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上海：一首浓艳的怀旧诗

“有那样一个时代，它动荡不安，战乱纷扰，却又极尽奢华，香艳凄美，我们总是充满好奇地想要窥探，尽管看到的只是一点点的皮毛，也足够心潮澎湃。”[1]这是写在一幅沪上名媛照之前的引言，也可视为正在徐徐拉开大幕的老上海怀旧热的画外音。

老上海的“怀旧热”，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慢慢萌芽到发展成一股“热”潮，而且目前这股热潮还在持续。它的最初体现应该追溯到文学领域中的“张爱玲热”，随后又扩展到对苏青等其他上海沦陷区作家的重新关注，她们的作品为吸引无数人的海上繁华梦提供了佐证，给了人们重温旧梦的机会。1996年，素素的怀旧之作《前世今生》初版，旧日上海的一件旗袍，一张照片，一段记忆，一个人，在素素笔下都已成为独立而抽象的景致，透露出她对这个城市琢磨日久、晶莹剔透的喜爱。相对于其后如火如荼的老上海怀旧浪潮，《前世今生》的出现可谓一种明确的前兆。之后，女作家陈丹燕也曾以一个探寻者和怀旧者的姿态徜徉于上海的百年历史中，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回望她不曾经历过的旧日时光；在张爱玲、张学良、颜文梁等历史名人住过的老房子里，遥想他们的人生往事，慨叹无尽的世事沧桑，于是，有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与此同时，这股上海怀旧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乎涵盖了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平饭店的爵士乐、茂名路上的1931’s咖啡馆、红房子的法国大菜、豫园的丝竹声声，霞飞路上的法国梧桐，这些似曾相识的声音和街景似乎把整个百年都已轻轻略去，甚至在影片《花样年华》中，尽管电影的背景是60年代的香港，其中满溢的却也是旧上海风情，昏黄的灯光、幽深的弄堂、夜归的长路、迤逦的身影、凄迷的歌声……怀旧的感伤默默流动，如饮醇酒、似梦似幻，老上海在现代氛围中粉墨登场，如同一首浓艳的怀旧诗，以其迷人的风情吸引着众人驻足品味怀旧，如同一张大网，遍布了整个上海滩。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清晰的学理分析，包亚明在《上海酒吧》中就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怀旧不是一种统一的姿态，同样，老上海怀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2]各种因素在其中错综复杂地交织，构成了一幅特别的怀旧图景。

（一）文化身份的建构

本文所指的老上海是指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上海，这正是20世纪末延续至今的怀旧风潮中上海怀旧的独特之处。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文化始终是对乡村和底层有着执著的坚持，对于乡村的怀念也是“一种情结，一种祖传的机缘，一种广大深厚的集体无意识”，这一点在作家作品中可以得到深刻的体现。以京派和海派作家沈从文和施蛰存为例，沈从文和施蛰存都身居都市，内心却都有难以割舍的乡村情结。沈从文寄身北平，梦中却总有挥之不去的“湘西世界”，施蛰存虽“栖身于上海，松江有老屋存焉”。[3]从乡村到城市，也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过程。而城市在中国形成的时间较短，“城市血统三代以上的人就罕见”，因此，都市人怀旧更多指向的是农业文明的“乡土”历史，是“反现代”的、具有某种原始情结和审美主义的怀旧。例如，北京怀旧常与“古老之都”、“厚重悠久”的文化古城相关，南京怀旧多围绕着六朝金粉、江南佳丽，苏州怀旧则凸现旖旎的水乡风光、淳朴的民间风情等等。但是，“上海怀旧”却倾向于选择一种非常独特的走向——追忆老上海的城市文明，尤其是最为繁华、最为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这在中国其他城市很少见，而在上海文化中却是极为突出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上海文化会具有这样的特殊性呢？这首先与上海城市身份的建构有关。1978年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确立，标志了从革命到建设，从热衷政治斗争到关心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的风格转变。至90年代，上海已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它也在孜孜以求着城市身份的建构。而当时处于改革、转型中的社会在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展现出其可能具备的全部丰富性，无法为当下都市精神的生长提供现实的土壤和发展样板。80年代中期，曾有一位台湾学者在《皇冠》杂志上发表上海观感：“与台北相比，上海才是一个世界性大都市，一直到现在也是，可它确确实实又是一个封闭过40年的社会，那种破旧使人想起一部民国初年的故事片布景。”[4]在求发展这样一种深藏意愿动机驱使下，人们的目光开始寻找新的发展目标与范本。显而易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人们世俗欲望追逐的楷模。但无论从历史境遇、地理方位、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看，西方世界都与中国相距甚远。港澳台地区虽然就血缘而言与大陆相同，但当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与大陆也有着不小的隔阂。此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被誉为“东方巴黎”的老上海便脱颖而出，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繁荣曾经达到中国现代史上城市文明的顶点，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试看下面这段文字：

