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试论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欧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对于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仅注意到经院哲学是以维护神学信仰为宗旨，为教会神学服务的工具，而文艺复兴是在借鉴古典思想文化基础上兴起的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因而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性；另一种倾向则是贬低文艺复兴的地位和意义，认为“中世纪并非如从前人所想的那样黑暗与停滞，而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且突如其来[69]，因而主张“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经院哲学的产物，11和12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远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深刻。前一种倾向无视统治欧洲思想界长达数百年的经院哲学对文艺复兴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会使人得出两种相继发展起来的文化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后一种倾向漠视两种文化的不同阶级性质，混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错误也是明显的。正确地探讨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经院哲学在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史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于正确认识文艺复兴的性质也是必要的。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各有一套庞大的体系，从各个方面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因此，本文只从认识论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经院哲学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

经院哲学是欧洲中世纪的官方哲学。在10至13世纪它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院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一个既定的神学命题为前提而展开思维和哲学论证，因此“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而这个神学直接的就是哲学[70]。在神学这个外在的形式和前提束缚下，哲学所固有的思维的、理念的活动是不自由的。它抛开一切现实实践和经验，把现实性放在一边，在神学信条的抽象概念中绕圈子。”在经院哲学的论证中，“理性只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到它的实现、它的定在，而不在这一个世界中”[71]。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种像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72]。

经院哲学借助哲学来论证神学的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虽然提高了神学的灵活性，但它也吞下了一颗致自己于死的苦果。经院哲学既然要利用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那么它就不能将理性完全彻底地束缚死，因此，在经院哲学的神学范畴中，理性固有的思辨功能仍然保留着。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理性也在发展。

经院哲学烦琐空洞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毁灭了其中有活力的因素，但它毕竟保留了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经院哲学不像教父学那样蛮不讲理，认为“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信仰”，而是高度运用哲学的分析思辨作用，以表面上的合理性达到维护信仰的目的。11世纪经院哲学实在论的最大代表安瑟伦（1033—1109）对于上帝存在论的证明，充分运用了逻辑三段论。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上，虽然他强调“基督教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信仰”，但他同时也指出，“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73]经院哲学家把哲学作为捍卫神学信仰的工具和法宝，无意中提高了理性的权能和地位。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权威解说者，阿奎那（1225—1274）坚持认为，“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真理可以不用启示的帮助，而单靠独立无助的理性得到证明[74]。因此，他承认在人的一切欲望中，智慧的欲望是最令人欣慰的。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为了同唯实论抗争，不得不走批判之路，不得不提供论证，这也推动了理性的发展。经院哲学不间断地运用哲学理学，维持了理性的缕缕不坠。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存在，对人们的思维发展“不失为某种精确性的一个训练”[75]。”

理性的机器一旦开动，怀疑精神必然随之产生。上帝的存在尚需证明，那么上帝权威的绝对性和当然性，以及其他神学教条的力量必然受到怀疑，人们的思想也必然从盲目崇拜的天地转到怀疑的领域。这是不以经院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12世纪法国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针对“信仰而后理解”，大胆提出“理解才能信仰”。他认为“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76]。恩格斯认为，阿伯拉尔的“主要东西——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教会权威的抵抗……对盲目的信仰进行永不松懈的斗争[77]。在阿伯拉尔的怀疑精神中，已经可以看到摆脱中世纪思想习以为常的教条框框的征象。”

经院哲学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逻辑体系，不可避免地对几乎所有事物提出明确的见解，因此它很容易卷入对所有尖端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理性。这样，经院哲学就“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它自己的理解和意旨——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78]。

13、14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出现了“双重真理论”，主张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来认识。信仰和理性的分离使理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就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79]。理性可以肯定同信仰相悖的事物，这正是文艺复兴唯理思想的认识前提。哲学理性这一经院哲学死灰下掩埋的活的生命，一旦跨出神学教条限定的门槛，再前进一步，就可到达文艺复兴要求的境界了。但是，文艺复兴兴起之前还缺乏使理性冲破神学牢笼的条件，所以理性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中艰难地挣扎着。”

