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行为从精英到大众

除政治事件之外，政治精英人物及其思想和活动是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焦点。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关注实属天经地义，因为历史本就是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集合。但传统政治史的弊端在于将目光局限在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人物身上，而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所以西米昂指斥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个人偶像”，“从不研究各项事实，而把历史当作是个别人的历史，因而使研究围绕着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他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费弗尔也明确反对在“大人物”的脾气、心理和心血来潮中，或者在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中，去寻找“伟大群众运动”的动因。⁽²⁵⁾新政治史既然仍将政治因素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自然离不开对人们政治行为的研究。但是和传统政治史相比，新政治史对“政治行为”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不仅帝王、总统、政治家等精英人物的活动值得关注，普通民众也须随时面对支配自己实际生活的那些权力体，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达政治观念、参与政治活动。“凡公共领域皆有政治，甚至家庭和私人领域也事关权力的运用”⁽²⁶⁾，政治行为研究的范围由此大为扩展。

新政治史的政治行为研究，与“二战”后在西方政治学界盛行的行为主义学派密不可分。行为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或团体行为当作基本分析单位，着重研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活动，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量化数据的调查收集、统计分析和模型建构，倡导观察的客观性和测量的可靠性。⁽²⁷⁾在美国的新政治史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子。就研究对象而言，传统政治史聚焦于政府和政治精英人物的政治管理行为，新政治史则侧重于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就研究方法而言，传统政治史注重对精英政治行为进行表象化的描述，新政治史则倾向于对大众政治行为进行调查统计和量化分析。例如，选举活动一直是美国政治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但传统研究主要局限于上层，侧重考察一次或数次重大的选举活动，分析候选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竞选活动、竞选纲领和演说等，而很少关注参与选举活动的广大民众，也很少探讨长时期内选举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在本森等人的倡导下，新政治史学的选举研究将重心从个体转向群体、从上层转向底层，把选举活动归结为基层群众的社会政治行为，注重搜集选举结果报告、选民花名册等资料，并借助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进行量化分析，如本森、克莱珀等人对影响选民投票因素的研究，克伊、坎贝尔等人对选举周期的研究，库萨尔等人对选民投票率的研究等。对于国会立法之类的精英政治活动，新政治史研究也体现出新的特色：传统政治史通常关注国会机构的设置、国会议员的活动、立法表决的过程等，新政治史家则大多借助量化资料的收集、统计和分析，探讨政治体系的活动规律及其长程变动，如艾德洛特-加龙省等人对美国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唱名册所作的系统分析，博格等人对1789至1960年美国众议院议员的社会履历进行的集体传记研究等。⁽²⁸⁾

在研究对象从精英政治行为转向大众政治行为、研究方法从表象描述转向量化分析的同时，新政治史家还拥有更丰富的理论工具来进行政治行为研究，其中最常见的当属理性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在形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之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基本行为动机，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效用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开始用理性人假设去探讨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政治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从交换互惠的视角来观察政治现象，把政治领域看作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民和政治家组成的市场，其实质在于通过交换实现双方利益的满足。新政治史家关于大众选举行为和国会议员活动的研究，既受到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深刻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它作了修正。许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理性选民”的形象，他们“对政党、候选人和议案进行推理判断”，将其选票“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获得既昂贵又不完善的信息”来进行“投资”。⁽²⁹⁾另一些学者则对理性选择理论持保留态度，认为文化、种族、价值观念等同样是选民投票的制约因素。英国历史学家摩根更强调政治史不应过分地关注理性，而要充分理解政治人物所面对的时间和环境的压力，“亲身体验”乃是政治史研究的“无价的指南”。⁽³⁰⁾

如果说理性选择理论是探讨个体政治行为的便捷手段，那么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则是研究群体政治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集体行动理论旨在解决个人行为如何聚合成集体行动这一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明确指出，个人的自利动机和理性行为不会自动导向集体行动，因为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而理性人总是具有“搭便车”倾向，即希望获得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好处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³¹⁾围绕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西方学界在半个多世纪里积累了大量研究文献，形成了多种解释模式，其中既有勒庞的“乌合之众”、布鲁默的“循环反应”、斯梅尔塞的“结构性怨恨”等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的非理性集体行动理论，也有强调集体行动中利益、兴趣等理性因素的理论，如蒂利、塔罗、麦克亚当等人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³²⁾在此理论背景下，学者们对历史上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作了许多研究，例如斯考切波对中法俄三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古尔德对法兰西内战和巴黎公社动员过程的研究、麦克亚当对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研究、裴宜理对近代上海罢工运动的研究、王冠华对20世纪初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等。笔者本人也曾在理性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下，对华北土改期间的民众行为机制和参军动员过程作过初步探讨。⁽³³⁾不过，上述研究多出自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之手，历史学家借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社会与政治运动者尚不多见，这或许正是新政治史在政治行为研究方面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