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不落的红太阳

“我想最后向你告别，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忽然一段熟悉旋律，在我耳边时隐时现”，这是19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曲，却可用来描述1990年代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色热潮。1990年代以来，有关毛泽东生平、事业的传记、小说、回忆文章和影视作品大量涌现，毛泽东像章的重新制作、销售成为一个新的商贸行当，印有毛泽东肖像和毛泽东语录的文化衫也开始在大城市风行，“昔日领袖餐，今日百姓饭”，带“毛”字号的饭店在中国红红火火，而各种“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太阳文选》、《最新最高指示》、袖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也以不菲的价格出现在外国游客、旅居者出没的场所……毛泽东，一轮不落的红太阳，在新时期又重新散发出他的耀眼光芒。

（一）被消费的大众文化符号

1978年12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七三’开”以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等重大决议成形，宣告着中国告别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革命年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作为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最响亮的文化口号就是“现代化、民主、自由”。知识分子，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与推动者，也是“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与抗议者。这一双重身份强化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文革”作为一个巨大的潜文本，1980年代以来不断渗透在伤痕文学的控诉中，这些作品看似描写个人命运，实质却是为了证明“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2]。随着“伤痕文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会产生长达十年之久的全民大灾难？政治“反思文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合理延伸，茹志娟、张一弓等作家都为反思文学贡献了一批优秀作品，这段反思期繁荣却短暂，其深度与力度也颇令人质疑，概因“对‘文革’的反思势必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追问和对现实的质疑，成为对体制和权力机器的质疑。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转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体制、历史巨人毛泽东、新时期意识形态困境作为话语禁忌的指称”[3]。总体而言，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在1980年代依然是“一个政治表达的禁忌，一个意识形态的禁忌”[4]。

19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的推进，迸发出勃勃生机，商业化大潮的浪头席卷、覆盖了整个中国，大众消费文化在强大的商业话语支持下迅速崛起。消费主义文化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与特点，大众消费文化需要制造有梦幻魅力的偶像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前者的象征是明星，后者则意味着流行。而当时，中国尚未创造出像玛丽莲·梦露或“猫王”这样的超级明星，也没有生产出“耐克”、“可口可乐”这样风靡世界的品牌，于是，大众消费文化开始转向传统，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寻找流行性力量。

1991年12月26日，为庆祝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推出了一盒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录音带，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虽然其中包含的都是歌颂毛泽东的老歌，但作为一次商业行为，为适应消费主义的逻辑，文化公司还是对盒带形式做了一些改变，加入了更多时尚的元素。如在演唱人员上，三十首革命歌曲基本都启用了在流行乐坛上已颇有人气的歌手来演唱，被冠以“甜妹子”之称的李玲玉以嘹亮的歌声在其中演绎《太阳最红，毛泽东最亲》；《天上太阳红彤彤》、《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则是由屠洪刚演唱，他曾以一首《霸王别姬》唱红中国；《读毛主席的书》也是由1980年代著名的“摇滚歌手”孙国庆来演唱的。同时，为突出“新节奏联唱”，在配器上，又加入了现代电子打击乐器。应该说，歌颂毛泽东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就具备“喜闻乐见”的大众美学性格，这一特征与商业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原本就家喻户晓、通俗易懂的革命歌曲稍加摇滚化即可成为极上口的当代流行歌曲。这是一次真正的颂歌流行：在经典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中，在电台、电视台，在形形色色的演唱会、综艺类节目里，在卡拉OK厅、KTV包房的热闹中，在露天的群众舞场和昂贵的高档舞厅，这些颂歌伴着明朗的旋律、欢快的节奏经久地荡漾回响。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5]

