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商如何互动？三种模式的归纳

官商之间的紧密互动，在传统中国各个时代均有体现，傅衣凌（2007：82—85）曾有总结：“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难获得超经济的超额利润；反之，他们也因为和官僚政治太过于密切了，常不能独立地长久维持其在经济上的活动，每随政治的变动而起变化。”那么，官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具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这是既有文献较为忽视的问题。研究者一般集中于某一时段进行探讨，而缺乏纵向视野的前后比较。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传统中国各个时代的官商互动大体可以总结为“官商勾结”“官商合作”与“官商合流”三种模式。“官商勾结”指的是“商人巴结官吏，用财物进行贿赂，或进行联姻”，这种勾结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体现为官员和商人私相授受的个人交往（杨善群，1996）。“官商合作”指的是由掌握公权力的官员通过出租权力给商人的方式，以谋求个人或集团利益，商人依附于官员，以权钱交易的方式掌握经营特许权，双方互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商人和官员的角色相对独立。“官商合流”的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商人成为官员，而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做了商人”（罗威廉，2005：252）。贵族、官吏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活动，亦官亦商，一身而兼二任；商人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官位，成为“红顶商人”；还出现了官府与商业机构、官员与商人合二为一的“官商一体”局面，官商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总体而言，“官商勾结”的互动模式，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资金流转数额也不大，历朝历代的案例不胜枚举，本文暂且不论，而是集中讨论“官商合作”和“官商合流”两种模式。

（一）官商合作

学界一般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制度，是“官商合作”模式的开始。盐铁专卖的具体做法，是招募商人担当盐官或铁官，给予其官商的地位。当时参与到政策制定的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都具有商人背景。一旦成为官商，则会得到较大的利润空间和收益分配权力。这种招募商人为国家经营盐铁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争取盐铁商的合作，并利用他们经营盐铁的现成经验和销售网络，最大限度地减少盐铁官营的成本”（何卓恩，1994；邓宏图，2003）。通过“盐铁官营”的措施，官商之间形成了初步合作的局面。“盐铁官营”有助于税利的提高，国库由此丰盈；官方削弱商人的独立性，使之依赖于政府；商人则通过官营垄断获取贸易的比较利益，“这是一个一箭三雕的局面”（孙忠家，1996）。

这种“官商合作”的模式，在之后各个朝代不同程度地实施着。例如唐宋之后实行的盐铁专卖制度，改变盐的生产、搬运和出售由政府一手掌控的直接专卖制度（禁榷法），而是由商人自由售卖食盐，政府则居中课税（通商法），将政府作为经营者的直接专卖转为政府雇用商人的间接专卖，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人获得经营特权之后，获取巨额利润（王林善，1989；佐伯富，1993；刘玉峰，2004）。

明清两代，政府同样在一些资源丰富的行业招募商人给予专卖权，借助商人的经营能力从中获利。试举研究程度较为深入的盐业和矿业为例，说明官商合作的过程及成效。明初，政府为了解决边境军需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定了“开中法”，规定户部利用食盐的专卖权，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由商人向边境运送军需物资，再按照价格付给官盐，由其行销。山西范氏、天津杨柳青等商人专为军队运送粮食，而使资本迅速膨胀（刘秀生，1993：3—4）。而山西、陕西等地的边商、两淮盐场的徽商，则通过食盐专卖迅速起家，成为具有权势的商人。徐泓（2005）曾举史料证明，明代各盐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这些权贵在分配盐引的过程中占据绝对的支配权，借助商人之手获得巨额利润。在权贵独占垄断之下，无势客商有可能“在盐场守支日久而不能得盐”。商人“不得不投托势要，藉其权势，取得开中之权”，依附于官吏，寻求庇护。官商互相利用，各得其利。

清代滇铜市场的官商合作，同样是这种互动模式的典型案例。邱澎生（2001）发现，清代中期云南铜厂一般采取“核准商办”与“招商承办”两类。“核准商办”铜厂在办矿商民报呈官府核准后，即将矿厂所出铜矿订成“抽税、官买、商人自卖”三种不同成分，分别由政府与办矿商人所拥有，这是一种商人主动、政府被动的开办形态。“招商承办”则是政府主动而商人被动，政府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商人，如“官专卖”制度与预发“官本”。无论是“核准商办”或是“招商承办”，铜厂基本以商人为经营主体，政府官员主要负责治安、查缉走私以及代政府抽税、购买、运送铜斤等事宜。官商之间划定了相对清楚的责任边界。

