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可曾到扶桑
——日本大宫真人先生的屈原研究

我和大宫先生是在1990年端午节前夕认识的，引导我们相识的媒介，还是日本的一家大报——《读卖新闻》。那是1988年端午节前夕，该报的两位记者来我处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刊在该报1988年7月20日的副刊上，文中有一小段文字介绍了我，还刊了一幅我的照片。两年后，大宫先生手持这份报纸的复印件，飘洋过海来到我处。我在屈原纪念馆工作了十多年，接待过的日本客人达数千人之多，其中也有不少研究屈学和楚辞方面的专家学者，个别也有过一两年的交往，或说是交流吧，也仅仅是一两年而已。或许是屈原有灵吧，和大宫先生的交流，几年来不是渐渐地疏淡，而是更趋频繁。这主要是缘于大宫先生在屈学研究上，既大胆又新颖的观点和他做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待人的诚恳、热情、坦率和宽厚。记得那天从一开始接触，大宫先生就问得非常详细，我尽其所能向他作了介绍，对于大宫先生的提问，我尽量给予了圆满的答复。当然，学术上的不同看法，我们也都很坦率，所以，双方都很愉快。最后来到前厅的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雕屏前，大宫先生指着雕屏说：“这是研究屈原的一篇宝贵史料，很有价值，但是对于屈原流放出郢都以后，到汨罗以前这段时间的行踪，却记载得很含糊，其中有一段时间在文中找不到去向。”我感到奇怪，国内屈学界对于屈原的流放，虽有分歧，比如说一次流放说，二次流放说，到陵阳说，未到陵阳说等，充其量也不过是说屈原到江南不是流放，而是受楚王派遣来组织武装救国的等，而从没有过流放途中一度失踪的说法。我意识到大宫先生必定有异于常人的见解。我没有正面回答大宫先生的问题，事实上我也无法回答，于是反问道：“大宫先生认为屈原到了哪里呢？”大宫先生很坦率的说：“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屈原在被流放出郢，到汨罗之前，有一段时间到了日本。”真是一语惊天，我顿时目瞪口呆。我想鄙人固然孤陋寡闻，才疏学浅，但即使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未必听说过屈原曾经出过国。两千多年来，都认定屈原连楚国都没离开过半步，现在居然冒出一留洋到了日本的说法。我感到新奇，也觉得好笑，真是闻所未闻。半晌我才回过神来，问大宫先生：“您认为到了日本的什么地方呢？”大宫先生说：“到了日本九州岛的北部。”我问：“您有什么根据呢？”大宫先生说：“屈原的作品中记载了九州岛的很多地名。”我们讨论得非常热烈。遗憾的是，我们旅行社的翻译先生不知是不耐烦亦或是文史上的一些生僻词不好译，我们双方讲了一大串，他一两句就算译完了，司机也在车上拼命地揿喇叭，大宫先生只好握手告别，登车而去。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巴士十分遗憾，我想大宫先生也一定有同样的感受。不久，我收到了大宫先生寄来的合影照片，我们便开始了比较频繁的书信交流。

通信一年多，大约总有六七次信件往来吧，可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大宫先生的论据，仍然只知道他认为屈原的诗篇中有许多日本地名，比如北九州岛有座三五山，而屈原的诗中有“望三五以为像兮”之句，就是屈原到了三五山的例证。作为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的我，迫切希望了解大宫先生的研究情况，我甚至寄去自己发表的论文，希望交换大宫先生的大作以便拜读。大宫先生复信说论文暂未写成，尚且正在研究中。1991年我们举办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召开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我极力向大会筹备组推荐邀请大宫先生前来参加会议，以便进一步聆听大宫先生的高论。筹备组向大宫先生发出了邀请函，并去电话联系，大宫先生复信说忙于撰写论文和筹备我们赴日考察事宜，不能前来参会。但是在给筹备组的复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大宫先生这一观点通过多方努力，得以在这次会上向各国与会学者公布，并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作了简要的介绍，从此，国际屈学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年端午节前夕，大宫先生向我和湖南师大的王大年教授，武汉大学的李格非、宗福邦教授，北京商务印书馆的赵克勤先生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希望我们在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日本，共同考察屈原在日本的流放地并举行有关的学术研讨，研讨主题是“循楚辞研究屈原之经历”，通过实地考察“现实性地阐明（屈原）其经历；研究中国上古音和至今日本汉字音的一体性，源远流长的中日交流的历史，以及在日本的屈原研究”（摘自大宫先生的来信）。并寄来这样一纸提示：

