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代科举确立的“以诗取士”制度，使诗歌纳入国家考试体系，成为考核人才和选拔官吏的手段之一。产生于唐代各类考试中的诗歌，我们称之为“应试诗”。这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在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对“应试诗”的相关研究状况作一简单回顾。

一、唐代应试诗研究述略

应试诗作为一种科举文体，属于官方的命题创作，且创作模式高度程式化，难以产生佳作，故自其诞生以来，便引起历代诗论家的多方批评。如宋代葛立方说：“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王昌龄《四时调玉烛》诗云：‘祥光长赫矣，佳号得温其。’钱起《巨鱼纵大壑》诗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骐骥长鸣》诗云：‘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李商隐《桃李无言》诗云：‘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此等句，与儿童无异。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1]虽肯定其“自成一家”，但对其程式化写作造成的弊端进行了反思。明代胡子厚说：“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2]王世贞也说：“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3]至于宋代李颀所说“自唐以来，试进士诗号省题，时有佳句”[4]，也只是肯定其或有“佳句”，并未全面肯定其艺术成就。

宋、明时期关于唐人应试诗研究的成果，除去以上零星评点之外，主要还体现在对唐人应试诗的辑录和一些应试诗选本的出现上。就现存文献所考，宋人有意辑录应试诗，大概始于北宋初期[5]。据南宋王应麟所编《玉海》载：“雍熙三年（986）正月，乐史上《登科记》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贡举事》《题解》各二十卷。”[6]又，北宋中期宋敏求（1019—1079）裒辑唐人刘禹锡遗文，编有《外集》十卷。据宋序，《外集》所辑诗中，有采自《登科文选》者[7]。宋敏求利用的《登科文选》，很可能就是乐史所编之书。所谓的登科文，也包括诗歌在内。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十二月成书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以载录唐代作品为主，在卷一八〇至一八九“省试诗（州府试诗附）”类中，辑录唐代应试诗280题，凡458首，对保存唐人应试诗可谓居功至伟[8]。此期唐人应试诗的选本，清人沈德潜为毛张健《试体唐诗》（清康熙丙申［1716］刻本）所作序言称“顾宋、元以来，选试帖者无虑数十家”[9]，然现在可考者不过三家：《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八》载佚名编《唐省试诗集》三卷，不存；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一《总集类》载佚名所编《唐科试诗》四卷，不存；清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卷四“集”之二载明吴勉学所编《唐省试诗》四卷，不存。

真正重视唐代应试诗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从清人开始的。清康熙年间鉴于八股取士之弊，已开始恢复以诗取士，但未成定制。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才明确规定会试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后，又规定乡试五言八韵律诗、童试五言六韵律诗等等。适应这一新制度的施行，清代选评笺注唐人应试诗渐成风气。至于此类选本的具体数量，学界尚未有明确统计。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著录者约21种，而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经眼录》提及者将近40种[10]。诸多选本中，毛奇龄的《唐人试帖》刊刻年代最早（康熙四十年［1701］刊本），为此后该类选本之鼻祖[11]。纪昀的《唐人试律说》（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本）则对康熙以来的有关应试诗理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为集大成之作。

清人编选唐代应试诗，多取材《文苑英华》或《全唐诗》，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材料。另外，唐代应试诗以五言六韵为主，而清代试诗主要为五言八韵，因此清人编选时，往往扩大范围，选入并非应试诗的其他排律或应制诗。前者如梁国治《唐人五排选》（乾隆刊本）；后者如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本）四卷，卷三即为应制，内分岁时、扈从、燕享、咏物四类。清人关于应试诗和应制诗相似性的认识，对我们研究应试诗体制的渊源有所启迪。

编选之外，清人对应试诗的体例、作法也有详细说解。较著名者有毛奇龄《唐人试帖》和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康熙五十四年［1715］初刊）。后者书前特附有“应试唐诗备考”一栏，分为“试帖有六韵八韵四韵二韵之不同”“押韵有用题字不用题字或平仄之不同”“试帖为八比之始”“唐取士之制”四部分，关于“试帖为八比之始”，乃毛奇龄首揭此论。对于应试诗本身，清人除校正文字、圈点评价外，还做了大量的注释笺注。此方面以臧岳《应试唐诗类释》为代表。臧本每诗后皆有注释，分为题解、附考、音注、质实、疏义、参评、阙疑，其中题解为解释题目，质实为注字句出处，足见体例之完善[12]。此外，清道光十八年（1838），徐松《登科记考》三十卷问世。该书将唐五代科举史料萃为一编，逐年考订，实际成为唐五代科举编年史，其中即包括唐五代历年所试诗、赋的题目。这为以后的应试诗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鉴于清人选本对唐代应试诗研究的功绩，近年来学界多有阐述。贺严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5年）第二章《唐诗选本与清代社会》第二节《唐人试帖选与清代科考》，对于清人选编唐代应试诗的背景、概况，清人试律观以及清试帖选的价值都有详细论述[13]。继之者有陈志扬《清代对试律诗艺的探索》[14]、《论清代试帖诗》[15]以及陈伯海《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等[16]。