许多人己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5]

老上海的价值被发掘，也就意味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理想身份的认同。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革命化与都市化曾处于近乎二元对立的状态，革命越艰苦，都市越显出非革命的气质，革命化与都市化之间的斗争也就越残酷、越剧烈，最后的失败者究竟是谁自是不言而喻，它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就是：中国的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严重匮乏，都市的经验几近于湮没。[6]但是，当创建“国际大都市”的理想一旦确立，革命化与都市化的联手就成为实现目标的有效策略，尤其是在上海怀旧热衷，主流意识形态不但默认了大量市场资本对城市旧貌的复原和仿制，同时，国家资本的注入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也是怀旧热形成的重要原因。

2003年，按照上海新推出的静安区北京西路未来三年的规划，55号地块，即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一路地块内将建设一条“以历史风貌保护区为基础，向休闲服务区发展”的怀旧街区。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新一轮的市政建设和市政改造中，怀古、怀旧情结越来越浓。事实上，在此之前，作为孕育上海最早一批钱庄、银楼、酒肆等商业形态的上海老街，它的改建历时5个多月，总施工面积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共2.5千万元，更重要的是它是经过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统一管理的。

“若要回眸往昔，探究旧上海，‘上海老街’将带你穿越时光隧道”。沿路而行，青黛粉墙，红柱飞檐，商家云集，水烟馆、陶艺坊、绣庄、炒货店等等，向人们呈现的是“老上海商旅百业、市井百态的一幅‘清明上河图’”[7]，岁月在上海老街充分体现着自己的价值。

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各区政府纷纷加大力度，开发怀旧资源，怀旧热形成区域间竞争，除上海老街外，徐汇区的衡山路也是一处重要的怀旧休闲街区。衡山路，原名“贝当路”，是当年法租界时为纪念法国高级将领贝当而命名，一百多年的历史，为衡山路留下了中西文化交融、历史政治风云的印记，众多领馆聚集于此，欧式建筑鳞次栉比，法国梧桐掩映道路。在此基础上，徐汇区政府又加大了改造力度，如今的衡山路已经成为中外时尚人士聚会的场所，海外华侨寻找回忆的地方，人们了解上海的窗口。学者包亚明曾对衡山路的资本运作进行过深入调查，现引证如下：

行政力量的运作无疑是效果显著的，经过1999年上半年的努力，由政府投资600万元的衡山路一期开发工程宣告完工。于是，衡山路两侧设立起具有欧式风格的人行道隔离栏，铺设了仿台格路的红褐色人行道及行道树盖板，沿街的多处花园别墅也被破墙透绿，还兴建了多处公共绿地，“衡山路油画长廊”原有的32幅欧洲古典油画也得到更新，并新增25幅印象派油画，使油画长廊从宛平路延伸到天平路……区政府还加大了对衡山路的管理力度，按规划对衡山路进行定位，并清理了一些与“东方香榭丽舍”形象不符的商业网点。[8]

