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产战争伦理片：创作轨迹 中国元素与民族风格

顾名思义，战争伦理片是战争片和伦理片交叉融合的产物。一般来说，它并不注重于展示战争场面或描写战役过程，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注重表现战争环境中的人性和人情、爱情和婚姻，以及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它描绘的是具体的人在战争中的命运遭遇、情感历程和思想变迁，并以此对战争进行反思和评判，它在战争片中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类型样式。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产战争伦理片[20]的创作有了明显拓展，出现了一批有新意、有深度的好影片，它们不仅提升了中国战争片的创作水平，而且使战争片的创作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当然，其创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弥补与修正。显然，与域外其他国家的战争伦理片相比，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应更加凸显中国元素，应更好地建构民族风格，只有如此，才能使之独具新意和品格。因此，实有必要总结探讨其审美特征、经验教训和创作规律，以利于更好地推动和深化这一类型片的创作发展。

（一）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战争片一直是国产故事片创作的一种主要类型，在各个历史阶段相继拍摄了一批较好的影片。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战争片的创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观众中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无论是50年代的《南征北战》（1952）、《智取华山》（1953）、《渡江侦察记》（1954）、《平原游击队》（1955）、《上甘岭》（1956）、《回民支队》（1959）、《万水千山》（1959），还是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1961）、《红日》（1963）、《英雄儿女》（1964）、《地雷战》（1962）、《地道战》（1965）等，均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些影片往往通过对某些具体战役的艺术再现，或对某些人物命运的生动叙述来表现革命战争的艰苦卓绝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并注重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牺牲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以此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战争片在创作中难以摆脱既定的公式化创作模式之束缚，在情节构思、叙事视角、人物塑造和艺术技巧等方面，尚缺乏必要的艺术创新。特别是对战争中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人性复杂性的描写较为简单，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深度。当然，也有少数影片能努力突破条条框框之束缚，力图着重描写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爱情和婚姻等问题，如《柳堡的故事》（1957）、《战火中的青春》（1959）等影片即是如此。然而，由于当时文艺创作中禁区颇多，动辄得咎，故而这些影片创作者的艺术探索往往只能浅尝辄止，不敢大胆、深入地表现和开掘战争中的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主题。因此，此类影片虽然有新意，但艺术描写还不够深刻；虽然受到观众欢迎，却未能得到提倡和推广。同时，有的影片还有意回避或淡化战争中的爱情描写，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恋情，就描写得隐隐约约、朦朦胧胧，没有很好地展开。“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文艺创作谈情色变，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拍摄则完全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潮和文艺路线的清算，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电影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持续创新探索的新时期，战争伦理片的创作也有了明显突破，先后出现了一批各具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的成功之作，较有效地建构了国产战争伦理片的类型样式。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其创作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长期以来束缚电影创作者的各种清规戒律被突破了，所以他们在创作拍摄战争片时敢于凸显创新意识，注重以战争为背景，着重于描写各类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遭遇和内心情感，大胆地渲染战争中美好的人性和人情。诸如《归心似箭》（1979）、《小花》（1979）、《啊，摇篮》（1979）、《今夜星光灿烂》（1980）等一些颇有代表性的影片，就显示了创作者在战争伦理片拍摄方面最初的思考和探索。在这些影片里，既有对战争环境中萌发的真挚爱情的生动描写（《归心似箭》），也有对兄妹之情、战友之情、军民之情的刻意渲染（《小花》）；既有对童心、母爱的真切刻画（《啊，摇篮》），也有对年轻战士勇敢的献身精神和美好心灵的诗意赞颂（《今夜星光灿烂》）。显然，这些影片无论在思想主旨的艺术表达上，还是在叙事视角和艺术形式上，都与以往的战争片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们以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成为新时期之初国产战争片创作中格外亮丽而引人瞩目的艺术景观。同时，这些影片也为国产战争伦理片创作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上述影片中有的作品乃创作者长期思考和不懈努力的结果，如《归心似箭》的导演李俊在20世纪60年代就拿到了编剧李克异创作的剧本《一片归心》，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剧本，因为这是一部真正刻画人性、展现人性的剧本，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和可贵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当时文艺界展开批评人性论运动，这部剧本被定性为‘大毒草’，是不可能被拍成电影的……结果，这个剧本在我家的箱底一呆就是10年……又过了4年，《归心似箭》得以再次上马。这个时候，我内心充满了创作的激情，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一份痴情”[21]。该片以抗联战士魏得胜如何在严酷的战争中经过了生死关、金钱关和爱情关的考验作为影片主要的叙事情节，并着重描写了他与玉贞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最后魏得胜毅然放弃了与玉贞建立家庭、共同生活的机会，决定去寻找部队，由此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其高尚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操。正因为影片突破了以往战争片固有的艺术模式，较深刻、完整地描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故而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获得了广泛好评。其他几部影片也各具特点，如《小花》以新颖的电影语言丰富了人情表现的艺术手段，《啊，摇篮》在细节刻画上颇具匠心，而《今夜星光灿烂》则用散文诗的表现方式描写了几个18岁的青年战士在战争中的命运遭遇和情感经历，赞颂了他们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奉献精神。创作者在这些影片中的创新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在凸显中国元素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时期的战争伦理片创作有了显著拓展，特别是第五代导演登上影坛后，以更加先锋的姿态掀起了电影创作的新浪潮；而在文化反思的热潮中，战争伦理片的创作也进一步深化了关于战争中人性、人情的思考，强化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人道主义的倡导，更加深入地描写了战争环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同时，还有些影片则把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融入创作之中，由此拓展了战争伦理片的艺术容量。

