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官商关系研究的跨国比较

如果要进一步讨论传统中国的官商关系和商业政策，并且要让这项研究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那么就需要进行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观察官商关系在不同国家的形态、发展过程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关于中外（主要是西欧）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问题，以往的论述有两组对立的视角，即西方无为与中国高压、西方干预与中国放任。“无为与高压说”认为，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源于政府无为而治下市场的自由发展；中国则是处于专制社会，官僚政治控制着商业资本，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干预与放任说”认为，西方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却更多采取“无为”的措施，国家对于经济的放任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刘强，2015）。

本文的观点是，不论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商人群体之间，都以不同的形式相互结合，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明清两代的商业政策归纳为“放任”或“无为”。更接近实际的情况是，欧洲与中国商人的经济活动实是大同小异，都各自借助贸易竞争而赚取利润，商业化作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政府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或大或小的作用（王国斌，2005b）。

但是，在官商之间的关系上，中西方却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的商业资本依附于农业—地主经济，不像西方那样以自治城市为据点独立经营，也没有出现自主性的商人团体（罗荣渠，1995：257）。赵鼎新（2015：148—150）对此问题做了对比性分析：“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城市国家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书立作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而在中国），缺乏自主性意味着中国的商人完全没有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使用政治权力、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所谓的‘产权’也是完全任由国家支配。这就对中国商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彭慕兰（2003：160—162）、王国斌（2005b）比较中西方的商业政策，发现相较于欧洲政府的做法，中国政府“并不在经济与政治上依赖富商大贾，既不靠商人来稳定财政税收，也不靠商人来增强政权力量与合法性……商人虽然被视为是有利于物价与民生安定的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商人始终未曾在政治上占特别的比较优势”，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换言之，传统中国始终保持着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控，占据经济资本的商人没有机会和空间登堂入室，取得和政治权力平等的位置，政府和富商之间并未形成“互惠关系”。而在西方，“政府政策着眼的是不断累积权势以压倒竞争的对手国家及其商人”，此时的商人“作为都市精英的基本成员”，经常性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甚至成为掌握实权的“金主”。

本文认为，中国面临着与西方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或许是影响官商之间权力结构差异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传统中国统一王朝的周边区域，基本没有强有力的政权构成挑战，像元明易代、明清更迭等动摇国本的历史事件，几乎是一两百年才发生一次。陈锋（1992：247）、何平（1998：17）、李怀印（Huaiyin　Li，2015）均经过计算得出结论，只要不出现类似于朝代更替这样大范围的动荡局面，即使是“三藩之乱”“出兵金川”等绵延数年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对政府的财政收支造成太大的影响。根据郭松义（1994）的研究，明清两代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集约型农业发展技术的发展，虽然没有明显的技术改善或资本投入，但农民仍然可以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生产出足以负担人口增长的农产品，这使得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十分理想。由于现有的赋税收入足以支付常规开支，执政者一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有的财政制度。报效和捐输只是政府面临紧急情况下额外支出的补充措施，商人并没有机会与国家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方面“讨价还价”。王国斌（2005b）将这种经济模式称为“农业式的商业经济”：无论商业经济多么繁荣，商人群体多么富裕，都只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有益补充。

与此相比，欧洲国家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的领土纷争状态。根据蒂利（2007：49—182）的统计，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家数量从200多个锐减到40个左右。这种局面迫使各个国家的执政者必须要竭尽所能扩大和升级军事力量，从而增加其财政支出。蒂利进一步指出，像英国、法国、荷兰、威尼斯等国家，存在着较为发达的商业经济，国家倾向于征收更易获取的关税和消费税，将信贷资金作为国家的收入来源。由于战争成本的急剧增加，统治者越来越依赖资本家，通过借贷、征税、采购等方式获得收入，资本家则会利用其在经济和金融的优势，制定一套有利于保护商业的国家政策。商业资本和政治权势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商人也因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