这样的怀旧场所正是各种力量的会聚之处，其中，行政力量与商业资本是其中两股最引人注目的力量，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是对都市文化身份的苦心建构。但是，除了这些主导因素以外，还有一部分力量不可小觑，那就是庞大的“消费群体”，正是他们支持着怀旧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二）酒吧、豪宅与时尚的怀旧

“四周是黑夜，这里却是白昼；这本是旧时的建筑，却传来了现代摇滚的嘶喊。一张张擦身而过的洋面孔，一个个飘摇而去的裙袂，一切仿佛都不真切”[9]，这是一段对上海新天地的描述。

漫步于新天地，仿佛时光倒流，青砖步行道，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旧上海风情呼之欲出。然而，一步跨进每个建筑内部，则又是非常现代和时尚。原先的一户户隔墙被全部打通，呈现宽敞的空间，四季如春的中央空调，欧式的壁炉、沙发与东方的八仙桌、太师椅相邻而处，墙上的现代油画和立式老唱机和谐搭配……门外是风情万种的石库门弄堂，门里是完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正如“新天地1号”旁边高大的宣传画上所写：“昨天、明天，相会在今天。”这是一个相当有深意的口号，上海怀旧文化借助于极富物质感性的沧桑故事，成功地实施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文学修辞。

对于历史的怀念集中体现在消费与物化场所，这并非“新天地”中才有的景观，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海最具怀旧风情和消费特征的酒吧也往往坐落于老式别墅之中，它们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历史性建筑，另一方面则因地制宜地利用了怀旧的气氛。上海酒吧基本上包括两种类型：其一，“老上海遗风”，店内有许多见证上海过去的环节，如旧月历牌、手摇电话机，20年代到40年代的流行歌曲，老式盐汽水等等。更多的，从命名时就下足了功夫：“老上海”、“30年代”、“1931’s”、“时光倒流”。其二，“异国情调”，爱尔兰的、法兰西的、英国的、美国的，不一而足。这些酒吧都有各自独特颇有些洋味的名字，像LeGarconChinois（乐加尔松）、Mandy’s（梵氐思）等。

在众多的酒吧中，“1931’s”无疑堪称老上海怀旧的先锋，这家坐落在茂名南路上的酒吧，老板就是一个旧货商人，专收上海旧物，叫来的两个掌店的女子，一个衣服、发式都是周璇时代的，另一个，装扮得像个男子……根据非官方的统计中，“1931’s”酒吧已成为上海“小资”最爱去的二十二个地方之一。[10]在这家备受怀旧人士好评的酒吧中，研究者的心态却是坐立不安的，让他心绪不宁的“并不是邻座的窃窃私语声，而是1931这个名称的含义”[11]。从名称上来看，1931年正是酒吧老板所努力构建的怀旧对象，1931年，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同时它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代，曾经一度是谈论革命的地方，在怀旧者的眼里却蜕变成了闲暇浮华的风景，我们可以来对照一段著名作家陈丹燕在怀旧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对1931’s酒吧的描述：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墙上挂着的东西都印在斑驳的光线里：一幅笔法老旧的画，里面几个细眉红唇的女子在玩麻将，烫着齐肩的长发，穿着缎子的旗袍，脸上的笑容富足而时髦，还有些大圆脸带来的喜气洋洋的通俗。

……

双妹哩生发油的玻璃瓶，美国的老无线电，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那是上海的一九三一年留下来的碎片。那时，上海已经有了近百年的租界发展史，小河汊子变成了大马路，摇橹而来的宁波少年成了大亨，欧洲人在外滩挂出了一条横幅：“世界上有谁不知道上海？”那中国人的产业、商业、工业全面发展起来，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过了外国人的百货店，四处灯红酒绿，欣欣向荣，大兴土木，上海在那个年代成为世界级的都市。

