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盲信盲从，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启蒙主义者对“理性精神”有一个解释：一切所谓的真理、教义、常识，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并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简单来说，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是，追求真理和真相。

从这一点上来讲，亚里士多德做到了。他所说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就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爱吾师”，意味着对老师充满了尊敬和爱戴，这是道德、伦理、感性方面的；“爱真理”，是要把追求客观规律和真理当成学习的终极目标，不会因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而不敢去质疑老师的观点，而是秉承客观、理性、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真理。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踏上一条未知道路的时候，总有人会告诉我们：这条路你跟着大多数人的脚步走就行了，因为这是一群人达成的共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冷静地思考：多数人的观点就一定代表真理吗？

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他的这一学说受到了科学界广泛质疑。有人告诉他：“有一百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说你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说：“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我是错的，只要有一位科学家拿出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一百个人呢？”

爱因斯坦道出了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真理的判定标准，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代表真理，而是谁的证据更充分，谁才更有说服力。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实事求是。爱因斯坦后来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声音大真的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达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目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透过一处情节，讲述了这一事实。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稀里糊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和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

袁崇焕在前线舍生忘死地抗击敌人，最后就因为有些人认为他有通敌的嫌疑，将其杀死。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也轻信了这个说法，对袁崇焕恨之入骨。我们无法想象，袁崇焕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多少悲愤，有多少无奈，有多少叹息？虽然历史最终还了袁崇焕的清白，可那又怎样呢？在最需要澄清真相、最需要被信任的时候，袁崇焕还是遭受了不白之冤，谁也无法让时光倒回，改变这一事实。

从这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出：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大众的认知总会回归理性，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人多声音大，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性和判断力，盲目地随从。所以，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下的后果，必须要掌握独立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的是非观。只有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舆论所裹挟，作出错误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