例如，《一个和八个》（1984）描绘了一个因误解而被审查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和几个土匪、逃兵、投毒犯等关押在一起时在人性、道德、情操和意志等方面的碰撞和较量，最终在民族大义和王金高尚人格的感召下，其他被关押者思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为了抗击日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英勇献身。影片以强烈的性格冲突和造型反差，从人物思想和内心情感变化的视角表现战争的残酷性，较深入地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又如，《红高粱》（1987）着重在战争环境中强化了人的生命意识、生命价值和生命力量，并剖析了人性之善恶。该片既渲染了生命的欢娱，也表现了生命的悲壮，并弘扬了一种深沉的、内在的民族精神。《晚钟》（1988）则描述了几名八路军战士与一支濒临死亡的日军部队之间展开的一场受降与反受降的人性较量，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日两个民族所造成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创作者在谴责侵略者制造战争灾难的同时，也颂扬了高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如果说上述几部出自第五代导演之手的影片均有一些相同艺术特点的话，那么谢晋执导的《高山下的花环》（1984）则在战火硝烟之外，通过一些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表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及其价值判断，从而拓宽了战争伦理片的艺术容量。影片中无论是梁三喜的“欠账单”，还是赵蒙生“开后门”的曲线调动，抑或是战场上的“臭弹事件”导致的严重后果等，不仅批判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在军队里的蔓延，揭示了“文革”动乱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而且也赞颂了普通官兵和人民大众的无私奉献精神。由此既深化了影片的思想内涵，也为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视角。其他如《黄土地》（1984）、《默默的小理河》（1984）、《雷场相思树》（1986）、《战争让女人走开》（1987）等影片，也各具特色和新意，其中多部影片在视听造型等方面有效地凸显了中国元素，为民族风格的建构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该时期，面对社会转型和电影创作生产的体制机制之改革，战争伦理片的创作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商业化追求。为了更好地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其创作既顾及了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使之具有主旋律电影的艺术特征；又在叙事等方面增加了一定的娱乐元素，注重强化观赏性。从总体上来看，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和独特的叙事视角成为其主要审美特征。