……1931’s咖啡馆的午后，很鼓励也很合适这样的怀想，并引导着你的遗憾，遗憾你没有早生六十年。[12]

陈丹燕专门将1931’s写进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不小心就当了次怀旧的托。之后，光临1931’s的客人更多，他们争相在30年代的残片中拼缀着一个时代的梦幻，台湾的电视台、香港的电视台、新加坡的电视台，都来这里拍过专题，在这里，他们也仿佛看到了上海30年代的鸳梦重温。无疑，在陈丹燕的作品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读者群，怀旧文本的内容与趣味也一定与这个读者群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么，沉湎于怀旧中的是怎样的人群呢？

在西方历史进程中，酒吧与咖啡馆，是与资产阶级、城市以及公共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曾将咖啡馆的起源追溯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时，咖啡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那里常常充满了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有关“富裕店主每天数次光顾咖啡馆的报道，同样也适用于贫民”[13]，但是在中国，出入咖啡馆与酒吧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30年代时，咖啡馆是文化人聚集之地，在当时张若谷的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坐咖啡馆的确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单就我们上海而言，有几位作家们，不是常在提倡咖啡座谈的生活吗？大家一到黄昏，便会不约而同踏进他们走惯的几家咖啡馆。这里的俄商复兴馆和那边的小沙利文，是他们的足迹常到的所在，他们一壁慢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醇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汁，一边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着的甜蜜，彼此交换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灯红酒绿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溯伊的已住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14]

时间跨越有六十多年，酒吧与咖啡馆如今依然是时尚人士的首选，有趣之处在于，现时代，随着酒吧与咖啡馆的日益增多，一个新名词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那就是“泡吧”。关于上海人如何泡吧，陈丹燕在《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巴黎小咖啡馆的凡俗、自在和随意，大约与上海的饮食店相当。年轻的父母晚上推着婴儿车去咖啡馆吃饭会朋友，一点不用担心会有儿童不宜的事发生。而在上海的咖啡馆就要隆重得多，晚上进上海咖啡馆吃简单晚餐，再和朋友一起喝点什么的人，通常都是年轻赶时髦的白领，在外国公司工作，领到不同于大众的薪水，有与大众不同的压力，当然也想晚上有与大众不同一点的生活……在上海的咖啡馆里，大多数人是小心打扮过了才去的，在绝大多数上海住家没有中央供暖设备的冬天，不少女孩子脱了大衣以后，里面是短袖毛衣和短呢裙。她们是怀着好好款待自己一晚上的心愿来的。[15]

即使是对于“能够领到不同于大众薪水”的白领，“泡吧”也是一种隆重的节日，在酒吧里，怀旧是与消费欲望，也是与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更多慕名前来怀旧的游客而言，步入上海酒吧之前，他们已经就自觉地剥离了原有的身份，开始设想着通过完成“泡吧”这一仪式来进行文化消费，从而最终实现文化身份的转换。即使身份转换的幻影在走出酒吧的瞬间可能变成虚无的泡沫，但起码在短暂的“泡吧”时间内，酒吧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梦想、欲望实现的舞台。这舞台的背后则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上海与全球化的上海的文化图景。乘着“怀旧”的想象之风，酒吧满足了大众的集体欲望，在看与被看之间上演了一出意味深长的生活秀。

同时，“泡吧”也是新生代作家文本中绝不可缺的部分，灯光迷离恍惚的酒吧以及喧嚣沸腾派对，是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活动的主要空间，而主人公的身份也是异乎寻常的，《上海宝贝》中的倪可靠着天才写作，天天有个寄钱给他的妈妈，马当娜有前夫的遗产，马克是跨国公司的主管……他们年轻、富有、放荡不羁，泡吧、购物、疯狂派对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对于他们而言，怀旧酒吧中精心营造的“怀旧”感已经是一个可视若无物的外壳，消费的崇拜与身体欲望的狂欢则是酒吧的灵魂，这样的人群游移于公众视线之外，却占据着都市时尚生活的绝对部分。

