷前往淘金；大部分华人并没有找到黄金，却在新世界展开新的人生。一小群颇具生意眼光的中山人，在异乡累积了资本、经验及人脉关系后，于20世纪头十年纷纷回流中国。他们在悉尼亲眼见证安东尼·何顿父子公司的荣景，希望将这种新式企业介绍到中国。1900～1912年，香港先后出现了先施、永安、大新三家百货公司。在香港立足后，三大公司向北扩展，先在广州设立分店，1910年代中期起又先后向上海挺进。1925年发生一小段插曲，先施公司高级职员出走，另设新新公司——此即为老上海口中津津乐道的“四大公司”。

看起来百货公司的发展史是个全球化的故事，亦即这种新型的零售组织在世界各地不断传播的过程，但从日本与中国的比较可以看出，百货公司其实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三越百货店乃由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吴服店转型而成，历史传承较为明显；“上海四大公司”则移植异国经验，与传统商店并无直接渊源。这当然不是说，传统中国完全没有发展大型综合商店的契机。事实上，相较于前近代欧洲，中国行会对商业行为的规范较为宽松，且早在明末已出现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商店，例如苏州的孙春阳杂货铺兼卖食品及日用品，且模仿中央官制的“六部”，将商品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烛等“六房”，可说是“部门商店”的雏形。乾隆年间（约1780年代），直隶宁津县大柳镇有一家名为“升记统泰”的杂货店，经销商品广泛，包括铁器、纸张、布匹、线块、颜料及日用的油、盐、酱、醋、酒、杂粮、米、麦等，后来还扩大营业，在外地开了四爿分店。不过这些商店并没有走上三越吴服店的道路，转型成为现代百货公司，这可能与杂货铺所售者较少“流行商品”有关。可以说，中国百货公司较少呈现与传统商业的联系，而是移植西方的新产业。中、日百货公司不同的发展路线提醒我们，必须把极富“世界性”的百货公司放回各自的社会文化脉络加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