例如，《红樱桃》（1995）通过二战期间在苏联伊凡诺国际儿童院就读的各国共产党人子女与德国法西斯斗争的经历，以及楚楚、罗小蛮等人的命运遭遇和情感变迁，特别是通过纳粹分子如何在少女楚楚身体上纹刺德军法西斯像徽而对她造成的巨大心灵伤害，来控诉法西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践踏与摧残，揭露其灭绝人性的残忍。又如，《黄河绝恋》（1999）既叙述了一个引人的抗日故事，又穿插了一段动人的跨国恋情，由此来表现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谴责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该片一方面借鉴了好莱坞影片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创作者对英雄主义和善良人性的呼唤。再如，《红棉袄，红棉裤》（1996）既在传统的抗日故事里深化了对人性内涵的描写，又较好地平衡了观赏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正如该片导演安战军所说：“在《红棉袄，红棉裤》一片里，把人性最基本的三点：爱情、解放、自由使用出了最大限度，并且做了最具有民族化的展现。”[22]这就使影片不仅具有较强的可视性，而且较好地凸显了中国元素和民族风格。其他如《兵临绝境》（1990）、《战争子午线》（1990）等影片，也在艺术表达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

第四阶段则为新世纪以来。在国产电影创作生产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观众多方面的审美娱乐需求，战争伦理片的创作在题材、主题、样式和风格等方面更加多样化了。同时，在国产大片的创作潮流中，也出现了一些战争伦理大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如《紫日》（2001）、《理发师》（2006）、《集结号》（2007）、《黄石的孩子》（2008）、《南京！南京！》（2009）、《岁岁清明》（2011）、《金陵十三钗》（2011）等影片，均各具艺术特色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在上述影片中，《集结号》是新世纪以来战争伦理片创作中具有明显创新和突破的作品。作为一部国产大片，它不仅在银幕上营造了战争场面的视听奇观，而且着重对战争中的人性与人情进行了深入开掘。该片围绕着一场战役中是否吹过集结号，以及由此导致解放军某连官兵除连长谷子地外全部牺牲而又得不到应有烈士待遇之事件，衍生出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并着重通过谷子地为牺牲的战友争取烈士待遇和探寻集结号真相的过程，表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并从多方面刻画了谷子地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品格和气质的英雄人物。又如，《岁岁清明》也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战争如何让一个善良瘦弱的茶商尹少爷变成了一个勇敢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创作者用诗意现实主义的手法，既渲染了杭州美丽的山水风光，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大好河山岂容侵略者蹂躏；又在故事情节的突变中完成了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观众内心颇感震撼。至于同样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则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着重表现了严酷战争中的人性蜕变。尽管这两部影片由于艺术处理上的某些欠缺和价值判断上的一些问题而引起过争议，但其所作的艺术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

总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产战争伦理片创作既显示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又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既传承和延续了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注重于战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感开掘等优良传统，又不断在创新探索中深化了对战争中的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的思考与探索，并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和中国元素阐释了历史、战争及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二）国产战争伦理片勃兴的主要原因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之所以能不断拓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是与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开展和电影创作日益多元化的创新发展紧密相关的。

众所周知，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敏感的话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不仅成为新文艺创作的普遍主题，而且成为许多新文艺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创作中的个性特征。由此形成的创作传统虽然在30年代至40年代新文艺创作的发展中经受了许多曲折和反复，但并未中断过，一些成功之作在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表现与开掘上仍然进行了新的拓展。从50年代起，由于“左”倾文艺思潮日益泛滥，因而大凡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涉及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均被不加区别地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理论”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严厉批判。例如，无论是影片《关连长》（1951）和《早春二月》（1963），还是小说《洼地上的“战役”》（1954）和《红豆》（1957），抑或是《论人情》（1957）和《论“文学是人学”》（1957）等论文，均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并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命运。因而，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往往被视为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禁区，使不少创作者不敢涉足这一领域；有时即使涉足了，也只能浅尝辄止，不敢深入。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播回忆当年拍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时经历过这样的争论和波折：“厂艺委会在讨论剧本时，曾引发了文艺思想的争议，有人认为谈恋爱太多了些，不适合军队。按照当时的思想水平，大家一致认为解放战争就是团结农民，搞土地改革，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获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这部影片是通过恋爱看到阶级斗争。最后，大家达到一致：表现恋爱，是为二妹子解除痛苦和阶级压迫，投拍了。”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有人说影片战斗气息不强，爱情太多，歌子也不健康，下面有些地方就要禁演，总政不同意，肖华在将军中很有文化，对我们帮助很大。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其实，影片本身艺术内涵非常好，在观众中受欢迎，这些曲折和磨难也使影片的艺术表现和政治内容之间的关系经受了考验”[23]。但是，这部故事片在“文革”中仍未逃脱受批判、被禁演的命运。

