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招安手法两相同
招安：《水浒》的重要话题
招安是《水浒》中的重要话题，部分梁山好汉的“招安情结”，在未上山时已开始酝酿。小说第三十二回写杀惜在逃的宋江与亡命江湖的武松在孔家庄不期而遇，武松临到二龙山落草时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对此宋江深表赞同，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
此后，“招安”呼声在水泊中时有所闻。大聚义后，谋求招安更成为宋江苦苦追寻的政治出路。尽管这一方针受到部分好汉的激烈反对，宋江仍力排众议，身体力行。为此他亲赴东京，又不惜假“鸡鸣狗盗”之行，派遣柴进入宫侦察。并不避裙带之嫌，走李师师的门路，向统治者秋波暗递。乞降行动受挫后，宋江又张大军势，以武力相胁迫，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其目的，仍是“以斗争求团结”，以期见容于朝廷。经过艰苦的努力，宋江“全伙受招安”的夙愿，总算实现了。
历史上的宋江结局也是接受招安，但情况却简单得多。宋江是在战斗失利、副帅被擒的情况下被迫投降的。尽管归顺后也曾受到封赏，风光一时，但整个过程与小说相比，差别甚大。那么，小说中关于招安的反复皴擦之笔，蓝本出自何处？事实上，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贯穿于洞庭起义始终。
《水浒》的招安素材，无疑也来自洞庭湖。
招安：同样是对付洞庭军的手段
对民间反抗武装采取剿抚并举的手段，是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面对十分棘手的洞庭起义，统治者当然不忘在镇压的同时祭起招抚法宝。见于文献记载的招抚活动，先后有二十余次。李纲、程昌、折彦质、王、程千秋、张浚、岳飞等，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剿抚并重的策略。
李纲的招抚成果，见诸前述。他是经略荆湖的官员中最早主张实行招安的。王
也积极主张剿抚兼施，在卖力镇压的同时，向朝廷申请“招安金字牌”，并得到朝廷所赐“黄榜十道”
。为了分化义军，朝廷还“别给旗榜”，令王对起义军中的“西北无归之人”另眼看待。此外，程昌、折彦质等地方军事长官也都尝试过招抚手段，然而效果均不甚理想注2。
注2《中兴小纪》卷一六载绍兴四年程昌、折彦质等招安情况：“程昌乃募人能引随者，与获级同。故降者稍众，遂申朝廷，乞招安。时知枢密张浚自蜀还，留其属官冯楫，同湖南帅臣折彦质措置招安。丙戌，宰执奏其事。上曰：‘幺等凭民啸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折彦质招之，以成朕好生恶杀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贼以不堪昌杀戮为辞。寻有诏，除昌徽猷阁待制，知镇江府，候招安毕日行。”又同年六月己亥，“先是，荆南制置使王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贼众万余，然贼累杀招安使臣晁遇等，且乞割州县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帅折彦质报贼不可招，乃复遣兵蹂践贼禾。贼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官军死者不知其数，贼愈增气。与镇抚使程昌，皆坐降官”。
张浚是招安政策的积极主张者和执行人。他和高宗曾就招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绍兴四年三月）丙辰，上问执政（即张浚——引者）湖寇事宜，张浚曰：“村民无知，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以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于杀？然自军兴，盗起率招来之，而奸人乘衅，所在啸聚，今幸衰息，勿复效尤可也。”
这番对话，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忧虑。高宗唯恐招安策略会带来负面效应，使盗贼受到鼓励，“所在啸聚”，愈招愈多。高宗的这一忧虑，在他发给王旗榜时，也有所表示。《建炎》卷六六记载：
请招安金字牌，上曰：“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杨）幺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为？但令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
尽管高宗对臣下的镇压效率深感不满，对招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忧心忡忡，但仍不得不依从王、张浚等人的请求，不断颁发金字牌及旗榜，默许招抚手段的广泛施用。此后，高宗还“赐荆襄制置使岳飞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这同样是依岳飞之请而颁发的。
军事压迫与招抚利诱相辅相成，确实对义军联盟起到分化瓦解作用。义军头目杨华、黄佐、杨钦等先后投降，都立即受到封赏。最早投降的杨华被程昌㝢任命为抚州钤辖，又于绍兴四年“特补修武郎，添差临安府兵马都监”。黄佐则被岳飞“擢佐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后又转为武经大夫。杨钦投降的当日，岳飞便将朝廷颁发的“空名武义大夫告书”填写给付，然后再向朝廷奏报。
然而招抚政策并非对每位起义领袖都起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官府派去的招抚使臣不是碰壁而回，便是遭到杀戮。岳珂《金佗粹编》卷六《行实编年》卷三谓岳飞遣使者招谕义军时，回顾说：
