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唐庆华和他的《商山吟》
《商山吟》是庆华先生的第二部诗文集。在一般人的眼里,庆华首先是商洛地方的父母官。也确实,他的为官之路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干上来的,用家乡一些老人的话说,庆华是从粮站的磅秤上走出去的。他从粮站掌秤的一直干到地区副专员,其升迁没有任何权力背景。他是实干家,又是亲民官,这两点是他得以步步升迁的真正原因。为政期间,庆华几乎走遍了商洛的山山水水,他对老百姓有很深的感情。他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用诗歌记录下来,不仅为自己保留了一份心路历程,也从个人的视角记录了家乡的变化和时代情绪、民族精神的细枝末节,还为方志和民情保留了一份原始档案。《商山吟》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大都是作者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有感而发的,因为常年行走在人民群众中,他把自己对商洛山水人文的感悟发为心声,就产生了这些诗歌。孔夫子是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庆华先生是行而论道、作而不述,他不曾在自己主管的媒体上“炒作私货”,对自己的作品他始终保持低调,出版这两部集子只是他退休之后的自我盘点。
有人说,领导干部退休了学习书画和写作是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有什么错?人不附庸风雅难道附庸粗俗?如果全民族都附庸风雅,那我们的精神状况就不会如此混乱,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就不会如此低矮,我们的审美意识就不会这么粗糙,我们的价值观念也不会轻易地全盘西化,我们的奥运圣火就不会如此地遭人作践……风雅是一个精神向上趋同的维度,这种提升应该得到呵护和认同。
学而优则仕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官僚体制的过滤器,是廉政清流得以长流不息的学养基础。教养、修养、学识、学养是为政者的道德底色。这是一个民族品性得以保鲜的寄养所,更是官修正史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中国历史上,为官从政者留下的大量诗文记录下了他们时代的经济文化风貌,也记载了为官者的行知与思考。楚怀王的辅臣(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作《离骚》,大唐高官柳宗元留下了包括《永州八记》在内的《柳河东文集》,唐代文学的“三座高山”中,李白当过三年翰林、杜甫官至左拾遗、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北宋名臣范仲淹留下了包括《岳阳楼记》在内的20多卷诗文集……如果去掉“官员”诗文这一块儿,中国文学的高度不仅大为降低,而且文学史难以成形,甚至中国文化也会失去一条堤岸,连中国思想史也难成体系。所以问题不在写作者的身份是官员还是醇儒,而在你怎么写、如何写,是否写出了优秀之作。
中国文化到了现代,出现异常。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依靠的是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革命成功以后大量的工农干部进入政权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又实行的是“劳而优则仕”,以致“劳模”当了副总理,甚至全民族都以“大老粗”为荣,以知识和风雅为耻。虽然执政当局曾经要求进城的工农干部尽快知识化,甚至将他们作为“调干生”送进大学,但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仍然是鄙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发展到极端甚至连大学也取消了!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国人几乎都变成了经济动物乃至民族文化的虚无者。物极必反,1976年的事变发生了,政权更迭,全民族重新回到重视知识和文化的轨道,教育的复兴为全民族的知识化、学养化、风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全民族的精神台阶恢复到一个初级的高度。之后,才出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苏。人格精神的重建和道德自觉自下而上被重视起来。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来讨论庆华先生的诗文是很有意义的。庆华先生没上过大学,但他通过自学成为对唐诗有一定研究的地方官员。甚至在他主持地方市政和文化建设的几年,建树了几件很值得长久品味的文化工程,比如在全国获奖的花鼓戏《月亮光光》,比如沿丹江堤岸长达数公里的唐诗碑栏,等等。这几年,人们看重为官者的政绩,但更看重他们的文化诉求和价值取向。虽然不能要求庆华先生写出《三吏》《三别》式控诉民生的史诗,但庆华先生从生活深处发出的情感咏叹是由衷的,其记录也是真实的;他不是为了稿费,也不是为了获奖,更不是为了职务或职称,所以其写作是纯粹的、无功利的,动机也是洁净的、高雅的。
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保障了学人进入官僚体系的合法性,这是中国的传统。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官员学者化、官员作者化,这种逆向选择对夯实官僚阶层的精神基座有积极意义,它不仅可以丰富我们为政者的想象和浪漫情怀,更有利于民族精神的提升,还有利于对专业作家创作苦衷的理解与认同。这是一个好现象。应该承认,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大厦主要由专业作家支撑,但业余作家这个庞大的底座却是文学大厦不断升高的保障。现在不少作家为了弥补和扩充生活领域,甘愿到行政部门去挂职,当县长、局长、书记等等,这不仅是体验生活、琢磨社会,更是对权力运作与民间疾苦的破译,并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情感整合,这种观察者与执政者的交流或相互介入,会产生双向获益,互动产生推力,推动产生提升,作家和官员的品性良率将由此而提高,从而对整个民族素质的积极影响将是深远的。就庆华先生的诗文而言,想象力的升华、情感的提纯,还有较大的升腾空间。具体到格律诗的写作,问题主要在技术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