更有趣的是，2002年人民网刊载了一条新闻，报道的是安徽省马鞍山市新开张的一家酒店“柴火酒家”，这家酒店着力为来此就餐的客人制造一种“文革”时期的氛围：“进得屋去，大厅内摆有36张桌子，桌子四周摆放的是清一色的长条凳。这情景，颇有点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味道。墙上贴有多幅敬爱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梁上悬着的一块黄布上书有一个大红的‘忠’字。四壁还挂有木犁、纺车、斗、蓑衣、草鞋等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象征的物件。为了烘托历史气氛，这儿的服务员还全部着绿军装、扎皮带，在称呼上，她们还一律被称作‘社员同志’，而不叫‘服务员’。这儿的VCD播放的是《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每天中餐的12点半、晚餐的7点半，这里还免费为顾客表演跳‘忠字舞’，据说，不少顾客都是冲着看‘忠字舞’而来，而且往往在此时，酒店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6]在这种仿佛时光倒流的滑稽与错位感中，毛泽东从政治领袖变成商业的超级明星，毛泽东时期的艺术也从纯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一变而为媚俗的商品，政治表达的禁忌在商业浪潮中被悄悄地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打破，曾被视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最终也不得不接受了大众消费文化的“收编”。陶东风在《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中曾对这一全新语境作了学理上的描述，即：

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经由官方选择和改造的革命文化被纳入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混合、并存。也就是说：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

1990年代“毛泽东热”在中国兴起之时，艺术领域的“政治波普”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主要代表画家为王广义、余友涵、李山、刘大鸿等。[7]波普艺术家们总是顺手牵羊地寻找一些简易的政治性素材与消费性素材，加以简单拼接，在他们的作品中，领袖形象的崇高和神圣被淡化和消解，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波普符号，代表着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热”与艺术界的“政治波普”运动存在相通之处。中国的“政治波普”也很类似于前苏联和东欧出现的“政治波普”（Sots Art）运动，但又不尽相同，因为它带着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这种特有的文化语境便是后革命时代中国人的政治情结与文化记忆。对“红太阳”盒带的销售，唱片公司原本并不怎么看好，谁知一上市，迅即在中国本土乃至海外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一年，就达到了五百万盒的销售量，到1996年的时候，销量已经达到上千万盒。1991年冬天，全国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8]。对于从革命年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的一般公众而言，毛泽东，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融铸并浓缩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与思想内涵。“毛泽东热”唤起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狂热崇敬的政治情结，对毛泽东时代辉煌的文化记忆，也唤醒了关于青春岁月的回忆。因此，在这场热潮中，普通民众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承担了“消费者”的角色。

（二）走下神坛的领袖

更引人瞩目的是，“毛泽东热”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片奇观式的狂潮，一批名目繁多、难以计数的“揭秘”毛泽东生平、经历的人物传记、报告文学、回忆录，如权延赤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华英著《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社）、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张玉凤等著《毛泽东逸事》等书籍，首版均以数万、数十万册发行，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取代琼瑶、亦舒等“经久不衰”的通俗读物，占据了全国各大小城市的书店、书摊，并进一步如雨后春笋般催生着个体图书市场。尽管此间汪国真热、顾准现象、“布老虎”丛书、哈佛女孩、80后作家等如走马灯一般形成了图书市场一个个小高潮，但“毛泽东热”始终是一个具备轰动效应且势头不衰的流行趋势。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夕，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编著了《爷爷毛泽东》（国防大学出版社）一书，孔东梅在《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中，也以毛泽东与贺子珍外孙女的身份，将女性、婚姻、家庭等内容娓娓道来。

1980年代，正是“文化工业”、市场及消费机制介入大陆文化体制之时，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的、国家的或个体的书商都无一例外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出版界的“毛泽东热”正是这种文化语境的产物，这些图书所选择的表现对象往往都是领袖的传奇经历、决策的内部分歧、复杂的情感世界等为消费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它们往往以“纪实”自居，挂起“独家披露”的商业招牌。例如内蒙古出版社对《红朝传奇》一书这样介绍：“该书收录了权延赤先生关于中共高层人物的主要纪实作品，其独特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政治价值远非一般东抄西摘，鹦鹉学舌的拼凑之作所能比拟的，权延赤先生勇于开拓，其写作对象、写作领域上敢突破禁区，并得到了高层人物的支持，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有澄清传闻、了解真实历史的阅读价值……”[9]其中，尤以“得到高层人物的支持”、“澄清传闻”、“了解历史”最为引人注目，它标志并暗示一个潜在的、特定的“卖点”，一个可资发掘、利用的消费心理：即充分满足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人对当代政治内幕、历史事件谜底、秘闻的好奇，在对曾作为膜拜、敬畏对象的伟人的个人隐私的想象性窥视中，大众可以尽情地享受触犯禁忌、消费意识形态所获得的快感。

