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萧瑟中的无言绽放
东坡国税局老干部活动中心，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六尺整张的国画《牡丹图》。中正的构图，显得繁而不密，错落中透出规整；纤细的工笔，准确地传达出微风下花瓣的动态；鲜艳的色彩，又让浓郁的花香穿透纸背悠然飘过。蝶舞蜂飞，似乎能感受得到蝶翅颤动下的微风徐来，听得到蜂鸣嗡嘤中的歌声乍起。我注意到了钤在角落里的那枚印章，篆书阳文：王珍祥。
“王老师，90岁了，我们局里最年长的退休干部，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学生。”陪同我们的刘局长介绍说，语气里带着几分钦敬与自豪。
90岁！我被震住了。她的身上该有多少故事——那些我们该读却不曾读过的人生？
一套深栗色的中式家具，让客厅与我的想象那么自然地贴在一起，也与王珍祥老人梳理整齐的银灰色短发与素雅的装束融为一体。也许是耳背，我们的问答之间总有一种拖了半拍的间歇，而这恰巧让她的叙述有了停顿之后的清晰条理。我则沿着这条线，捡拾着看似散落的珍珠，串起一串属于她的人生的项链。
1945年的春天，18岁的王珍祥如愿考入了光华大学（后改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成为一名十足的“天之骄子”。尽管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王珍祥却是从小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开着一家诊所，精湛的医术加上悬壶济世的心肠，让这个家庭的小日子过得舒适安逸。晓事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无疑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些许欢乐，父亲的心中不时地勾画着属于自己、属于家庭、属于女儿的未来画卷。而王珍祥则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氛围中安然地度过春夏秋冬。品学兼优的她，自然成为学校关注的焦点，不时接受各种奖励和表彰，一时间成了“人物”。说起来，不论哪个时代，做个好学生总是必需的，要求上进勤勉好学就应该是学生唯一的路，这似乎不该有什么疑义。然而，在后来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中，这段“好学生”的历史成了她一生都没能摆脱的致命纠葛。王珍祥到现在都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看过杨沫的《青春之歌》吗？那时候你如果不是卢嘉川那样的革命青年，就一定是余永泽那样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价值判断体系里，没有中间人物。你说你好好读书了，谁信？那个时候的‘好学生’，就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坏分子’。这个世界，是两极的，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简单得很。”
这真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有时也是一笔糊涂账，福和祸之间的转换总是让人莫名其妙，始料不及。这是后话。
待到王珍祥快毕业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懵懵懂懂的，她这个“旧社会过来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乐山专区眉山税务局，成了一名共和国的税务官。和当初上大学时的“好好学习”一样，“好好工作”又成了她唯一的目标。不久，工作认真、业务能力强的她，被任命为眉山县（现眉山市，后同）思蒙税务所的负责人。天天下乡，天天查账，当时新生的共和国还没有税务法，甚至连税收经验都没有，一切都是照搬民国政府的老办法，在实践中修改，在修改中完善，几乎就是国家税务的一次重建。跟各种人打交道，跟各种业务相衔接，就是为了多收一点税，多做一点事，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自己。税务所年年是先进单位，然而王珍祥却没当过先进个人。“旧社会过来的”哪怕只是一个“学生”，都得背负着原罪般地拖着一条尾巴。学生时代曾经的“荣耀”如今已经是罪过了，让涉世未深的王珍祥过早地看透了名利。不当先进倒也罢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埋伏在那个“福”里的“祸”终于跳出来了。1957年“反右”斗争大幕拉开，最先被推到台前的却是勤勤恳恳的为了国家税务事业做出了那么多奉献的她！罪名一共是三条：隐瞒地主家庭的身份；迫害阶级弟兄，免了通讯员的职；思蒙税收过重，把一家染坊整垮。