大宫先生附言说，以上诗文与这次考察有关。我们（赵克勤先生没有参加）在武汉大学碰头时，对这个提示都不知所以然，只能期待着通过访日——大宫先生安排的实地考察来破译其中的密码。

1991年的金秋时节，日本也和我国一样，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收割晚稻的时候。我们一行五人，应大宫先生之邀到了日本北九州岛的大分县。这是大宫先生认为屈原在日本流放的地方。大宫先生为了组织这次考察，做了充分的准备，自己这些年来多次到这一带考察自不必说，在我们赴日之前，又偕翻译宋力和任大海先生（均为武汉大学在日本的留学生）驱车到这里对考察路线和有关事宜做了周密安排，并给我们准备了大分县地图册和所要去的市、町、村详图。历时12天，我们行程数千公里，一共考察了81个村落，据大宫先生说，这还只是屈原到过的村落的一小部分。这些村落，有的面对浩瀚的大海，有的深藏莽莽的山林，有的滨临清澈的溪河，最小的只有三五户人家，最大的也不过三五十户人家，大都远离喧嚣的城市，过着农耕渔猎，种养捕捞的田园生活。除考察外，我们还坐下来举行了两次研讨会，也游览了壮丽的阿苏火山，雄伟的熊本古城，幽深的京都寺院……通过这次接触，我总算基本上弄清了大宫先生的研究情况。

大宫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多年来从事日本古代史和日本神社的研究。大宫先生认为，日本有关公元前的历史记录，已被认为是失传了的，为了弄清这段历史之谜，大宫先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发现中国也一直到公元三世纪的《魏书·倭人传》中才有有关日本的记载，而且十分简略（我认为《后汉书·东夷传》中的倭条，也可能是有关日本的简略记载）。于是大宫先生企图从中国公元三世纪以前的古籍中寻找有关日本的史料。大宫先生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到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山海经》上，尽管这部书中多神话传说，怪异迭出，语言荒诞，但大宫先生反复研究，剔除其中神话部分，认为该书许多地方记载了日本的九州岛。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蜈蛇，木食。”而大分县正好有一座叫灵山的大山，山上多古木。于是大宫先生多次去考察，认定《山海经》这一段文字正是记载了这里，只可惜没有找到赤蛇，更不用说在树上的赤蛇。大宫先生还认为《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就在九州。由此引申，大宫先生认为与《山海经》同时代的中国古籍中，一定还有关于日本的记载，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楚辞》。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宫先生认为屈原的《离骚》、《天问》和《九章》中的《惜诵》、《抽思》等篇，记载了日本的许多地名，不是到过日本，焉能在作品中记下这么众多的日本地名呢？他考证，《离骚》是屈原登上九州岛之后的第一篇作品，《离骚》一开篇就记载了两个登陆地点，而后，屈原将自己所到的村落，按先后次序记入了《离骚》和其他的作品。

大宫先生认为，地名是最能说明古代史的，是生存到今天的古灵，是活着的古代语言。而日本的地名以及地名的读音，据他考证，从古到今基本上没多大的变化，从这层意义上说，屈原的作品，就是一本日本的古代地理志。大宫先生是怎样考证的呢？通过在日本的考察和交流，我归纳了一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些村落地名的读音和屈赋上古读音的一致

大宫先生研究屈赋时发现，屈原的诗歌中，许多诗句的汉语上古读音与日本九州岛一些村落的日语地名音极其相似，有的甚至完全一致，把这些村落连接起来，与今天的县道和国道基本上吻合，而且有一定的方向性和连贯性，这些村落就是屈原到过的村落。屈原来到这异国他乡，听到这些根本听不懂的异国地名发音，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把它们收集起来，记入自己的诗作中，在失意的日子里，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诗歌创作，一方面以此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并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将珍贵史料留给后人，也是屈原隐秘地留给后世的一个幽默。

大宫先生认为，地名的读法在远古时代（或者说是屈原生存的时代或更久远的时代）就已经成立，地名的产生来源于语言，先有语言，后有地名，而现在的地名文字，是后人给地名音标上的符号，这就是地名读音与屈赋上古读音一致的主要原因，也是屈原在作品中记入了日本地名的可靠佐证。以《抽思》开篇八句（无“思蹇产之不释兮”一句，无对应地名）为例（第一行为日本地名音及日本地名表记，第二行为对应的《抽思》诗句，第三行为该诗句的汉语上古读音）试作说明：