“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诸多巨大的灾难，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政治路线对人性、人的尊严和人道主义的戕害与摧残。至于该时期的文艺作品，根本不可能去表现正常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各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成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或成为脸谱化、概念化的“阶级敌人”，都缺少正常人的七情六欲。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4]事实的确如此。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和全民族的反思热潮中，对于“人”的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和重新尊重得到了高度重视，正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所说：“人们迫切地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25]为此，文艺创作自觉地担负起这一历史任务，新时期文艺是以“人的发现”为其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的。从“伤痕文艺”注重揭露“文革”给人的精神和肉体带来的各种创伤，以及表现治疗这种创伤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到“反思文艺”注重对历史与人、文化与人的重新思考，以及揭示动乱年代和封建文化传统对人性的扭曲与人的尊严的践踏；再到“改革文艺”着重表现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类人的精神面貌和复杂心态，以及改革者如何突破各种禁锢与束缚，大胆实施和推进改革发展等，均适应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理论界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其内容涉及哲学、文艺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许多学科；这样的探讨不仅促使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而且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各类文艺作品对于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艺术表现，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此同时，电影创作中的创新意识得以不断强化，不少创作者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努力突破既有的传统创作模式，在电影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力图追求新意。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从重新起步到持续发展，从打破禁区到大胆创新，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争议、波折和起伏，但总体发展趋势是良好的。不少创作者不仅大胆地在银幕上表现战争环境中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努力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中嵌入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视野，从而赋予国产战争伦理片新的美学品格。

另外，新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外来电影思潮对国产电影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域外优秀的战争伦理片，如好莱坞的经典之作《魂断蓝桥》（1940）、《卡萨布兰卡》（1942）等，以及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拍摄的《第四十一》（1956）、《雁南飞》（1957）、《士兵之歌》（1959）、《伊凡的童年》（1962）、《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等，均对我国战争伦理片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从70年代末至新世纪，无论是苏联创作拍摄的《幼儿园》（1984）、《岸》（1984）、《战地浪漫曲》（1984）、《合法婚姻》（1985）等影片，还是好莱坞创作拍摄的《现代启示录》（1979）、《辛德勒的名单》（1993）、《拯救大兵瑞恩》（1998）、《太阳泪》（2003）等影片，都很快传入中国，在电影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拓宽了中国电影创作者的艺术视野，使之进一步了解了国际上同类影片的创作现状及发展趋势，也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特别是第五代导演，当他们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之际，适逢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国门打开之后，各种域外的文艺思潮和电影思潮，以及各种类型、样式的影片都蜂拥而入，令人目不暇接。因此，他们无论在学习借鉴域外电影的经验技巧方面，还是在电影创作领域进行艺术实践方面，其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步伐都超越了中年一代导演。例如，吴子牛在拍摄《鸽子树》（1985）的导演阐述中就曾表明：所拍影片“一定要超过苏联影片——像《第四十一》那样的作品”[26]。这样的目标定位对于激励其艺术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显然，没有外来电影思潮的影响，以及对域外优秀影片的学习借鉴，中国战争伦理片创作的变革发展不可能如此迅速和多样。