王珍祥怎么也想不通。父亲，一个治病救人且靠手艺养家的医生，什么时候成了地主？那个玩忽职守上班出去打牌的“阶级弟兄”是大家提议并讨论通过才做了停职决定的，怎么就成了我个人的“阶级报复”？而国家统购统销的整体形势促成了那家染坊的倒闭，且认购制的自愿交税，怎么会变成我个人一手遮天的故意“整垮”？
争辩没有用。而争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揭发批判的逐步升级。她被定为“右派”。
接着，她被“下放”到单位的食堂接受改造，领导还特意安排了一位据说是在旧社会曾经苦大仇深的姓石的师傅监督她的言行，定期向上级汇报。可是，监视了一年多，石师傅没有发现王珍祥有什么反动言行，反倒觉得王珍祥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实在没什么可以汇报啊，结果被领导叫去大骂了一通。这石师傅想不通，回来就服毒自杀了，多亏当时另一位也是在食堂做饭的临时工大姐及时发现，才救了他一命。王珍祥感叹道：“后来他们结婚了，过得挺好，算是好人终有好报吧。我们一直有来往呢！”
然而，石师傅的自杀直接导致了事件的再次升级。
1958年，王珍祥被送到乐山专区一个“更高级别”的“学习班”劳动改造。“高级到什么程度？流沙河，诗人、作家、学者、大右派，我就跟他在一个队。”
关于她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了。无休止地“学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无休止地写检查，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而身边关着的既有无论是在哪个社会都被视为“渣子”的“烂女人”，也有流沙河这样的作家诗人，还有曾经是老红军、老革命的大姐大哥。“我是谁？”最终她自己也糊涂了，有点“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感觉。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无奈地落进“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的迷局。“人哟，到这一步，连问都不爱问了：我到底是什么问题？”王珍祥摇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你刨根问底也好，死不承认也好，其实结论早早地就放在那儿了。在她反反复复地交代却总还“交代不清”的时候，眉山县就已经在“法刑【58】字255号判决”中完成了对她的定罪，王珍祥被判“反革命罪”，强制接受劳动改造。
王珍祥像一个折翼的天使，开始了她的长达20年的“炼狱之旅”。她坚强地活下来了。我不想、不愿也不忍去叙述一位曾经天使般美丽的女性，是怎样将一头乌丝惆怅成灰色的忧伤。总之，她熬过来了。
1979年11月，大面积的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展开。朋友帮她向成都市公安局信访办投递了申诉材料。11月29日，该信访办回复：“请直接向原判决机关申诉。”一位朋友对王珍祥说，看来有希望了。王珍祥苦笑一下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长时间的磨难，让她参透了人生，平不平反，似乎都与她眼下的生活无关。而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显然对她是又一次伤害。朋友们所说的“希望”，不过是二十多年来她在逆境中反复盼望而又反复失望的又一次轮回。
1982年——又是长达两年多的等待，眉山县人民法院正式为王珍祥平反，压在她身上的长达22年的“反革命罪”的大山，被搬除了。
然而，她不需要了，最好的年华消失殆尽，平反、恢复工作也只具有名义上的意义了。这一年，她在恢复了工作没几天之后，退休了。
王珍祥笑了笑，说：“1950年参加工作，1982年退休，工龄32年，可是，我真正工作，只有8年。你们采访东坡国税局的历史啊，这里面几乎没有我，我就是一个退休职工而已。”
假如我的采访就此结束，那我叙述的就只能是一个哀婉而悲凉的故事。
然而，故事可能刚刚开始。
政治上的压力没了，生活上的压力仍然还在。1982年，王珍祥“再就业”，承包了一个工厂，招收了两百多名下岗失业的工人，加上退休金，算是有两份工资，自己的家庭生活略有改善。然而要养活这么多人，“压力山大”呀！没白天没黑夜地找活儿，然后求爷爷告奶奶地推销，也坚持了三五年。眼见着有点起色了，偏偏天不佑人，一把大火不仅烧了厂房，也把她“再就业”的梦想烧成了灰！命运的作弄，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歇？
另一家还不错的企业，看中了王珍祥的坚韧和认真，毕竟是老牌大学生啊，业务上没得说，就把她聘去做了会计。她需要这份工作。女儿高中毕业，有一个到加拿大留学的机会，因为要交3万块钱，硬是被挡在了大门之外，她感觉是欠了女儿的；从小就因为自己受了牵连而且体弱多病的儿子，插队回城，要结婚要生子，连个房子都没有，百废待兴啊。趁着身体还允许，还一点儿那些年欠下的亲情债，也应该。
