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企业的典范
19、20世纪之交，不论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或中国，百货公司都还是一种“新式企业”，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经营技术，百货公司都表现出创新精神，而这正是前辈学者研究百货公司所采取的途径。关于上海百货公司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探讨商业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团队最早投入研究，于1981年出版《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为后来的百货公司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这部著作采取“企业传记”的研究方法，探讨永安公司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由于这项计划始于1950年代后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启研究，因此该书仍从“阶级斗争”的框架，诠释中国百货公司的历史。
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则利用公司内部出版品及口述访问资料，重建港沪两地的百货业经营史。在研究策略上，一方面将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比较不同百货公司的企业文化。他认为传统商店采用合伙制，业主凭借其能力发展出一套高度个人化的管理形式，仰赖员工对业主的个人性忠诚。百货公司则采用公司制，人事结构上分化出管理阶级，并引进新式零售概念。不过，百货公司的家族色彩仍然浓厚，雇用乡亲的比例亦高，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然而陈锦江也指出，家族企业的特色不尽然是百货公司营运上的阻碍，特别在比较先施与永安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时，他注意到永安公司的管理权掌握在郭氏家族手中，再加上郭家兄弟的团结，使该公司的经营稳健成长。相较之下，先施公司的管理权不如永安那样集中，无法贯彻企业政策，甚至一度出现中衰的现象。换言之，百货公司所代表的“新式企业”，不完全是与传统的割裂，而是合于各种现实考虑的理性选择。
百货公司的第二个研究方向集中在商人身上，探讨“新式企业家”的特质。徐鼎新基于对上海总商会的观察，把19世纪末以来经营新式企业的商人区分为“绅商”和“企业家”，主张两者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均有所不同，并认为后者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笔者从永安公司的例子则发现，两代企业主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只从“进步史观”加以解释。第一代创业者出身贫寒，仅受童蒙教育，后来到澳洲闯天下，累积一定经验后回国开创事业，并积极培养下一代接受专业高等教育，以便接班。第一代勇于冒险，尝试将西方的百货公司移植到中国，就“创新”精神而言，未必逊色于第二代。此外，两代企业家均极为重视关系网络的经营与运用。由于第一代在异乡奋斗，需格外仰仗乡亲的帮助与支持。第二代上台之后，由于与澳洲华侨社群的关系不深，少了许多乡里亲族的情感包袱，且父执辈的努力已为企业集团奠定基础，因此乡里亲族关系的重要性便降低许多，然而这并不代表关系网络不重要。相反地，第二代企业家开发出新的关系网络，如宗教或慈善团体等。从百货公司的两代企业家可以看出，新式商人与企业家精神并未完全依循单一方向的演化模式。
叶文心则以永安公司为例，特别注意“新式商人”的两种特质：一是对论述工具的掌握，一是“家长”角色的式微。她认为尽管明清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传统儒家的“贱商”观念已非社会现实，但“贾道”的正当性，乃来自于商人对士人道德要求的适应，明清商人并未能对财富或事业本身提出原则性的论述。这要到19世纪中叶随着开埠而出现了一批新商人（包括买办），“贾道”的意义才开始发生变化。商人开始在民族危机中找到实业本身的道德价值，通过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合理化所获取的新财富，并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敬。不过与此同时，当新式商业趋向资本主义化，逐渐放弃“家长式”管理模式，传统伦理关系受到破坏，职工眼中的雇主从提供保护的家长转变成剥削血汗的资本家，劳资冲突日益加剧，职工也逐步向共产党倾斜。
颜清湟则从“华侨”的角度来讨论“新式商人”。早期中国百货公司的行业特点是其业主均为广东人，且都有出洋澳洲的经验；他们在悉尼见识到不同于传统零售商店的百货公司，希望在中国复制西方的成功经验。颜清湟以永安公司郭氏兄弟为例指出，百货公司业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开创事业，不只是因为他们具备企业家精神，也由于他们的华侨身份。这些新移民虽然身处中国及澳洲社会的“边缘”，但也因此而毋须固守传统。一方面，他们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较多，吸收西方知识技术的层面也广；另一方面，华侨社群所提供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开创事业的重要资源。换言之，中国百货业由澳洲华侨领导，是他们能够利用双边文化的优势所致。