经院哲学不仅认为上帝是可以通过哲学来认识的，而且对自然界也持这种态度，“托马斯·阿奎那所阐明的经院哲学保存了自然可以理解的信仰[80]。对于当时的知识宝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经院哲学都是以理性为手段加以解释的，因此，在理性面前，它使人们隐约地感到宇宙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要在实践上改造自然，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假定自然是可以认识和改造的。经院哲学由于告诉人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使人们在思想上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有所准备。”

在西欧，12和13世纪是亚里士多德著作被重新发现的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促进了西欧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和进一步认识。亚里士多德著作真面目的恢复，使学者们认识到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和经院哲学家所歪曲利用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之间所存在的不同，所以在阿奎那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调和统一之后不久，反阿奎那运动就开始了。邓斯·斯各特（1263—1308）以上帝万能为借口，认为理性不能认识上帝，从而使理性具有摆脱信仰的倾向，“为14世纪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81]。他的学生威廉·奥卡姆（1300—1350）把理性和信仰分离的观点向前推进。他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信仰只能以“天启”为基础，要合理地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因而完成了信仰和理性分离之理论的论证。

强调理性同信仰分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鼓吹上帝的至上权威，使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这是后来宗教改革思想的因素；另一方面，它鼓动了人们探索自然的兴趣。既然理性不能认识上帝及其意志，而自然又是可以认识的，那么理性就应该去认识自然。自然世界成为未来理性认识的对象。如果说经院哲学中保留了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这一思想是人们走上实践之途的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完成理性脱离信仰之必要性的论证，则是走向实践之必不可少的环节。假若理性为神学信仰的绳索牢牢地捆绑住，那么理性的目光就永远不会彻底转向尘世，投向自然。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当他们跨出迈向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时，是经院哲学家中的先进分子为他们铺平了道路，给予他们以潜在的勇气和教导。“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收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予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践去加以检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82]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经院哲学内部哲学理性的存在，怀疑思想的产生，自然世界可以认识这一观念的保留，以及理性和信仰分离论的发展，这一切都构成了联系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桥梁，也是经院哲学对于文艺复兴的积极贡献。

二、文艺复兴同经院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经院哲学中蕴含的理性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力量，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前，它始终没有跳出神学信仰的囹圄而成为彻底独立的因素。因此，在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蒙蔽下，“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83]。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理性从神及其信仰中彻底独立出来了。它“鼓励这种习惯：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旨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84]在理性灯塔的照耀下，神学信仰套在人头上的光环消灭了，人的本来面目暴露在理性的光芒面前。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高大形象恢复了，人性、人的权威和尊严以及人生的价值都得到承认。一种健康、乐观、蓬勃向上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了。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首先是社会变化最主要的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14世纪以后，西欧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等相继采用了新的工具和设备。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中原有的行会陷于瓦解，新的手工业部门内部分工加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见解，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改变旧的认识观念。竞争使旧的神学世界观的荒谬性暴露无遗，而理性则展示了巨大的威力。因此，理性认识论取代神学世界观而成为认识的主流。

其次，教皇权威的沦落和教会的腐朽加速了理性的发展。14世纪是教皇权威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教皇的“阿维尼翁囚禁”（1308—1377）、教会的大分裂（1378—1417），以及比萨会议（1400年）后的三教皇并立，使教皇权威及神圣感丧失殆尽。文艺复兴时代，教会的腐朽令人为之瞠目。人们声称，当时的教会乃是罪恶的渊薮、可耻的象征、世界上最卑鄙无耻者的表率。教会权威的丧失和教会的腐朽，使人们不得不怀疑教会本身的正当性及其所宣传的教义的正确性。人们不再盲目地迷信教会的说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和批判教会及其教义，因而理性的力量随之壮大起来。

另外，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提供了理性复归的契机。希腊罗马古代手抄本和雕像艺术的重新发现，为西欧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的世界。“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85]理性在“人”身上找到了归宿。理性摆脱神学后回到“人”这一认识主体，显示了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人文主义者对理性大唱赞歌，认为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理性使人高尚，使人完善；理性使人掌握知识，具有智慧，创造财富；理性使人创造幸福生活，改变人生的价值。甚至认为，理性使人具有神性，上帝的高贵只不过是具有更高超的理性。拉伯雷在《巨人传》中高呼：“请你们畅饮，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去……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慨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啊！人的理性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洞察力多么宛如神明！”理性从神学信仰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新的飞跃：由神学的奴婢转变为人类思维的主体意识，这是文艺复兴认识观不同于经院哲学认识观的明显特点之一。