这里包括了下石丸、留田、山田内、石丸、上小仓、野水、细田、白山八个村落，考察时我们都曾到过，每到一处，大宫先生请来村里的老人，反复念这些地名，李格非先生和宗福邦先生则用汉语上古音诵读对应的诗句。我们不难发现，这八个村落的日语读音与七句《抽思》的上古读音，确实有许多相近甚至完全一致的音节，大宫先生据此认为屈原到了这八个村落。这八个村落分布在大分县佐伯市弥生町境内，坐落在番匠川和井崎川两条小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这两条小河虽有一定的宽度，不算太窄，但水深不过数尺，不能行船。水流清澈见底，潺潺有声，四周山峦层叠，树木葱茏，河两岸的小平原土地肥沃，适宜耕作。这些村落都是些极小的村落，一般只有七八户人家。为什么叫弥生町呢？（日本的“町”大约相当我国的行政乡）据说因为此地在弥生时期即已形成，而日本的弥生时代起于公元前三世纪，即中国的战国晚期，正是屈原所处的时代。

二、一些村落附近的地形在屈赋中可以找到

大宫先生认为，既然屈原用语音对应的方法将所到的村落记入自己的诗中，也就必定附带要描写村落附近的样貌，所以，他在考察时还注意勘察附近的地形地貌。佐伯市有一个小村落叫风无，背依青翠的山峦，面对湛蓝的大海，风景极其优美，村民们亦耕亦渔。这个村名的日语读音，与《天问》中“荆勋作师，夫何长”句汉语上古读音对应，而且村前有个硕大的山洞，大宫先生认为这就是《天问》中“伏匿穴处”的穴，屈原很可能还在这个山洞中住过。《天问》中“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就是描写了这一带的山丘密林。又如佐贺关町乃是伸入大海的一个小半岛，半岛前方的海中又有一个叫高岛的小岛。大宫先生介绍说站在这个半岛后面一座最高的山头俯瞰，可以看到这座半岛的尖端极似一个古代的箭簇，而海中的那座小岛，又极像一只展翅的大鸟。从地图上看，确实十分相似，据此，大宫先生认为屈原曾到过这座小岛和这座半岛，登上了半岛的最高峰，看到了这一地形，就在《天问》中写道：“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那座像鸟的小岛就是“鸟何燠之”的鸟，像箭簇的半岛尖端就是“何冯弓挟矢”的矢。又如在弥生町有一座叫拇牟礼的村落，绵亘在一座大山脚下。拇牟礼的日语读音与《天问》中“鳌戴山忭”古汉语发音有对应处。当地老人介绍，据传远古时候这一带是一座城堡，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城堡毁于战乱，而这座村落背依的山峦，从远处看极似一只大龟，所以屈原在《天问》中写道：“鳌戴山忭，何以安之？”既记载了这一村落的地名，也描写了这座山形。

三、一些村落的地名，直接出现在屈赋中

在三重町有一座大山叫代三五山，山腰有一个小村落叫代三五，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介绍说，这座大山因为有五座山峰，所以叫代三五山，老一辈传说，这山是世界的最高处，以前山那边的人是不可能过来的，很久很久以前，山上有很多的大树，在中间那座山峰上有一尊石神像，专司雨水，每逢干旱，人们都要来敬这尊石象，而且每敬必灵，一定降雨解旱。大宫先生说屈原来到这里，没有翻过这座山到东边去，望着这座神秘的大山，听到关于这座山的传说，就把这座山视为三皇五帝，景而仰止，直接记入了《抽思》：“望三五以为像兮。”又如九州岛这个地名，屈原就在《天问》中记载了：“九州安错？”大宫先生认为，屈原所写的这个九州岛，并不是一直被认为的中国的九州，也不是人们想象的地球范围的大九州，而是指日本的九州岛。这是屈原流放到了日本最有力的证据。这样的例子，当然还可以找到一些，如这里有座九重山，屈原的《天问》中有“圆则九重”之句，这里有白水，屈原的《离骚》中有“朝吾济于白水”之句等。