我们应该注意到，领袖所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逐渐走向世俗化，与此同时，领袖的人格魅力也在走下神坛，走向人间，1980年代末延续至今的“毛泽东”怀旧热，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造神”运动，它是一次“由神而人”的重述过程。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形象被中国人民所爱戴和景仰，对他的爱戴渊源于人民群众的口口相传，因此一开始就被赋予神话意义和传奇色彩。早期毛泽东形象是改天换地的一代伟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形象的塑造中浓缩着中国神话中的救世意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把毛泽东与“太阳”联系起来，并由此形成了赞颂毛泽东的经典性比喻，古朴的民谣唱出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这种淳朴的爱戴与信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扭曲，致使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发生了荒诞的变化：毛泽东形象被定位于神坛，高高在上的毛泽东形象是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这一时期，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加剧了毛泽东形象的神性，跳“忠”字舞、背主席语录等类同于宗教崇拜的活动是这种极“左”思潮下盲目迷信的极端形式，而样板戏以极浓的说教色彩填充了文学的空间，导致领袖形象的概念化倾向。[10]

新时期以来，最早使毛泽东形象的塑造走向“人化”的要数毛岸青、邵华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散文在回忆中融入了主席的大量生活细节，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1]1989年，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出版，此书可谓是将领袖“由神还原到人”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的回忆，从日常生活、个人习性的角度切入，展示了毛泽东生活中的许多细微动人之处。关于这一点，权延赤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红墙内外》的前言中作了详细阐述：

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领袖人物往往会在挑战面前充分显示其胆魄……然而，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象普通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的缠绕，去应付这种烦人的无休止的挑战。我在本书中所要记述的就是这种不大引人注目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活情趣，从工作学习到吃喝游玩及喜怒哀乐。虽然缺少叱咤风云、惊心动魄，却也有血有肉，生动活泼。[12]

权延赤的表述并非特别新颖，但因为切中时弊，其意义大大超过了观念本身。自此，一个久违的“人”的领袖形象站立了起来。从写作主体来说，它打破了领袖人物一向由官方或集体书写的政治惯例。[13]从描写对象而言，领袖的故事和形象并不一定要表现浓厚的识形态，叙述领袖的生活、经历、情感之所以有价值，便在于它自身平易充实的内容和由此带来的亲切的真实感，试看《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中描写的主席看《白蛇传》的场景：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撂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锋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弥漫的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地笨拙地帮他系腰带。[14]

这一段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一位入戏、冲动、可爱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感慨纵是万民领袖，也难出于人伦常情，在这样低调客观的叙述风格中，许多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其实都被赋予了个人化、性格化的动因与解释。[15]《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由此成为此后有关毛泽东畅销书写作、出版的重要参照蓝本，而几乎每部“主旋律”及毛泽东传记片、电视连续剧等也都竞相从此书中截取相关题材与细节，拍摄过程中努力以与此书类似的低调处理的、情感化、个人化的叙事语调中重写历史场景。2003年，电视剧《走近泽东》隆重上映，其中有毛泽东祭拜父母、毛泽东畅游长江与大海、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白了头发、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简朴生活、毛泽东给刘少奇点烟、毛泽东要骑马游昆仑山、毛泽东和基辛格夫妇逗趣、毛泽东与非洲妇女代表团会见的幽默场面、毛泽东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时因腿疾目送全体代表离场等大量的珍贵镜头和生动细节，在领袖形象的意识形态消费中，昔日“神”虽然变成了人，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真实的具有人格魅力的人。领袖的人格魅力在走下神坛，走向人间，由神变为人的同时得到人们更多的认同、尊重、羡慕和叹服。这也向我们表明，主流文化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

