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经济区：发展现状与空间演化

霍伟东1 邓富华2

（1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611130）

摘要：成都经济区是城市群范畴，地处“菱形经济圈”的核心位置。本文尝试解构城市群概念，纠正城市群认知偏差，考察并发现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产业同构与差异化分工并存，对外开放格局欠平衡，生态环境不协调，等等，进而从省际和省域协调层面明晰成都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把握成都经济区从不均衡增长走向均衡增长的空间演化规律与路径。

关键词：成都经济区；菱形经济圈；功能定位；空间演化

成都经济区实质上是一种城市群范畴。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着力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与产城融合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六大国家级城市群，其中，成渝经济区是新兴的城市群。而成都经济区是成渝经济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成渝经济区以及筹建中的“菱形经济圈”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成都经济区是四川省域平原城市群，具有良好的生态区位，但交通、通讯、医疗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布局尚在完善中。况且，以往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功能不明晰的问题，以至于出现盲目建设、流于形式等现象。因此，成都经济区需要明晰城市群的内涵，并基于自身的发展现状，探寻合理的经济空间演化规律与路径。

一、城市群概念及辨析

城市群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周边多个城市在空间地域内集聚，形成产业错位、功能互补的抱团发展态势[1]。

从静态来看，城市群是指一定的空间地域内，由一个中心大型城市和多个外围中小型城市或城镇构成，具有一体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且产业布局合理，空间组织紧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群落。

从动态来看，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空间地域内，一个中心大城市或若干个中小城市，依托一体化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不断发挥区域生产网络的极化与扩散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群落。

因而，城市群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有一个能够发挥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2）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实现一体化布局，区内交易成本降低；

（3）区内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能够实现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发展。

当前，城市群建设已然形成一种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但在政府、媒体等过多推崇下，城市群在建设过程中容易形成“晕轮效应”，使得城市群建设脱离了发展的实质，过多地追求城市群的规模，以至于城市空间地域的组团式发展流于形式。

理解城市群的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群并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纯地理意义的城市群，往往被认为是多个城市在空间地域形成的聚集现象，以至于容易被简单地按照地理范围来圈定城市群的空间地域。事实上，城市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区域，而是更多地被赋予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内涵。随着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群也亟待承担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职能。因而，城市群兼具地理、经济、生态等多元属性。

（2）城市群要求提高城市一体化水平，但一体化不等于同质化。城市群要求各城市形成一体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但区内各城市也应该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建立多层次的产业分工体系，达到城市间功能互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城市间生态环境、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协调发展。

（3）城市群不能单纯地强调城市的发展，也应该注重城乡统筹，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城市群发展，并不意味着只发展城市，忽视农村的发展。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本身就被赋予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职能，即依托城市群建设，缓解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4）城市群不是越大越好。城市群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在中心城市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力量范围内，按照梯度化发展路径逐步扩大城市群规模，追求“大而不臃肿”。盲目地追求城市群规模的扩大，容易引发城市间利益冲突，脱离城市群发展的实质。

（5）城市群的发展要注重市场机制的引导。城市群的形成有赖于中心城市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发挥。因而，城市群应强化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得以优化配置，形成集聚外部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城市群可以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一定的比较收益，吸引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实现优化配置，以乘数效应不断增强区域内的集聚力。

二、成都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1．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成都经济区由成都平原8个城市（成都、绵阳、德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构成，其中，成都市是核心城市，绵阳、乐山是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则过渡连接到其他城市群。

图1中，2012年，成都经济区内成都GDP数额远高于区域内其他地区，多达8138.9438亿元，占区内GDP总额的55.6%，而绵阳、德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7市的占比分别为9.2%、8.7%、4.7%、7.1%、2.7%、5.3%和6.7%，均不足10%。

同时绘制2012年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的人均GDP占比图如图2所示，成都人均GDP占比均为其他地区两倍之多，进一步表明成都与区内其他地区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差异。

区位熵提供了一种更有效地测度一定空间区域内某地区相对总体区域发展水平差异的方法[2]。区位熵的测算公式如下：

Q =G/P

式中，Q是某地区相对总体区域的区位熵，该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G、P 分别表示各地区GDP和人口数占总体区域的比重。

我们测算出成都经济区内2001—2012年各地区的区位熵（表1）。

横向比较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成都、德阳、绵阳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遂宁、乐山和资阳则明显偏低。纵向分析来看，2001—2012年间，成都、德阳、绵阳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下降，而其他地区则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各地区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趋于缓和，区内各地区的地位差异逐渐缩小。