四、神社里的壁画，成为屈原的创作素材

日本的神社，有如中国古代的寺庙，比比皆是，绝大多数村落都在村旁设有一座神社。不同的是，我国的寺庙，一般每庙只供奉一尊神，最多几尊神，且佛道不同祀。而日本的神社，一座内可供奉众多的神，不拘一格。我们所到的村落，大部分配有神社。大的如阿苏神社，有如我国的佛教禅林，建筑极其雄伟，神职人员也很多。小的如臼杵神社，因拥有一对石臼杵而得名，建在村旁的山顶上，无专人管理，木结构建筑也比较简陋。但这些神社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正殿廊下横吊一根硕大的草绳，连着铃铛，垂直吊着许多布条，牵动布条，铃铛叮当有声，据说是为了防止外神进入和本社的神外出；另一个特点就是不管神社建筑规模大小，板壁上、枋柱上，甚至天花板上，都绘有壁画，这些壁画，有的记载了一个神，有的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是动物、花草、狩猎、战争场面等。大宫先生认为，屈原到了日本，每到一个村落，都要先到神社中祭祀神祇，而后在神社内休息，看到琳琅满目的壁画，激起了创作灵感。比如屈原见到神社中的国常立命神及其绘画，就写下了《九歌·东皇太一》，见到天常立命神及其绘画（以上两神分别为日本的天神和宇宙神），就在诗中写道“天道无常”。见到描述神话怪异的绘画，就写下了《天问》。大宫先生说屈赋中的“纳夫”，实际上就是日本神社里的一位神。此外，日本神社中常见的水神、风神、太阳神、山神、男神、女神、火神、五谷守护神等神祇，在屈赋中也屡见不鲜。

以上四点，大宫先生尤为注重第一点。

先秦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没有史料记载，但没有文字记载并不等于没有事实上的交流，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朝鲜半岛的尖端与日本的对马岛更是近在咫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徐福东渡以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日本人对这一记载历来十分重视，我们现在称日本为东瀛即源此。认为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到了日本，并定居下来，这就是日本一些史料中所谓的“秦归化”人。甚至据此说徐福当了日本的天皇。日本至今还有徐福村，据说那就是徐福登陆的地方。大宫先生认为，既然徐福能东渡日本，那么比徐福早六七十年的屈原，被逐出郢以后，就“浮江淮而入海”（《悲回风》），既然入了海，东渡日本也是完全可能的。大宫先生认为，在战国时期，我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等条件，是能够实现到日本的直航的。只要沿海岸线北上，经渤海上的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南部，再向东沿海岸线航行到朝鲜半岛的西岸，再沿西岸南下到朝鲜半岛的南部，渡对马海峡，经过对马岛，就到达了日本的北九州岛。我们这次所考察的村落，除个别的如代三五、上腰越在山腰地势较高处外，其余大多坐落在水边，这是符合古人生存选择集落地的原则的。大宫先生考证的屈原的登陆地点——下志村，也在大野川入海口的岸边，特别是在参观大分县博物馆时发现，馆内一幅显示县境各村、町形成年代的示意图上，标明下志村形成于弥生时代，而日本的弥生时代，正是我国战国中晚期——屈原所处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到之村的村名，基本上都是汉文字，这些现象，究竟是必然，还是巧合？

通过接触和访日，我觉得大宫先生通过中日两种语言的音韵对应，来探索历史和一种文化现象，也无不可。西班牙就有学者考证，印第安人的祖先就是中国的殷商人，认为殷人扬帆美洲，祈祷神灵保佑“殷人”到了新的居住地平安幸福，“殷”、“印”通韵，所以称印第安人。认为“巴塞罗那”市名开头的“Bar”也许就源自中国巴东、巴山之“巴”。这也是用语音对应的方法来研究的。我们国内近年来也有些学者，用苗语的发音来论证屈赋为苗歌。但是，屈原流放是否到过日本，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科研课题，仅用语音对应来论证，我总觉得其力度是显然不够的。当然，大宫先生也还注意到了其他方面的论证，但不难看出，其他三个方面，仅是大宫先生在考察从语音对应筛选的村落的副产品，也只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认定语音对应这一方法的正确。另外，屈原流放之后，在什么时间，用什么交通工具，从哪一条路线到达日本？在日本滞留了多长时间？何时由何路线离开日本回国等，也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在阿苏举行的研讨会上，我建议必须多层次、全方位地来研究这一课题，比如从语言学（当然，语音的对应也属于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考古学、神话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即使语音对应得出的结论能够成立，包括像代三五这些在屈赋中直接出现的地名，确实与屈赋有关的话，也还存在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可能如大宫先生所说，屈原真的流放到过日本，把所到的村落记入自己的诗中，也可能是屈原以后，中日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传入日本，《楚辞》随之流入，而后日本人民根据《楚辞》再取地名。而大宫先生现在的研究成果，正是中日历史上文化交流所留下的痕迹，只是从前未被人注意或发现而已。当然，不论从哪种角度说，大宫先生的这一研究课题，于中国，特别是于日本的学术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还曾建议，大宫先生将现在的研究，和以前曾经进行过的《山海经》研究、日本的神社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对当前的研究有一定的裨益——这样或那样的裨益。