上述所分析的泡吧主角，有人称为“小资”、“白领”，更普遍的说法是“中产阶级”。一般而言，中产阶级的概念是一个经济上的指标。公众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更多的来自传媒。广告业一手打造出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主角为男性；中年；微胖；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还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儿子；他们一家住在别墅里或者驾车出游或者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在这些视觉图象中，广告成功地向受众推销了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它也使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趣味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其他阶层追逐与艳羡的目标。因此，90年代以来，一些宣扬西方中产阶级生活品位的书刊杂志，书籍类如《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品位：文明尺度与生存品位》、《恶俗》，杂志类从《时尚》到《瑞丽》，从《名牌》到《男人帮》等的出版与热销，正是当今中国人对中产阶级身份与趣味急切的向往和模仿的鲜明例证，它们与沪上怀旧风一起全面推动了中产阶级话语的扩张。

不难发现，在怀旧风中，除了酒吧，旧日豪宅也是人们主要的怀旧对象。前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懿的私宅如今已成为著名的“席家花园酒家”，黑色的雕花铁栅栏围住的是昔日的辉煌与荣耀：“古老贵重的皮质沙发，真皮镶嵌在褐色的木头里，西洋古典式的壁炉，壁炉上随意摆放着的一摞书，碎花墙布上挂着铜质浮雕，矫健的马匹，勇猛的斗士，硝烟弥漫的中世纪战场，为真理而战的英雄……用餐时偶尔的浮想联翩，也不失为一种小小的情趣。”[16]在席家花园弥漫的怀旧气息中，人们在寻找并欣享着一种欧化的审美趣味。

而在各类怀旧文本中，陈丹燕也开始大谈张学良的床、张爱玲的公寓、颜文梁的客厅；程乃珊则不厌其烦地向人们灌输门第出身对于气质品位的培养有多么重要，这些其实都是中产阶级话语倾向的自然流露。中产阶级缺乏前瞻性的社会关怀，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的特点，也在怀旧文本中一览无余。[17]日常生活中，“他们（“老克勒”们）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他们说到红房子吃饭最好点名要厨子小谢烧，那人年纪不大，可做法国菜还真的拿手”[18]，他们经历各种运动都能明哲保身，因为“做人就是这样，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他们的特长都与消费和享乐有关，“无论是汽车、手表、相机这些充满阳刚的时尚的宏观认识，还是对跳舞、美食、追女人等软性时尚细节上，他们（新生代上海人）肯定不是老克勒们的对手”[19]。在这些阴柔缠绵、细密敏感的笔调里，隐藏着对十里洋场的缅怀，对生活细节的幻想，对时尚风情的迷恋，和对怀旧情绪的渲染，相形之下，这一切都已让普通大众无地自容。

（三）来自学界的声音

一个在十年内匆匆崛起的大都市，它不幸地发现自己已被浸泡在怀旧的显影液里，在它的文化面具上逐渐呈现出过去的软性影像，却失去了明朗的现时场景，更谈不上清晰的未来蓝图。这些，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99年，戴锦华就在《想象的怀旧》一文中不无担忧地指出：

上海，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移民”城市，作为昔日的“东方第一大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作为当代中国史的潜记忆——一处必须通过遗忘来获得书写的历史，便成为恰当而必然的发现。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空间，上海复现着中国从属于“世界”的历史段落；并以它昔日（或许是今日或未来）的繁华旖靡、机会或奇遇提供着盈溢些许颓废但诱惑可人的故事及其背景；在90年代的文化翻转中，上海，压抑并提示着帝国主义、半殖民地、民族创伤、金钱奇观与全球化图景。——革命的历史、同时是“革命之前”的历史。知识分子或大众可以接受或拒绝一个宗族文化乐园的叙事（《白鹿原》），拒绝间或唾骂一处古城“废都”，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对上海、江南历史表象、叙事的明确拒斥。[20]