（二）官商合流

余英时（2005：174—175）曾指出，东汉时期，上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商业化的趋势，贵族和宦官都因其不断增加的利润而投入到商业经营之中，出现了初步的“官商合流”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公百官经商求利已是习见风俗（冻国栋，1991）。到了唐宋时期，士商阶层互相渗透，官商不分的态势日渐明显，“一是朝官直接参与商业事务；二是皇室成员、王公贵族直接经营商业；三是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以军方名义参与商业；四是官商合营柜坊业”（宋国恺，2004）。宋代官员“凭藉政治势力，私营商业，可以利用公家的一切，可以不纳税，又可以贱买贵卖，或大加垄断”，形成官僚商人化的局面（全汉昇，1936；佐伯富，1993；林文勋，1996；姜锡东，2002：2）。

明清两代，“官商合流”的特点愈发突出，主要体现在贵族、官员直接进行商业活动、商人通过科举考官与捐资授官等行为之中。明代中叶，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开始参与到商品专卖和流通领域，“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例如，地方藩王开设各种盐店、客店、瓷窑等，并利用各自特权劫夺商货，把持行市（孙丽萍，2002），“投充而来的有实力商人、校尉、家人等经营者还涉及征收其他的流通税，甚至染指茶叶专卖……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佐藤文俊，2013）。而在清代，皇室、贵戚、官员更是大量参与经营利润丰厚的奢侈品和当铺等行业的经营之中，如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徐乾学和布商陈天石共同在大蒋胡同开张当铺；乾隆年间，浙江巡抚王亶望同本县人郭蔚青、王希皋等在京中合开聚华银楼（邓亦兵，1997b）。泷野正二郎（1986，1994）发现，雍正、乾隆年间，内务府包衣长期担任盐政官员，掌握盐引的分配权力，以此从中渔利，中饱私囊。韦庆远（1984）指出，内务府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借钱给商人，康熙时期，以皇帝为首的各级衙门、官员、贵族，都在以各种形式放债取利。阮明道（1989）举史料显示，清代皇子、官员以巨资放债者，少则本银万两，多则十万两以上，从1723年至1747年，以内务府为债权人，共放债142.6万两白银。

参与商业经营活动的还有军官。南宋即出现过以开设酒肆、倒卖食盐、贩运商品为手段的军官经商（梁庚尧，1998）。到了清代，边远地区的军官通过“置买田地出租、开设当铺、杂货店、小煤窑、从事粮食买卖等”方式牟取利益，每年派遣专人赴内地购置绸缎、布匹、茶叶、药材的日用物品，运回后自行销售，所获盈利皆归驻防军营所有（张忠民，1996：130）。在京军官还仿效皇亲国戚和各级官员的做法，自行开设当铺或委托商人，“尤其是盐商或当铺商人代为营运”，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戴莹琮，2010）。林满红（2015：270）发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户部存银不足以支付士兵的俸饷，因此不少军官公开鼓励军队进入茶叶和生丝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以应付所需。

另一方面，“官商合流”还体现在商人为官的方面，其入仕的途径既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走捐官的道路。唐代就已出现商人捐献财物获得官职的事例（宋军风，2010）。宋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为商人入仕提供了法律依据（宋晞，1952；常大群，2001）。而在明清两代，商人及其后代更是与士、农、工等阶层一样，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商业上的成功能够作为财政基础，资助商人取得士绅及官员的地位。明代后期，“贩运商人开始在异地侨寓，进而定居”，流寓成为“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有效途径”（龙登高，1998：王日根，2004：469—471），为此，政府设立“商籍”制度，专为商人子弟在本籍之外的经商之地报考生员提供方便，还在行盐府州县学为其设立官学学额，准予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许敏，2000）。到了清代，设立商籍的地区逐步扩大到广东、山东、山西等地。根据统计，明代两淮共取进士137名，其中包括徽、陕、晋籍106名；取举人286名，其中包括徽、陕、晋籍213名，皆为商人子弟（吴承明，2001；刘希伟，2010）。

除此之外，商人获得官位的另一个途径是“捐纳”，即由商人向政府缴纳一定量的钱款，即可成为监生。明代中叶，为充实边防财政需要，政府制定纳马、纳粟、纳银入监等政策，使商人有机会因监生而得官。明末清初，商人捐纳入监已成风气，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不少商籍人家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官职（许大龄，1984；伍跃，2013）。之后，捐纳制度日渐合法化，在1674年至1677年，有超过500个县级官员职位被出售，政府因此获利逾200万两（陈锋，1992：302）。

回顾上述文献可以看到，从“官商合作”到“官商合流”，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关系日趋紧密，逐渐发展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明清时期有“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的说法，官员、商人、地主出现“三位一体”的局面（许涤新、吴承明，1985：687—695）。简言之，传统中国的商人，似乎很少“在商言商”，更多体现为“在官言商”与“在商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