先是，鼎州太守程昌㝢遣刘醇，荆湖南北宣抚使孟庾遣朱实，湖广宣抚使李纲遣朱询，荆南镇抚使解潜遣史安，湖南及诸军遣晁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为贼所杀……
然而统治者并不死心，对起义中坚分子杨幺、黄诚等开出高价，重利诱惑；甚至由高宗下诏，许诺杨、黄投降后，可授予知州的高位。《建炎》卷八五谓：
（绍兴五年二月）……诏黄诚、杨太等如率众出首，当议与湖南、湖北知州差遣。先是，张浚以湖寇为腹心害，欲招来之。会诚之党周伦，自称统管乡社水陆兵马，以状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钟相作乱事归罪于孔彦舟。诏以黄榜放罪，令诚等一行人船，趁此春水，顺流赴张浚行府，或刘光世军前，当议优与转官，仍旧专充水军。若有愿乞外任之人，许乞本乡或邻近州军钤辖都监差遣。愿归农人，于鼎、澧州支拨闲田养赡，仍免五年税役。伦又言：“刘豫遣来招诱使臣前后十人，已行斩首，乞下边界几察。”诏诚等忠节显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飞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
不管周伦所作的效忠姿态是否能代表杨幺，实际结果是，杨幺、黄诚（甚至包括周伦）面对如此优厚的招抚条件，仍未动摇其最初信念，表现出矢志不渝的反抗立场。
洞庭湖招安、反招安的斗争，留下大量文字记载和口碑传闻。《水浒》作者在创作招安情节时，有大量素材可供选择。事实证明，小说作者笔下曲折的招安故事，正是对洞庭素材拣选提炼、吸纳创写的结果。
小说与历史，招安曲折多
《水浒》中的招安过程，经历了三次起伏。第一次在第七十四、七十五回，写朝廷因讨伐梁山不利，于是改剿为抚，由御史大夫崔靖提出招安方案，委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前往招抚。然而阮小七等偷喝御酒、凿漏天使船只，加之诏书口吻傲慢，蔡京、高俅的两个爪牙张干办、李虞候又狂傲无礼，这一切大大激怒了水泊英雄，几乎酿成一场大乱。多亏宋江百般回护，陈太尉仅以身免。
第二次招安风波发生在第七十九、八十回高俅亲征之时。此节写宋江等通过被俘军官韩存保谋求招安，得到朝廷应允。然而高俅听从济州老吏王瑾的毒计，将诏书中“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的文句，破读为“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梁山好汉当场识破诡计，将天使射死，一哄而去。
第三次是在三败高俅之后，宋江再派戴宗、燕青等走李师师门路，面见天子，倾诉衷情；又得宿太尉之助，终于求得一纸诏书，梁山泊至此才“全伙受招安”。
纵观小说所描写的招安过程，与洞庭史料多有重合。如在小说中，朝廷内部对待招安一事始终主张不一、举棋不定。起义军内部对此也有态度不同：宋江的热衷痴迷，柴进、燕青、戴宗的奔走操作，李逵、三阮、鲁智深、武松等的极力反对，都可在洞庭史料中找到根据。招安经历多次反复，双方各怀机心，互不信任，招安使者也往往因此送命，这些地方，与史实也多有雷同。
更有一些细节描写，如谓不是出于因袭，则无法作别种解释。如第八十回读破诏书一节，虽出于小人诡计，看似偶然，体现的刚好是统治者的本意。《建炎》卷六六载高宗对王招安请求的训示，谓：“‘……但令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乃给黄榜十道：‘自幺及黄诚、刘衡、周纶、皮真并近上知名头领不赦外，胁从之人，一切不问。’”这里的“自幺……并近上知名头领不赦外”的句式，与“除宋江”的句式，几乎相同。
小说中的某些场景，也有着洞庭历史的影子。《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高俅拥天使在济州城头宣读招安诏书，梁山军马齐至城下听诏。宋江在马上欠身，与城上高俅声喏应答。当听出诏书中破绽后，梁山军马放箭射死使者，然后“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自回梁山泊去了”。
这样的场景，同样见于洞庭史料。据《建炎》卷三九记载：
（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寅）水贼杨华等乘船至鼎州城下，声言乞招安。镇抚使程昌㝢遣孔目官刘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贼断其首，鼓枻而去。
这种城下之盟的招安场面，应当就是小说中“城下听诏”的素材原型：一方表示愿受招安，另一方则持檄相招；双方的接洽地点，又都在城垣之下。最终则谈判不成，义军杀招安使者而去。若没有真实历史记录的启发，小说作者很难闭门造车、凭空想象，作出如此具体的场景描画。
杨华是洞庭湖中最早接受官府招安的义军头领之一，属于义军中的“动摇分子”。但他的投降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从主动谋求、到谈判不成杀戮使者、直至投降受封的曲折过程。从杨华出尔反尔、犹豫再三的行止，正可体会宋江等小说人物的复杂心态。
杨华的背叛行为，引起义军中坚人物的反对和斥责。据《杨幺事迹》叙述：
杨华本是税户，颇晓事体，即随李珪来城中参拜，程吏部厚以犒劳，令杨华亲随人回水寨，遍谕杨幺等诸首领，各请出来受犒。讵杨幺等不听，却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遂鼓率贼舡无数，时来城下叫喊，声言要取杨华归寨。程吏部已得杨华，拘留监管，具事理申奏朝廷，承指挥差人管押杨华赴行在，蒙命之以官，差充抚州钤辖，不厘务。
观照小说，与宋江谋求招安的一意孤行相对立，《水浒》作者也着意描画了阮小七的恼怒、李逵的斥骂、众英雄的反感牢骚……这一切，又都可以看作洞庭英雄反对招安、斥责叛徒的历史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