不过，整个20世纪，应试诗研究一直处于低潮期，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和唐诗繁荣的关系问题。仅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年）与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1999年）的少数章节对应试诗的起源、体式、命题及其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作了基本论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上引宋、明诗家的有关评论相似，皆由于他们认为应试诗本身价值不高，故仅在谈论科举与文学关系时稍带提及。

此期的唐代应试诗选本，仅有陆伟然、范震威合编的《唐代应试诗注译》[17]，共选诗270首，分成天象、山海、人事、礼仪、音乐、珍宝、竹木、花草、禽兽虫鱼九类，和《文苑英华》以来的选本分类大致相同，盖应试诗题就其题名和总体分类来看，本身就带有类书编排的特色。该书注释体例分为六个部分：题解、附考、原诗、注、疏义、译诗，和清人的编选相比，唯一的不同是增加了译诗。该书的缺点很明显，新见不多，文字校勘及译文疏漏较多，利用价值因而受到限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唐代应试诗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除单篇散论之外，也有专门以应试诗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如王淑玲《唐代省试诗论略》（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2年硕士论文）、池洁《唐人应试诗题考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03年硕士论文）、王群丽《唐代省试诗研究》（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6年博士论文）、马丽《唐代应试诗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9年硕士论文）、沈艳《唐代试律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年硕士论文）。其他如薛亚军《唐代进士与文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1年博士论文）设有《应试诗研究》一章，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5年博士论文）设有《省试诗》一章，汤燕君《唐代试诗制度研究》（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9年博士论文）设有《唐代应试诗的命题用意》《体制规范》《制度特点》三章。此期研究既立足于应试诗自身，又逐渐拓展视角，对于应试诗不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概括而言，此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应试诗的辑录和相关文献的整理。对于唐代应试诗而言，提供一份较为完善而且可信的文本是此类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的基础。孟二冬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即计划系统研究唐代的省试诗。鉴于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为应试诗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失误、遗漏之处过多，便先着手于此书的考订、增补工作，撰有《登科记考补正》，其中也包括对唐五代时期科考所试诗赋的增订[18]。在此基础上，孟教授另编有《唐代进士试年表》，以年代为序，收录唐代应试诗，同时记录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史实和相关制度[19]。此表所收应试诗以《文苑英华》为主，另从其他文献辑有若干诗题，总数将近550首，为唐代应试诗研究提供了目前为止最为详赡精审的文本材料。此外，对于应试诗，孟教授也做了以下基础工作：校勘原文、诗歌编年、考证作者生平及注解诗题出处等。不过，此表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文字的校订方面，主要依据《文苑英华》，但《文苑英华》自身讹误甚多。其次，部分诗歌的系年存在疏漏。如《登科记考补正》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博学宏词科下著录登科者为六人，这和唐代宏词科每年录取人数不超过三人的制度相违背。年表承此误，因而误将贞元十三年的宏词科诗题定为贞元十二年所试，而本为贞元十二年所试者，转附于贞元六年（790）下。所以，在前人基础上，编制另一更为完善的《唐人应试诗表》也势在必行[20]。

第二，对应试诗的声律问题给予较多关注。清人将唐代科举所试诗歌称为“试律诗”，但也注意到其中有押仄韵者，与近体正格一般押平声韵存在不同，但没有系统阐述。香港学者邝健行《唐代省试诗体式叙论》一文通过格律分析及特征比较，认为唐人应试诗有些接近古体，有些接近齐梁体[21]。其后李定广《唐代省试诗的衡量标准与齐梁体格》[22]一文就应试中的齐梁体格进行分析，认为唐代试诗大都用常格，仅开成二年用齐梁体格。随后作者考察了初盛唐人和中晚唐人在对齐梁诗理解上的差异，认为中晚唐人是从声律的不规则上看待齐梁诗的，而初盛唐人是从风格着眼的。此外，研究应试诗声律的专著有王兆鹏的《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23]，该书通过归纳唐代应试诗赋的用韵情况，探讨科考、韵书与韵图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另一专著《唐代试帖诗格律研究》也即将问世。