由经院哲学关于自然可以认识的观念发展到以实验（实践）改变自然，在认识论上形成实验主义，这是文艺复兴区别于经院哲学的另一特征。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86]确实注重实验对于认识的作用和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达·芬奇是实验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那些不是从经验里产生，也不受经验检定的学问，那些无论在开头、中间或末尾都不通过任何感官的学问，是虚妄无实的、充满错误的。”[87]他在论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告诉人们，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他首先安排几种实验，然后根据实验解决问题，并指出为什么物质在某种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他认为这是研究自然界现象所必须遵循的方法。[88]达·芬奇把实验看成知识的评判者和导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文艺复兴如此强调实验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做出巨大的成就，这在经院哲学是难以设想的。经院哲学中虽然保留了自然可以认识的理性思想，但它不允许理性思想游离于神学而投入自然研究的怀抱。正如达·芬奇所言，经院哲学只会讨论奇迹、解说人类心灵所不能及、任何自然事例所不能证明的那些东西，而不会观察和研究千姿百态、勃勃生机的自然世界。

13世纪，经院哲学内部激进的唯名论思想家曾提出过实验主义的思想理论，这就是罗吉尔·培根（1214—1294）。在中世纪的欧洲，他在精神上接近他以前的伟大的阿拉伯人或他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培根认为，认识有三种方法，即权威、实验和判断；如果不以理智为前提，那么权威不能给我们以确定的知识；如果不以实验来检验，那么判断从自身中不能在证明中区别诡辩论，因此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的真正道路。[89]据说，他是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天上地下一切事物”的。[90]罗吉尔·培根的实验主义认识论对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权威是有力的冲击，但它没有形成为强大的思想潮流而延续下来，产生后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其原因一方面是经院哲学的极力扼杀，另一方面则是13世纪的西欧社会，还没有提出实践（实验）改造世界的任务。

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权威的崩溃，解除了神学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生产领域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范围、更大的深度上直接面对许多新的自然现象和复杂问题。信仰和幻想无法解释暴露在人们面前的新世界，更不能解决生产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随生产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科学增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技术给了人一种能力感：感觉人类远不像在以前的时代那么凭环境摆布了”[91]；另外，资产阶级新生力量的壮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加，为大规模的实验活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可能性。因此，强调实验（实践）对认识的巨大作用，并把实验（实践）作为改造自然世界的主要手段，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意识潮流。理性的独立和实验主义思潮的广泛盛行，在认识论上构成文艺复兴不同于经院哲学的两个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文艺复兴同经院哲学的根本区别。

三、关于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关系的基本结论

我们认为，对于经院哲学的认识，过去更多的是注意它的神学性质，而对其中的活跃因素——理性的存在——则大为忽略了。经院哲学并非不充分利用理性，相反，它极力运用理性来维护神学。经院哲学的特点是“漠视事实和科学，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92]经院哲学家把锐利而深沉的智慧和大量的闲暇时间，荒废在非常有限的天地里，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狭小的世界里，而不去研究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这使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烦琐论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但在这种不断的机智努力中，一张科学的蛛网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因此，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93]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了经院哲学所给予的某些方法的积极训练。这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做了潜在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经院哲学认为上帝和宇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信念给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改造自然、从事实践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勇气，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实验主义思潮的深层认识基础。

正如胚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一样，肯定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渊源联系并不意味着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文艺复兴不同于经院哲学之处在于，它要求并实现了理性从神学的独立，摧垮了经院哲学僵死、封闭的体系，完成了理性和“人”这一认识主体的结合，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不仅把理性看作是人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把人本身当作理性认识的对象。理性复归于“人”，导致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实验）改造世界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因此，经院哲学认识论中自然可以认识的观念发展成为现实的实验主义思潮，认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结论的话，那就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中，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特点的文化因素已有一定地位，但从根本上，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代表着不同阶级属性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代表两种不同时代精神的两种文化的体现。

（原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