（三）强化中国元素，建构民族风格

无疑，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应注重强化中国元素并努力建构民族风格，只有如此，才能使之独具美学品格和艺术特色，也才能更准确、更鲜明地表达创作者对战争和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的思考与评价。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强化中国元素并建构民族风格呢？窃以为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应充分尊重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过程，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表现战争的基本状况，并对战争的性质等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尽管战争伦理片是以战争为背景，着重描写各种人在战争中的命运遭遇，并表现战争环境中的人性和人情、爱情和婚姻，以及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但是，创作者仍需要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以及敌对双方的立场和态度等有十分准确、清晰的描写，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模棱两可，甚至混淆是非。同时，创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艺术描写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也要准确而恰当。近年来，有些影片就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把握好艺术分寸，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而引起了争议，并因此受到了观众和评论界的诟病与批评。例如，《南京！南京！》中作为侵略者和占领者的日本兵角川面对日军残暴的杀戮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无奈与痛苦，乃至最后毅然举枪自杀，这样的情节设置不仅违背了历史真实，而且其人性突变也很难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又如，有些外国媒体曾指出《金陵十三钗》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严重缺失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示和反思，不能让观众意识到为什么这是一场血腥丑恶的‘灾难’”。其次，“张艺谋在电影中表现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和电影的现实性原则的‘电影魔术师’的作风，将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景肆意安置在电影中”。再次，“为了表现全球化，尤其是为了向美国观众和影评人讨好，设置的‘美国混混变英雄’的男主角约翰是一个虚假而无生命的角色”[27]。正因为如此，不少观众就很难认同编导对这场大屠杀的艺术表现，以及对一些善良女子的命运遭遇与人性善恶的艺术描写。由此可见，影片创作者对战争的思考、评价和艺术描写应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要用正确的观点去艺术化地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要大力弘扬无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人性美、人情美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显然，只有思想内涵正确和深刻，才能保证影片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和美学品格。正如冯小宁导演所说：“对战争的当代思考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这两者的性质不能混淆，人类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反对侵略战争的基础上”。[28]此言甚是。中华民族曾长期遭受战乱祸害，也不断受到域外侵略者的欺侮；但是，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勇敢抵御了各种外来侵略，并经历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她不仅迎来了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而且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因此，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应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真实、生动地描写各种人物的命运遭遇、情感变迁和人性善恶，以此对战争作出正确的思考和评价。

第二，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时，应用历史的眼光，把伦理道德问题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中予以表现和阐释。应该看到，任何伦理道德问题都是一定的时代生活和客观环境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每个时代的道德问题，不同时代则会面临不同的道德问题。有关真善美的一些道德的基本问题会贯穿于不同的时代，但其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也会有不同”[29]。中国特殊的国情既使各个历史阶段反映在战争和部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有所不同，也使真善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创作者就应该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真切地描写出这些不同的特点。例如，在《高山下的花环》里，无论是梁三喜的“欠账单”，还是赵蒙生“开后门”的曲线调动，抑或是战场上的“臭弹事件”等，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而，对此所作的艺术描写和道德评判，也就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并需要通过人物的命运遭遇和性格塑造来揭示其中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出创作者的价值评判。

第三，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要在主流价值观的阐释中追求民族化的人性人情描写，努力建构影片的民族风格。由于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所以在描写战争中的人性人情和恋爱婚姻时，就应注重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而不应该盲目地借鉴和模仿西方影片的艺术表现方式。在这方面，部分国产战争伦理片也提供了较成功的经验。例如，《归心似箭》不仅“大胆描写了战争年代革命者的爱情，而且找到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是一个突破，在主流价值观的阐释中追求民族化的人性人情描写，是李俊导演对中国电影最大的贡献”[30]。影片对魏德胜和玉贞之间的爱情描写，真挚而含蓄，深沉而有味，完全是一种民族化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样的艺术处理既凸显了中国元素，也有助于影片民族风格的建构。