2．各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的产业，如机械、化工、食品等，存在一定的同构现象。而随着城市群协调发展，区内各城市依托自身的区位、资源优势，初步形成了差异化的产业分工体系（图3），如成都以机械、电子、医药、冶金、化工等为高新技术型产业，成为成都经济区技术创新先行区；德阳以装备制造、新能源、纺织品等为核心产业，且被誉为“重装之都”；绵阳主打冶金、机械、建材等，荣膺“科技城”；乐山以水电产业、盐磷化工等为主导产业；资阳则着力打造汽车工业。

从地区工业增加值来看，成都的工业发展也远高于区内其他地区（图4）。

3．各地区对外开放现状

从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的进出口额占比（图5）来看，成都市承担主要的对外经贸业务，其他地区的比重则严重偏小，表明成都经济区对外开放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同时考察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图6），发现成都实际利用外资额也远远超过区内其他地区。

4．各地区环境保护现状

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成都，人均产出相对较高，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较大，污染排放也会相对较多，远高于其他地区（图7）。而成都经济区内的其他地区如乐山、眉山、雅安等，工业发展缓慢，且拥有较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成都经济区各城市间在生态环境发展方面存在不协调现象。

三、成都经济区的空间演化

从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归属关系（图8）来看，成都经济区是省域城市群，类似的还有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天府新区是地区小型城市群，隶属于成都经济区；而成渝经济区和“菱形经济圈”则属于省际城市群，只是两者的空间地域范围存在差异，前者只包括成都、重庆等地区，后者则为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等地区。“菱形经济圈”是未来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群，力主打通“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促进西部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和功能互补，从而更有效地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成都经济区的发展有赖于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且市场机制占主导，辅以步调一致的政府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图9）。市场机制主要基于成都经济区内生态区位因素，如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促使资金、人才等要素在区域流动中发挥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经济区的发展。成都作为中心城市，拥有创新型主导产业，在区域内容易形成一定的比较成本优势。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成都会吸引周边城市的产业要素向其聚拢，通过向心运动形成一定的增长极，即发挥极化效应。随着成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尤其是天府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成都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使得增长极的生产要素会通过离心运动向更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外围城市扩散，释放扩散效应，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并改善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

极化效应促使城市群由均衡走向不均衡，扩散效应则使得城市群从不均衡走向均衡[3]。那么，结合当前成都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这一特征事实，成都经济区当前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两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先期政府需要通过适当的调控强化扩散效应，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力量势均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推动成都经济区的平衡增长。因而，成都经济区的发展态势遵循非均衡增长逐步转向均衡增长的规律。

遵循城市群的归属关系和城市群梯次发展路径，成都经济区应该从省际协调和省域协调两个层面探寻经济空间演化的路径。

从省际协调来看，成都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西部地区区际协调枢纽和成渝经济区发展引擎。那么，成都经济区经济空间演化可以遵循如下路径安排：

第一，加强与重庆、西安的区际政策协调，深化省际城市之间的开放合作，获取对外开放的聚合力，形成抱团式的对外开放态势，提高“走出去”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赋予市场更多的活力，促使川渝陕三地的土地交易、碳交易、商贸物流、服务外包、农产品产销等形成一体化的市场体系。

第三，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协调互补，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布局。

第四，构建圈层式生态区位网络，引导东中部地区的资金、产业、技术、人才“四流”自由便捷地输入西南地区，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从省域协调来看，成都经济区功能定位是川内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和对外开放桥头堡，示范并带动川南、川东北、攀西等川内其他城市群的发展。那么，成都经济区的经济空间演化可遵循以下路径安排：

第一，依托成都平原地区优势，构建圈层式的交通网络，形成空、铁、水、路四网合一的大联营格局，打通区内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大通道。

第二，基于区域内各城市的自身资源禀赋，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如成都现代服务功能区、绵阳德阳重装制造中心、乐山眉山新材料产业集聚地、遂宁商贸物流集散地、雅安现代化生态旅游服务区等，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释放整体产业集聚优势，获取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与政策安排，协调好与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的利益关系，避免城市群间的利益冲突。

第四，注重成都的功能疏解，寻求现代化服务“点”在成都的集中和生产、生活“面”在周边城市的分散，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戴宾．城市群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J]．财经科学，2004（6）.

[2]彭颖，陆玉麒．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 [J]．经济地理，2010（6）.

[3]陈金祥．经济区空间演化机理及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M]．科学出版社，2010.

第一作者简介：

霍伟东，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领域：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