（三）记忆为何抹不去？

除了出版界、影视界掀起“毛泽东热”以外，对毛泽东的怀念还表现在前往毛泽东故居、革命旧址、纪念堂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1989年以后，自发前往这些地方参观旅游的市民阶层络绎不绝。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1993年前后，“毛泽东热”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纪念活动。1992年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访华，在北京首体举行了他的首场演奏会，当“蓝色克莱德曼”演奏起他那首名闻遐迩的《秋日的私语》时，引起在场观众极大的热情，但是高潮的来临却是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进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12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毛泽东故乡韶山举行的大型文艺演出，壮观的合唱队演出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颂歌联唱，气势磅礴，雄风犹在。而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2003年，纪念活动再度进入高潮，有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高规格政治性纪念活动，也有毛泽东的亲人故旧出于亲情而进行的情感性缅怀，还有一些商业性的活动介入其中。12月26日晚，一台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北京最显眼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有关这场音乐会的红色海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毛泽东热”除了借助书籍、歌曲、像章和报刊等载体之外，还利用了互联网开展纪念活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110家中文网站联合发起了在网上开展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主题活动，千百万名网友瞻仰了网上毛泽东纪念馆，并纷纷献花和留言。

关于毛泽东的记忆为何如此深刻而难以抹去？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化工业”的幕后操作使然，或是猎奇心理等原因外，持续出现的怀念毛泽东的热潮，归根到底是特殊历史境遇下各种视野、各种心态对“毛泽东”这一“历史本文”进行不同解读所致，它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的特点。

首先，进入1990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人们完全有理由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文化遗产中获取某种历史启迪。因此，进入19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修改1980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泽东，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理论界和政治界对毛泽东的理性反思和科学研究，从一个独特层面促成“毛泽东热”的兴起。

其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各阶层经济、政治利益进行调整，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如在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泽东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三农问题严重，上层腐败现象不断曝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泽东的赞美，怀念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按照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过去总会被合法化”，过去的日子被视为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人们总向过去汲取勇气和帮助，民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泽东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和“政府廉洁”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最后，随着199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非理性经济力量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强，它成为社会中一切行为的价值准则，如文化领域内，以启蒙为宗旨的“精英文学”正在逐渐疲软，萎缩，日益泛滥的商品文化已经堂而皇之地占据着大众消费市场。当非理性的经济控制力处于强势地位时，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道德滑坡、信仰弃置、价值沦丧、意义缺失……毛泽东的时代，旧社会的种种丑恶遗产如赌博、卖淫、吸毒、迷信等现象曾悉数消失，而近些年来，这些现象却因种种现象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缺口。因此，“毛泽东热”的初现与极盛，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症候，向人们揭示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态，即“在一个渐趋多元、中心离散的时代，人们对权威、信念不无深情的追忆”，同时它也是在丧失信仰与神圣感的年代，人们对在思想上重建偶像、在社会生活中重建秩序、在道德上重建楷模的深切期待，是人们想象中的一条救赎与回归之路。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4页、5页。

[2] 即使从维熙90年代初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走向混沌》，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该书代序中所说：“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

[3] 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4] 同上。

[5] 《毛泽东热现象》。〈http://book.sina.com.cn/2003-03-24/3/2502.shtml〉

[6] 《人民热线——马鞍山一酒店为客人跳忠字舞》。〈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7/20020515/728666.html〉

[7] 政治波普最早的集中展现是在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上，王广义的《大批判——万宝路》在“广州油画双年展”上获得一等奖，他将“文化革命”时期的工农兵大批判图像与当今流行的可口可乐、化妆品图像并置，尽可能剔除所谓绘画性，向人们直陈一种当代生活的存在。展览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这样写的：“在《大批判》中，人们熟悉的历史形象与当下流行符号的不可协调、却一目了然的拼接，使纠缠不清的形而上问题悬置起来，艺术家用流行艺术的语言启开了这样一个当代问题：所谓历史，就是与当代生活发生关联的语言提示。”

[8] 《毛泽东热现象》。〈http://book.sina.com.cn/2003-03-24/3/2502.shtml〉

[9] 《红朝传奇介绍》。〈http://www.cn88.com.cn/views.asp？hw_id=6482〉

[10] 参见马晓华：《走下神坛的历程》，《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1] 参见曾军：《新时期文艺创作中毛泽东形象浅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2] 《红墙内外》。〈http://www.8181.com.cn/bbs/Plug-ins/book/bookroom/llsk/jswx/q/quanchiyan/hqnw/000.htm〉

[13] 吴秀明：《走下神坛与走下神坛以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

[14]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4-ts/08-jswx/q/quanyanchi/zxst1/005.htm〉

[15]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