百货公司的第三个研究方向是国家角色。事实上，19世纪中叶最早提出新式企业计划者，正是一批为了富国强兵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的方式，促使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不过操办新式企业的官员及商人主要着眼于工业，从早期的造船、枪炮的重工业到后来的棉布、面粉的民生工业。根据杨约翰（John D. Young）的研究，孙中山可能是近代中国对百货公司最早产生兴趣的政治人物。一方面，百货公司的业主均为其广东香山的同乡，是劝募革命事业的理想对象；另一方面，百货公司作为商业现代化的象征，是实现“货畅其流”的重要途径。他甚至鼓吹外国友人在华各城市投资百货公司。尽管这个计划并未获得太多认同，但对孙中山而言，百货公司就像铁路一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环。
以上所讨论的三种研究取径，都是以企业经营为关注焦点。这固然是企业史领域的核心任务，然而过度强调企业功能的检视容易忽略个别产业的特性。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产业史偏向铁路、棉纺织、银行等“新式企业”的研究，证明中国步入现代的潜力。这类研究多半强调西方“科学管理”在中国企业经营中的痕迹。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累积，我们对企业经营模式的认识愈来愈细致，但也愈来愈趋向一致性的线性解释：近代中国企业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有效融合现代的管理模式及传统的企业文化。而这在一般企业的表现中往往大同小异，使得专注于企业内部运作的个案研究较难突破前人的结论。此外，企业史的研究范式也无法完全回答百货业的基本问题。如前所述，欧美百货公司的兴起，与19世纪以来工业化及机械化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有关，此时期商人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将仓库里的货品尽快地卖出去。换言之，所谓的“零售革命”，实际上是用来解决“生产革命”所造成的问题。然而，上海出现代表“零售革命”的百货公司之际，并没有相应的“生产革命”为基础。这当然不是说上海没有工业化及机械化生产，但其规模难以与同时期的欧美相比。更重要的是，上海百货公司出售的物品主要是舶来品，与国内生产线的关联性较少。在“卖得多、卖得快”的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中国引进百货公司的零售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这是传统企业史较少探索的面向。
2012年，日本学者菊池敏夫出版其博士论文《民国期上海的百货店与都市文化》，主要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探讨上海百货公司的历史，可说此一课题的第一部专著。该书所谓的“都市机能”，主要指的是“都市娱乐、文化机能”，特别是商品之外的娱乐活动。因此，该书花费相当的篇幅仔细介绍百货公司附属的游乐场，包括剧场、舞厅、旅馆、电影院、书画展览等。此外，该书也注意到百货公司的广告手法，包括报刊、广播、电影等。可以说，百货公司是“摩登上海”的极致表现。菊池敏夫的新著固然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也留下一些尚待深究的课题，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我们要如何研究百货公司的“文化史”？自从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受到后现代、后结构等文化理论影响，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不仅艺术文化等原属“边陲”的课题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更是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里指的是文化人类学式的解读，强调对外在表现（包括机制、仪式、活动等）的意义阐释。例如，对“文化转向”起了推动之功的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便通过工资、农村生产工具、面包价格等社会经济条件的描述，来说明工人阶级认同形成的因素与过程。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相反，他认为经济只有在被编码到文化之中，并且用经验（而非结构）加以阐释时，才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从而主张从符号秩序的面向来论述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百货公司的文化史就不仅是表述企业经营的都市机能，而是通过这个企业来切入现代城市的文化肌理，并说明背后的权力关系。这个思考促使我们提出一个较深刻的理论问题：借由上海百货公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如果我们不再认为现代性的追求只是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式的、不断向前移动的线性过程，而是各种预期与非预期的观念碰撞，百货公司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上海，就不该只是一座“进步文明”的消费城市，而是一个容许噪声存在及辩论的文化场域。换言之，百货公司所呈现的现代文化并非整齐划一、边界明确的都市机能，而是具有高度歧义性与竞争性的观念丛，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亦体现了现代性的争议。这正是本书从百货公司来重新认识上海城市文化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