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甘德（公元前400—公元前360年）

可称中国天文第一家。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一说楚国或鲁国），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星、卫星的最早发现者。他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后人把他与石申夫（约公元前4世纪）各自写出的天文学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甘德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的贡献。

甘德和石申夫等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1)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位置，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星官，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取用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宿在内），可见甘德对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结果大多湮没不存。

甘德对行星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他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接连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距）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他还给出了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会在一定幅度内变化。虽然甘德的这些定量描述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基础。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等语，有人认为甘德在伽利略之前近2000年就已经用肉眼观测到木星最亮的卫星：木卫二。若虑及甘德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甘德确实是当时认真观测木星和研究木星的名家，且木卫二在一定的条件下确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则这一推测大约是可信的。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甘氏四七法

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为什么叫“四七法”？“四七法”是天文学上岁星纪年法的一种，所谓“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来测量日月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甘石四七法》所列的二十八宿由于原书散佚，只能从其他史籍所载去认识。据《开元占经·岁星占》《史记·天官书》和《律书》记载，二十八宿的方位和星名是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

恒星的观测

据《玉海》引《赣象新书》说：“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平道至谒者；外官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天门至青上；紫微恒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共计一百一十八座，五百一十一星。”甘氏对恒星的发现，因为原著已佚，无法考证。不过，从这个数字看，甘德在没有精密仪器可用，基本上仅凭肉眼观测的情况下，有如此发现，已经是够惊人的了。据说，甘德制作的恒星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行星运动研究

甘德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对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独到发现。甘德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为400天整，比准确数值398.88天仅差1.12天；还认识到木星运动有快有慢，经常偏离黄道南北，代表了战国时期木星研究的先进水平。甘德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实际数值115日误差了21日，这个误差虽大，但甘氏初步认识了水星运动的状态和见伏行程的四个阶段，说明甘氏已基本掌握了水星的运行规律。

岁星纪年法

在历法方面，甘氏的岁星纪年法独树一帜，尤其是以12年为周期的冶、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甘氏岁星法的特点是不用太岁、太阴和岁阴名称，而用摄提格称之。

甘氏说的摄提格既是其岁星纪年中的第一年岁名，又是用以纪岁的一种标志物。在其岁星纪年中第一、第二年用“摄提格”，第三年以后则皆用“摄提”。其摄提格之名大概是由于摄提转化而来。摄提格是星名，在大角星附近斗杓所指的延长线上。古人用它与斗杓配合以确定季节。“摄提格”的“格”，《史记集解》说是“至”的意思，“言摄提格随月建至，故云也。”甘德的天文学贡献，与其他各家相比，在战国时期是最大的。

(1)星官，是古代中国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古代中国天文学家为了便于认星和观测，把若干颗恒星组成一组，每组用地上的一种事物命名（如紫微），这一组就称为一个星官，简称一官。唐宋后也有称之为一座的。但这种星座并不包含星空区划的含义，与现今所说的星座概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