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题与期待

本文简要总结了传统中国的商业政策、商人地位、官商互动模式、官商结合动机等议题的各方观点，并进行了初步的官商关系跨国比较，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总体而言，传统中国官商关系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观点多样，但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核心资料的不足和跨学科研究的薄弱，使得研究水平相对不足，有待在未来逐步解决。

核心资料的不足是限制官商关系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难以进入修史者的视野之内，导致与商人有关的史料严重缺乏。张国辉（1964）在研究清末官商关系的过程中就已经无奈地提到，如果要对官员、商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必须要更为深入地发掘史料，结合各自的社会经历加以考察。但是，“由于史料的贫乏”，目前很难充分搜集到各方面人物较为具体的历史记载，因此被用来进行“解剖”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少数具有代表性、史料也相对集中的精英人物。清末的史料情况已然如此，若将研究时段向前推进，尤其是讨论明清之前的官商关系，则资料的限制状况将会更为显著。顾城（1999）就曾以元末商人沈万三为例，认为之所以这位一度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几乎在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他的确切记载，关键在于沈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未出仕无政绩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可见，在“士农工商”等级划分较为清晰的时代，只有官宦或文人方能青史留名。囿于资料所限，历史上大多数商人的经营过程和官商互动状况，都无法进行细致而准确的揭示。即使略有讨论，所出现的史料讹误、考证粗疏等状况也是难以避免的。

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哪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其具体的操作过程都和今日类似，关键环节往往是个“黑箱”（black　box），官员与商人的互动过程隐于桌底，不为外人所知晓。故而在研究官商关系时，对于核心资料的丰富性、深入性与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尽管史料缺失的情况难以彻底解决，但仍然应当尽力发掘。近年来在安徽、四川、福建等地发现的商书、田契等，其中必然蕴藏着大量官商互动的细节材料。同时，还应当辅以较有说服力的考证，尤其是加强史料之间的比对阅读，这是传统中国官商关系研究得以延续的生命源泉。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既有的传统中国官商关系研究的主力军基本限于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参与的程度不高，使得研究成果大多缺乏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训练，导致官商关系研究的整体风格，出现鲜明的“叙事化”特征，以“事实揭秘”为己任。“叙事化”能够将官商关系演进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细节加以呈现，这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必须承认，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官商关系的研究过程中，一旦加入历史维度，时常出现在没有掌握核心资料的情况下，大谈理论、观点的状况，所得出的结论不免“盲目”。

缺点在于，“叙事化”的研究方式，会使得论述过程显得“平面化”，缺乏立体性的比较视野。彼得·伯克曾引用孔德的言论，批评历史学只是“稚气地收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它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他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这种研究　“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伯克进而指出，比较法在社会理论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特殊的、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东西，因此倾向于拒绝使用比较方法（伯克，2001：10—27）。仅从传统中国官商关系这一议题的研究状况而言，伯克的这些批评还是很到位的。大多数研究者津津乐道于“揭秘”，仅仅停留在单一个案的描述层面，就事论事，既不回应重大理论问题，也不对内在机制进行分析，资料的陈述过程往往伴随着逻辑的混乱。事实上，这不仅是官商关系研究所出现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的普遍现象。“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比较，缺乏深入分析”，即使采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解释框架”（周黎安，2014）。这类研究除了提供个案，增加对于历史当事人的一些认识之外，无法在理论层面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官商关系的研究，应当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促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学习，学科之间的并行“大有好处，可互补互促，共臻繁荣”（吴承明，2014：241）。借用希克斯（1987：4）的一句话，官商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只要加强资料收集和学科合作，官商关系研究必将在未来取得瞩目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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