第三，视应试诗为特殊的诗歌类型，关注其体制特征以及创作模式。薛亚军《唐代进士与文学》在《应试诗研究》一章中，认为应试诗乃应制诗的变体，秉承了清人有关思路，并对应试诗的程式化特点作了详细分析。王群丽《唐代省试诗研究》侧重从应试诗产生源流（“源”）的探讨和写作方式（“法”）的解析来把握应试诗的本质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唐代应试诗与主流文学史之间的关系，认为试律诗的特殊写作对诗歌风格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四，关注应试诗题。孟二冬继承清人探索诗题出处之思路，先后撰有《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一——以李善注本〈文选〉为重心》和《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二——以咏物、写景和宫廷、颂德为重心》[24]。前文通过分析所能考知的348个唐代应试诗题（542首）的出处，发现与《文选》正文及李善注有直接关系者接近一半，以此说明《文选》及李善注与唐代科举及文学存在紧密联系。其后，关注《文选》与科举关系者，有彭国忠《从科场之诗（试律诗）看〈文选〉对唐代科举的影响》[25]、刘青海《试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及其和〈文选〉的渊源》[26]。池洁《唐人应试诗题考论》（2003年）则全面论述了唐人应试诗题和唐代社会意识形态如尚奇文化、典章制度、儒佛道思想等之间的关系，在第五章《唐代应试诗题与唐代文学传承》中作者也探讨了应试诗题与《文选》及六朝文风的关系。

此期唐人应试诗选本有彭国忠主编的《唐代试律诗》[27]，选录应试诗凡171首。该书在编排体例上，是以诗系人，每首诗先正文，次解题，次注释，次评析，次集评。其中集评多录自清人试律选本中较善者，如谈苑《唐诗试体分韵》（1760年刊本）、臧岳《应试唐诗类释》（1774年刊本）、毛奇龄《唐人试帖》（1801年刊本）以及纪昀《唐人试律说》（1751年）等，较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唐人应试诗的特点并对比唐、清两代在应试诗法上的不同态度。另有罗积勇、张鹏飞编撰的《唐代试律试策校注》[28]，以《文苑英华》所收为基础整理唐代“试律”诗，其价值主要是对《文苑英华》中的应试诗做了目前为止最全面而详细的校勘、注释。

二、本书的研究思路和行文框架

自从魏晋开启“文学之自觉时代”以来，社会逐渐出现尚文之风，传统诗、文体制不断创新，并开始成为文化、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尚文风习和选官制度逐渐结合，文才开始成为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之一。在唐代，诗歌正式成为考试标准之一，形成科举试诗制度，应试诗随之诞生。因此，唐代应试诗研究，应以“以诗取士”制度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考察，可以明确应试诗的称名、性质与类型，同时增进人们对它与唐诗发展繁荣关系的认识，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应试诗，虽然产生于科举考试中，仍旧是古典诗歌的一种，具有作为诗歌的一般共性；但它又和其他科举文体一样，经由科举的改造，在体制形式、创作模式和内容风格等方面趋于规范化、程式化，成为与日常诗体相区别的特殊诗歌类型。可见，应试诗兼具科举性和文学性两种因素，体现着科举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将唐代日常诗歌的写作视为一种常态文学创作，那么应试诗就是非常态或者说是特殊文学创作的产物。因此，关于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探讨，并不仅仅限于研究科举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如何影响着唐代文学创作，而更应该视为唐代文学创作内部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之间互为影响的研究。可见，唐代应试诗研究，除去制度研究，还应立足文学本位，将其纳入唐诗发展流变之中加以考察。应试诗研究因此为唐代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比如唐代诗人仿作齐梁古律，应试诗中也常以古律取士，两者形成互动，共同反映了唐诗创作的新变之风。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拟以唐代的应试诗为中心，将制度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在行文框架的设置上，本书分为上、下编，每编各三章，凡六章。

上编三章，围绕应试诗与唐代科举展开，试图展现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制度的全貌，以便加深对科举制度文学性的认识，同时明确应试诗的性质及其类型。文章从唐代科举实际出发，拈出“杂文”概念，将“诗歌取士”置于“杂文取士”中，从而扩大考察的范围。文章最后认为：一方面，唐代科举普遍存在“杂文取士”，这是沿袭察举时代以来尚文风习和选官制度结合的传统；另一方面，用以取士的“杂文”往往侧重于诗赋，这与唐代社会赋诗吟咏风尚以及唐诗的蓬勃发展和全面繁荣形成互动。在具体阐述中，本文将“以诗取士”制度分为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两级，朝廷考试又按当时科目的实际情况加以区分。

第一章，从唐代进士科考试制度更革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诗歌成为进士科考试项目中心的过程以及所面临的调整，重点是澄清对杂文试和诗赋试关系的一些误解，确定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的时间。

第二章，论述唐代制举、日试百篇科、日试万言科、吏部铨选的设置和施行情况，并对“以诗取士”加以考察，认为百篇科、万言科是唐代科举中文学性最强的科目，而吏部铨选中出现的杂文试是受到进士科杂文取士的影响。

