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

一颗破碎的心能够带来希望。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到奴隶制的恐怖，并且意识到数百万人深陷这个地狱之中，我作为老师的工作开始显得苍白。我热爱教学，但在心底里，我知道必须做一些与奴隶制相关的事情。它就像一个召唤，在我内心生长，经受我的困惑、质疑和考验。一些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生根发芽，迅速成长，如若不根深蒂固，它们便会倾倒枯萎。那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要承担起奴隶制，必须做得恰当：小心翼翼，考虑周全，勇于奉献。我必须培育些深根，正如贵格派所说，这才是领导，而我希望这条路能够开花结果。

还有，在英格兰，我成为“反奴隶制国际”理事会的成员，并在那里遇见了杰出人物——雷吉·诺顿（Reggie Norton）。他是一位律师，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乐施会的人权与救助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美国乐施会的创立者之一。1998年，恰在本书出版前，他和我讨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奴隶制运动的现状，并对美国没有基础广泛的废奴组织感到惊讶。毕竟，美国有着长久的废奴传统，同时背负着奴隶制丑陋的遗产和1865年拙劣的解放运动。本书在1999年出版后，我因此得到了在美国休假的机会，趁此机会我决心查明美国是否为承担奴隶制做好了准备。

为了度过假期，我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安顿下来，开始了巡回售书活动，在书店和大学做讲座，接受广播采访。在华盛顿特区，我见到了一位叫乔琳娜·史密斯（Jolene Smith）的年轻女性，她在国际政策中心工作。回到牛津镇，我接到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女人的电话，名叫佩吉·卡拉汉（Peggy Callahan），她跟我说自己刚好读完《用后即弃的人》，并打算在美国成立一个反奴隶制的组织。不久后，乔琳娜·史密斯以同样的想法联系到我，我们约定在2000年的春天一起商讨成立美国的反奴隶制组织的事情。加上金尼·鲍曼和雅各布·巴顿（Jacob Patton），我们五人围坐在饭桌前，绘制出了组织的雏形，它就是后来的“解放奴隶”。这之后不久，乔琳娜把她原来的工作改成了兼职，“解放奴隶”的第一个办公室就在她自己的小公寓里。

其间另有几件事似乎也同时发生。改编自本书的一部电影在美国HBO电视网和英国第四频道上映，名为《奴隶制：全球调查》（Slavery: A Global Investigation），它采用相似的案例研究的方式，但是增加了新的故事，首次曝光了西非可可园的奴隶制。《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谈论了本书及它的发现。有几个人找到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一起放手干吧！”这些人有着广泛而了不起的才能。他们都是新废奴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些人立根尚浅，很快消失，其他人则着手创造着今天全球的反奴隶制运动。善意的循环已经开始，奉献之人不断向他人讲述，与他人分享书籍、电影，寻找产生影响的方式。无论年龄、体型、肤色或政治派别，对于这些人来说，意识到奴隶制仍然存活，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开启他们的废奴之旅。

当大学和读书会开始采用本书时，我感到很吃惊，更吃惊的是它被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日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俄语、意大利语、韩语和阿拉伯语出版发行。当毛里塔尼亚民主选举的新政府，请求帮助它制订一个消除本国奴隶制的计划时，我喜出望外，在该计划刚有所进展时，一场军事政变将它扼杀，这令我非常沮丧。但更多时候，我特别激动，尤其是看到“解放奴隶”团队奉献自身，去帮助人们逃离奴隶制，重建新生活时。“解放奴隶”组织成立之初，便致力于确保我们的资金和工作投入解放行动中——毕竟，如果一个废奴组织不能从奴隶制中拯救人们，要它何用？

由于“解放奴隶”找到了合作组织，并制订了解放与再融入的计划，我听到了更多重获生活的感动故事，通过密切的关注，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打击奴隶制。我意识到讲述这些故事同样重要。在本书中，我打算去解释全球奴隶制问题的规模和状况，但我实际上没有关于解决方案的线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奴隶制，我决定写一写解放运动，讲述印度家庭重回自由的故事、加纳被营救的儿童的故事，以及一位被贩卖到美国的年轻女性依靠帮助获得自由的故事。我开始计划写一部描述解放与再融入运动的书，但它将会是一本显得不适当的书，因为对于一场全球运动来说，一本书总是太渺小，太平庸了。幸运的是，乔琳娜·史密斯，“解放奴隶”的执行理事，她对现代反奴隶制运动有着远见卓识，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她对我说，如果《用后即弃的人》描述了问题，那么下一本书就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不仅是为了这个家庭或那个孩子，而是为了随处可见的所有奴隶。这个观念如此宏大而有力，我依稀记得那一刻，她的话简直重置了我心中的想法，当时我们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车在华盛顿特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行使，正要穿过石溪公园上面的桥。

乔琳娜的洞见带来了另一本书——《终结奴隶制：我们如何解放今日的奴隶们》（Ending Slavery: How We Free Today’s Slaves），它是《用后即弃的人》的姊妹篇。另一次历时七年的研究和写作，旨在发现奴隶制全球解决方案的大小和规模，它们也带来了诸多惊喜。很快就明了，没有解决奴隶制的单独良方，但是我们拥有一整套的“工具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包括联合国、商业组织、教会、学校，尤其是那些已将奴隶制列为非法但无力执行这些法律的政府。

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同样发现了一些真正的英雄，这些前奴隶们复制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哈丽雅特·塔布曼的一生，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帮助他人获取自由。然而，与奴隶制在20世纪90年代不可见一样，这些勇敢的解放者在21世纪几乎同样不可见。身处北美和欧洲的我们，如果不能理解“解放与我们所做的一切相关——不管是买巧克力还是手机”这一理念，如果还不开始明白我们必须服务于这些解放者，听从并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承担了我们不敢承担的风险，那么他们就仍有可能身处黑暗之中。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和反奴隶制组织如“解放奴隶”并肩作战，以此支持这些在“战场上”的解放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