通过几年的交往以及在日本的考察，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大宫先生在治学过程中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博大胸怀。

为了研究这一课题，大宫先生多年来倾注了全部心力和财力。为了得到正确的屈赋汉语上古发音，他多次来到中国，拜访有关专家、学者，走访了湖北、湖南的屈原纪念地，搜集有关资料，拍照、录音，参加学术讨论会，听取学术界同仁们的意见。他家住在东京都青梅市，距北九州岛有千里之遥，为了校正日本地名的日语读音和音读、训读的不同，他多次深入北九州岛的崇山峻岭，大小村落，拜访村中的老翁老妪，请他们反复用当地方言诵读当地的地名，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聆听传说故事，勘察附近地形地貌。翻译宋力先生介绍，他购买了多套大分县市、町、村的地形图，拼成将近四个平方米的大分县详图，将图平铺在书房的地板上，伏在地上用放大镜仔细地寻找、圈画，优质铜版纸印刷的地图，已被他磨破了好几份。访日期间，我们见到他随身携带的一份，已是第四份了，已磨得皱皱巴巴，一片模糊，只能看到他自己画上去的线条和标记。大宫先生的夫人全力支持大宫先生这一事业，她写得一手漂亮的中文，这次考察近百个村落的地名牌，都是她亲手书写。考察途中，她姐姐不幸病逝，她也只是打了个电话告诉大宫先生，丝毫没有影响这次考察活动。

大宫先生认为，既然日本有关公元前的历史的文字记载已经失传，如果他的这一课题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屈原所创作的诗歌，正是记载日本公元前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既弥补了日本古代史的缺陷，又将中日文化的交流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为此，他决心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这种力排众议，漫漫求索，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实为后学之楷模。

我曾多次直言不讳地向大宫先生阐述了我的看法：这样的课题，单以语音对应为论据，其力度是不够的。大宫先生也说，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但就他本人来说，他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到语音对应以外的研究。他也认为，屈原曾流放到日本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确实不是一个人从一个方面所能论证得了的，他只能起一个开端的作用。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还需要大家和后人来共同完成。大宫先生这种正确对待个人和群体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研究的坦诚、实际的态度，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大宫先生也能耐心地、平心静气地听取，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唯我独是的气势。在我们结束访日前在别府市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宗福邦先生代表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很直率地对大宫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大宫先生自始至终耐心听取，认真记录。在这以后的两天活动中，也没有半点情绪，这两年的交往中，也没有半点不满。大宫先生谦虚地说：“屈原死后两千多年来，大量的屈原研究中，屈原流放到过日本这一说法还没有人提过。这种前所未闻的屈原新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在发疯，简直是无稽之谈，空想过分。”这种宽容博大的胸怀，确实使我们很受感动。

由于受大宫先生这种精神的激励，也由于自己多年工作在屈原纪念馆这一特定的岗位上，我认为同不同意这一观点是次要的，学术上的研究嘛，且作一论存之，重要的是要对新的观点、新的成果进行宣传，以其引起大家的注意，吸引大家都来争鸣、研究，从而求得正确的答案，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任务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1992年大宫先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参加了我国两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一次是九二年汨罗江国际龙舟节期间在岳阳召开的屈原学术讨论会，一次是在山西临汾召开的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楚辞学术讨论会。在这两次会上，大宫先生都作了学术发言，还将一部分整理成文的研究成果，在临汾会议上散发给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我国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会后，山西师大学报又公开发表了大宫先生的论文，我相信将来会引起更大的反响。现在，大宫先生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终于得以付梓，他在这本大作中，既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屈原流放是否东渡扶桑？——也给了人们一个初步的答案。我作为大宫先生的朋友，特献上这篇拙文，表示由衷的祝贺，同时，也预祝大宫先生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1993年金秋于汨罗江畔

（此文收入大宫真人著，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