第三章，对前人较为忽视的地方州府考试制度详加考述，重点考察了州府取解制度中的两类重要现象：再次取解和拔解，认为前者维持着包括中央、地方在内的整个科举制度的稳定，而后者则反映了地方考试制度的松懈。本章最后考察了产生于州府考试中的应试诗，明确其科目，并对现存州府试诗进行了考索辑录。

下编三章，考察应试诗与唐诗发展流变。文章将唐代的应试诗视为一种特殊文学创作，将其置于前代、当代诗坛创作以及诗学批评的背景下，研究其自成一家的体制形式、创作模式和内容风格，考察它与日常诗歌创作的关系，尝试为唐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第四章，从文体因革的角度考察唐代应试诗的体制特征，认为它以限题限韵的五言六韵律体为基本形式，而这一体制的定型与诗体律化以及初唐宫廷诗歌的创作密切相关。

第五章，从章法结构、缘题创作和雅体规范方面探讨应试诗的创作模式及其影响。文章认为应试诗章法结构呈现三段化，是受传统应景题材和律诗叙述模式的影响。应试诗创作以缘题为基本原则，即围绕诗歌题目展开铺写，它和三段化章法结构的结合，使应试诗形成先见题、其次赋题、后结题的叙述结构。应试诗以赋、颂为基本表现手法，遵守雅体规范，体现出强烈的程式化特征和儒家诗教色彩。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导致了应试诗创作难有佳制，但对于初唐律体的普及以及对南朝诗歌技巧的吸收也有积极影响，更为后世树立了试诗的典范。

第六章，通过分析唐代现存应试诗中的特殊格律形式，明确唐代科举试诗并非仅限定为近体正格律诗，也允许使用“齐梁体格”这一古、律交融体制。文章随后将科举考试中以“齐梁体格”写应试诗的情况与唐代文人仿作齐梁古律的风习相联系，从而探讨在中唐新变之风影响下部分诗人及批评家对律体形式的积极探索精神，认为中唐的皎然最先从理论上肯定了声律革新。

[1]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508页。

[2] [明]杨慎：《升庵诗话·胡唐论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773页。

[3]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第1015页。

[4]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引李颀《古今诗话》“宋初诸进士省试诗”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166页。

[5] 唐五代人是否已经有意辑录诸家应试诗作，囿于文献，难有定论。但从举子课试研习的需求来看，选录前代或当代作品以作范本应是大有可能的。另，南宋郑樵所撰《通志》卷七〇《艺文略第八·诗总集》载有佚名编《中书省试咏题诗》一卷，注云：“集唐中元以来中书所试诗笔。”中华书局据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1987年，第825页。据此集的编次位置推测，作者大概生活在唐后期至五代宋初之间。陶敏怀疑“中书省”为“尚书省”之讹，而“中元”应作“贞元”，并认定此集为“应试举子诗文集”。见陶敏、李一飞合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第二章《总集》下相关论述（据后记，“总集”部分为陶敏撰写），中华书局，2001年，第96页。按，虽然唐代科举例由尚书省有关部门负责，但此处改“中书”为“尚书”，缺乏版本依据。况且，唐代也有中书试诗文的举动。如《全唐文》卷四八三载权德舆《贞元十三年中书试进士策问二道》。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认为“中书试进士，事无所考”，怀疑属于中书省的临时重试，参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96页。又，《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载李揆“开元末，举进士，补陈留尉，献书阙下，诏中书试文章，擢拜右拾遗”。这里的中书试比较像制举（制举情况，详本书第二章所论）。《通志》提到的《中书省试咏题诗》，其性质或许和李揆的中书试一样。在文献阙如的情况下，仍存疑俟考。

[6]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清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刊本，2003年，第2128页。

[7] 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见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七·著录序跋”，岳麓书社，2003年，第1508—1509页。按，此校注本以1923年吴兴徐森玉影印宋浙刻本为底本。

[8] 《文苑英华》对应试资料的辑录，应该借鉴了乐史所编的《唐登科文选》。

[9]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试体唐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10] 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附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 薛亚军：《清人选评笺注唐人试帖简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第81页。

[12]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唐诗类释》，第338页。

[13] 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5年博士论文），在第四章《普及性的唐诗选本》中也设有《试帖诗选本与唐诗的普及》一节，谈及清人所编唐人试诗选。

[14] 文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15] 文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16] 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5期。

[17] 陆伟然、范震威编：《唐代应试诗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19] 生前未予刊行，后收录于《孟二冬文存》（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20] 本文附录《现存唐五代应试诗题》即依据孟先生年表编制，详后。

[21] 《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2004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 文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23] 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24] 未刊稿，后收入《孟二冬文存》（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25] 文载《中国文化研究》（韩），2004年第2期。又载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26] 文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7] 彭国忠主编：《唐代试律诗》，黄山书社，2006年。

[28] 罗积勇、张鹏飞校注：《唐代试律试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该书收入陈文新主编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