第四，国产战争伦理片应注重生动、深刻地表现出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命运遭遇和情感纠葛的丰富复杂性，由此折射出人性的变异，并对战争作出应有的思考和评价。应该看到，在战争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特别在生死关头，人的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创作者要准确把握和深入表现战争环境中各种人物具体、丰富、复杂的性格与命运变化，深化人性内容，并由此揭示其中的社会历史内涵，体现出创作者的价值评判。《今夜星光灿烂》的导演谢铁骊在谈到该片的创作时曾说，影片并没有想着力描写战争的规模、军事战略思想、将领的才智及战争中的英雄主义，而是“基于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作用于人们的灵魂，简单地说，是写战争中的人——主要是人的灵魂”[31]。的确，着重揭示战争中“人的灵魂”应该是战争伦理片的本质特征。那么，如何才能写好战争中“人的灵魂”呢？大致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应注重从特定的战争环境出发，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本来面目，并深入刻画其复杂心态，从多侧面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之人性变异。要避免从抽象的善恶观点出发，赋予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人物形象）过多的“理想化”色彩，而对反面人物形象则予以简单的“脸谱化”处理。因为这样会使人物形象模式化、概念化，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以前国产战争片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较为简单，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往往是善恶黑白，泾渭分明，这样既很难摆脱概念化的窠臼，也很难塑造出血肉丰满、独具个性的银幕形象。应该看到，成功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情怀，《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之所以令观众难以忘怀，就在于创作者突破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从多侧面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他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他在各种环境里复杂的内心情绪，使其朴实执着、有情有义的性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其性格构成既有个性特征，也有民族印痕。

其次，创作者要真实深刻地写出战争对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所产生的影响，描绘出战争环境里各种人性形态和人性变异。显然，不同的战争环境往往会给不同的人物带来不同的命运，由此也形成了其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同时，人物原有的思想和性格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也会发生变化，故而对此应有生动形象的描写。无疑，真实的外界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而这两方面则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此，创作者一方面要具体描写战争环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间思想感情的纠葛，要作深入具体的剖析，从而生动地和艺术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32]。譬如，《集结号》里的代理指导员王金存原来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书生，因受到谷子地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战友们不惧牺牲的英雄壮举使他深受教育和感动，于是他消除了恐惧，变得冷静勇敢，最终壮烈牺牲。同样，《岁岁清明》也较清晰地描写了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如何改变了茶商尹少爷的性格和人生，使他毫无畏惧地与侵略者进行生死斗争。人物性格的转变不仅使其形象更加真实、丰满，而且也让观众看到了战争对人性的改变。

再次，创作者要注重强化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使之具有较鲜明的独特个性。在战争环境里，人物平时一些不显眼的个性往往会凸显出来；特别是在面临生死考验的重大关头，不同人物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等往往会有较明显的差别。因而，只有用艺术对比的方法，准确、生动地表现出这种差别，才能显示出人物独特个性。就拿《一个和八个》来说，该片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把受诬陷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与关押在一起的其他罪犯的思想、情感和人格作了鲜明对比，由此凸显了各自的个性特点，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无疑，只有当创作者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战争环境下各类人物的复杂心态，并凸显其个性，抒发其情感，深入地开掘出人性内涵，才能使影片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最后，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无论在题材主旨、艺术视角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等方面，都应该更加多元化，要注重从多角度、多方位、多侧面，并采取多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深入描写战争中的人性、人情和伦理道德等问题，而不必拘泥于既定的模式和手法。同时，影片在视听造型和影像风格等方面也要注重强化中国元素，凸显地域特色。《红高粱》在这方面就颇具特点，成就显著。影片在构图、造型、色彩等方面都尽显民族风格，体现出东方艺术的意境之美；影片的插曲也充溢着黄土地和高粱酒的气味，朴实、粗犷而有力。由此既很好地表达了影片的主旨内涵，也充分发挥了电影语言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岁岁清明》的影像风格则突出了江南文化风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神韵。至于《金陵十三钗》的人物对白采用南京方言，并以苏州评弹的演唱方式演绎插曲《秦淮景》等，这样的艺术探索也应该予以肯定。显然，类似这样的中国元素的运用，对于影片民族风格的建构是十分有效的。

总之，国产战争伦理片的创作要立足于本土化，只有注重强化中国元素，努力建构民族风格，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其创作保持活力和生机，并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提高；也才能使之在世界影坛上独具一格，赢得赞誉和好评。

（此文为作者于2013年9月25日在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等主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的发言，被收入该论坛论文集《电影创意研究之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