2001年，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中译本出版发行，它的副标题是“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时间跨度：1930—1945。在书的“序言”中，李欧梵提出：1981年，他旧地重游的时候，发现上海与他当年所经历的“声光化电”的世界相去甚远，因了这样的遗憾，所以他决定从学术的角度对三十年代的上海进行“想象的重构”。这些重构的要素包括各种消费形象，如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良友画报等等……以蒙太奇的方式不断出现的消费形象使李欧梵虽直陈此书非怀旧之作，但从接受角度来看，此书的出版无疑从理论的角度为老上海怀旧热增添了一股动力。

但是很快，复旦大学吴中杰即应《新民周刊》之约撰文指出：“其实人民与西方殖民当局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海史书中多有记载，并不待进了巡捕房才有所理会。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非拒绝西方文化，而是反对殖民者的侵略，反对文化上的送来主义……描述一些摩登生活方式，何能反映出时代文化风貌？怀旧如果离开了历史的真实，难免会出现感情的误区。”[21]吴中杰已将锋芒直指怀旧风中历史认知的真实性，这也是此后对上海怀旧风持审慎态度的知识分子所坚持质疑与批判的首要立场。

王晓明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并存着三个不同的“上海”：一个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个是市南市北的狭窄弯曲的弄堂里所谓小市民的“上海”，还有一个是苏州河两岸的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22]由此，如今的怀旧历史是值得质疑的：为什么只怀十里洋场的旧，而不去怀后两个旧？怀旧缅怀历史，制造出一幕幕似假还真的海市蜃楼般的美丽景象的同时，伴随着的却是历史意识的消退。如詹姆逊所言：“这种崭新美感模式的产生，却正是历史特性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退的最大症状。我们仿佛不能再正面地体察到现在与过去的历史关系，不能再具体地经验历史（特性）了。”“我们愈加无力通过文化形式来反映、来再现我们身处当今时代的具体经验了。”[23]怀旧所怀念的是历史，但历史往往是与现实相关的，历史记忆的狭窄化必然导致对上海本身现实反思的不足。

[1] 参见《极尽奢华的凄美　老照片背后的香艳故事（组图）》，摘自中华网“文化频道”。〈http://culture.china.com/zh_cn/pictures/history/11022855/20050823/12593200.html〉

[2] 包亚明：《上海酒吧：空间、想象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3] 参见彭秀坤：《踏上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路的歌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4月。

[4] 参见花建：《九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建设》，《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5] 白鲁：《民族主义与现代化》，《21世纪》（香港），总第9期，1992（2）。

[6] 参见陈惠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7] 《上海老街》。〈http://www.shanghaiok.net/web/ybsh/2003-10/1066919637.html〉

[8] 包亚明：《上海酒吧：空间、想象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83页。

[9] 《上海新天地》。〈http://cul.sina.com.cn/o/2005-07-01/2035135434.html〉

[10] 《上海生活的二十二种风花雪月》。〈http://www.meiliboy.com/html/board37/topic10255.htm〉

[11] 包亚明：《上海酒吧：空间、想象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3页。

[12] 《1931’s咖啡馆》。〈http://www.oklink.net/01/0406/shang/2.html〉

[1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第38页。

[14] 张若谷：《俄商复兴馆》，《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15] 《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http://www.oklink.net/01/0406/shang/23.html〉

[16] 《席家花园——老上海风情》。〈http://www.livesh.com/news/newsdetail.aspx？NewsID=15125〉

[17] 参见崔冽：《十丈软红迷旧情》，苏州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8]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http://www.oklink.net/01/0406/shang/7.html〉

[19] 程乃珊：《上海滩上的“老克勒”》，《上海探戈》，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20]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21] 参见王战华：《怀旧——风靡了一个上海滩》，《社会》2003年第6期。

[22] 参见王晓明：《今日上海怀旧热——答上海文汇报问》，《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686〉

[23]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456、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