这一应事体忙下来，王珍祥真的就老了。老到了该是“有所乐”且力所能及地“有所为”的年龄。
一次去为企业办税的路上，她无意间看见一则老年大学招收绘画学员的启事。她心头那个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梦，就在这一刻悄然绽放。她曾经那么着迷的多彩的世界，曾经那么执着的年轻的梦想，曾经被泯灭的人性的光辉，都在这一刻化为一种冲动。她报名了，这一年，她70岁。
一位姓范的老师（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被感动了，他为这位“老学员”开小灶，每周都把她请到家里，探讨绘画，探讨艺术，探讨人生。本身就具有很高艺术天赋的王珍祥，在花鸟画的题材里先是“写意”，后是“工笔”，随后又“兼工带写”地大显身手，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画坛“新秀”。作品连续参加艺术展览，连夺大奖，并经常被各类报纸杂志刊登。时不时地，老年协会组织书画义卖，也总有她的画作拍出高价，她都会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在范老师不幸辞世后，王珍祥更把绘画当成了对老师的怀念甚或是生命的崭新意义。在这条路上，她又走过了20年。而这20年，才称得上是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王珍祥善画牡丹，人称“王牡丹”或“牡丹王”。那是对她绘画艺术的褒奖。而她对牡丹的痴迷近乎疯狂，确是事实。“人爱牡丹繁华富贵，我爱牡丹劲骨刚心。”武则天贬牡丹的传说中，百花慑于权势，不得不开，独牡丹缄默自守，被贬出长安，让她回味起人生跌入谷底的凄凉；“断肠东风落牡丹，为祥为瑞久留难。青春不驻堪垂泪，红艳已空犹倚栏”，唐人徐夤的诗句，又让她体会到那个年代里恶风相逼年华飘零的感伤；而宋代高承笔下《事物纪原》中的牡丹更是“不特芳资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也让她在残酷的生存空间里保全了那个顽强的灵魂。是自况还是自觉？牡丹在她的心里，有着别样的筋骨，别样的风姿。
如果说绘画是爱好，那么，艺术可以说是生命。对于王珍祥来说，艺术让她的生命延续变得美丽。
“我之所以还自以为活得快乐，是因为我有两条原则：不抱怨，不计较。过去的就让它永远过去。”王珍祥说。饱经风霜历尽苦难却能弹指一挥、了然无痕，这样的心态，在当今能有几人？
在一份1999年10月的《成都老年教育报》上，我读到了王珍祥的一首词《念奴娇》，写的是唐代才女薛涛，说的是自己：
锦江玉垒，波粼粼，望江楼畔才女，泪湿红笺怨别离。委婉含蓄凄美。一片芳菲，阳光明媚。石碑高耸起，枇杷巷里，翠微青竹依偎。
哪管皓首白发，吟诗填词，心潮似浪追。正为倾诉衷肠时，无限蕴藉胸襟，千想万虑，思绪纷飞，误了吃与睡。豁然通达，妙处难以描绘。
豁然通达的襟怀，从笔底流淌而来。
写诗也是王珍祥的一大爱好。近20年来，她在十几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且好评如潮。她的诗，总有着一种别人所不能及的凄美与婉约，“我喜欢苏东坡的诗词。豪放？不，那是人们对苏东坡的误读。东坡有很多凄美的诗啊，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我喜欢苏东坡的那种豁达，就是被人整到死，也要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一如王珍祥老人所说，在眉山市东坡国税局这一段历史里，她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她退休的时候，“东坡国税局”还不存在呢。然而，我还是记录下了属于她，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的故事和这故事中隐含着的悲欢。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那生成于不论是哪一段的水滴，都可能汇成今日的浪花一朵。她的故事，她的不屈，她的追求，她的豁达算不算是今日东坡局的一笔宝贵财富呢？或者说，在这段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有着这样一个人，默默地化成一滴水珠，凝成一朵浪花，让古今多少事，成为笑谈中的一段精彩，落寞中的一抹夕辉。历史就是这样构成并由此而延展，直至未来。
结束采访时，老人郑重地拿出一幅六尺三开的工笔牡丹图，递到我的手上。“这是我昨天刚画的，不嫌弃的话，送给你，做个纪念。”老人的语调平和，转而又指着画面中心位置深红且杂着黄蕊的牡丹，说：“这就是牡丹中的贵族，人称‘二乔’，雍容而不骄，富贵而不炫。”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杜牧的那两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毕竟，在花朵即将凋落的时候，东风还是轻轻地拂面而来了，虽然来得迟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