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留学生重译“社会契约论”
通过与西方近代文明接触，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清国学生留日[162]始自甲午战争之后，其人数，1901年（明治34年）为274名；其后迅速增加，1906年增至顶点，达约12000名。其后虽逐渐减少，但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仍有约5000人。如此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日本，使东京成为20世纪初中国人进行文化活动的一大中心。
中国留学生翻译的卢梭论述“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就是1900年在东京问世的。刊载杂志是《译书汇编》第1、2、4、9期，标记原著名，但未署译者名，仅译载第一、第二编。[163]该杂志乃为翻译西方法律政治学名著而在东京创办，编辑兼发行人是坂崎斌（紫澜），实际编辑有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等。创刊号封面“本编要目”提出拟译五个领域的著作，即“政治学、行政学、法律学、政治史学、政理学”，《民约论》则被归入政理学领域。
《民约论》乃以原田潜译《民约论覆义》为底本重译。卷首载《卢骚小传》与原田译本卷首《屡骚略传》（汉文）基本相同。“屡骚”“巴里”“龙动”分别被改为“卢骚”“巴黎”“伦敦”，但不过因后者更通用而已。除此以外，包括人名都袭自原田。关于正文，举一例与原田译作比较，以证其为原田译本之重译。原田译本第一编第六章《民约》一段原译如下。
且一国即会社也，国人悉社员也。社员举己之财产投于会社，则会社无乏其资力，故社员中必亦无敢怒会社之贫穷者。反之，若将自己一二之权利据为自己私有，则资力乏甚，必至诸多事业不堪以举。再若欲以加入会社结合之权利归属一己私有，则社中必生纷纭，必开争端。于此时也，须先互约一人长之，以审理非曲直，非者曲者远之，理者直者则赏之。若非如此，则必致理非自审，各人合他人之事以判。若是则陷于蒙昧无智之世、强者酷役弱者之弊流，必至有会社之名，而无会社之实矣。[164]
该段前本有原田“覆义”，即“一国之结成无异于会社之契约，臣民社员也，君主社长也。统帅之，岂有神之役使禽兽之事耶”。杨将正文、“覆义”一并翻译如下。
且夫一国、犹会社也、〔译注〕集资设立义同公司、一国之人、犹社员也、〔译注〕犹云股东也、在社之员、各敛财产、纳之会社、而后可以孑然独立、无匮乏之虞、譬诸置一器焉、以一人为之、则虽大有力者、犹惧不给、集十人为之、则虽中人之家、已裕如矣、此为天下至庸之理、孩提以上无不知之者、然既集众而为、忽有一人也、欲以众人之权利、攘而纳之私筺之内、则同社之人、群将起与为难、于此时也、必公选一人、俾长社事、凡社中是非、悉取决于社长、而后是者直之、非者曲之、一人之私见不得逞、即众人之利益可以全、否则各为己谋、弃蔑公理、驯至惰者率为魚肉、而黠者肆其贪婪、是虽存会社之名、而与会社之实、已大相径庭矣。[165]
比较可知，虽非完全对译，但如“会社”“社员”等关键词尽从原译，而后追加注释，画线处亦照录原译，所论事物之结构也依原译比作“会社”。因“覆义”融入正文，原田本人的理解与卢梭见解已难以区分；原处于主权者兼臣民“双重关系”的市民，被置于“君主”即“社长”“统帅”之下。如此，则“社会契约论”的根本不再成立，但译者似并未发觉此问题。
继之，1902年秋，即《新民丛报》第19号刊行后不久，上海作新社等出版了杨廷栋译《路索民约论》[166]（下文称“杨译单行本”）。杨廷栋，江苏吴县人，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路索”即“卢梭”。该译为原著全译本。
杨译单行本卷首译序名“初刻民约论记”，强调“初刻”，可见其抱负不俗。序文谈及《民约论》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称在泰西，儿童及贩夫走卒皆蒙其惠，日本已有译作出版，但不易获取。1900年《译书汇编》刊载译文，曾期改进，但无人认真对待，直至今日。并慨叹“呜呼、天之靳民约论于吾中国者、何其酷也”，[167]自夸克服障碍完成翻译乃破天荒之举。序者认为原著的历史意义无须赘言，而对其内容只字未提，一味夸耀其翻译工作如何重要。
在序言中，杨廷栋称其对《译书汇编》译文有所改订，似乎他对别人的译文作了修正，实则不然。如正文前《路索小传》，除“路索”二字及若干排版造成的不同外，与《译书汇编》载《卢骚小传》完全一致。第一编也基本照录《译书汇编》载《民约论》。不同之处，仅删除了第一章前的文章（相当于《民约译解》的《民约一名原政》，约300字），以及术语多少有所改变而已。故不应视作新译。
被改变的术语，最需关注的是“社会契约论”最基本的术语之一“社会”。《译书汇编》译承袭原田译本，直接使用“社会”。而杨译单行本则有时作“群”，更多的则译作“国家”。“群”为严复翻译“society”所用，故可视为译词选择问题，意思、内容没有变化。但译作“国家”，则问题性质不同。
当时，“社会”和“国家”是极难理解的新概念。如《浙江潮》曾有“新名词释义”[168]计划，称准确理解日本产生的新名词是我留学生之义务，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而最初尝试的即“社会与国家义Society and State”。该部分先说，今日新名词中，“社会”和“国家”二词尤为最难理解之“健将”，然后解释说，所谓“社会”指“多数人之联合体（集合团结）”，其最重要之要素乃“协同生活”；所谓“国家”则指“有自治权力之社会”，“有一定之土地及支配人民之权力、而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备有人格者也”。这里，尽管失之简略，却也明确指出“社会”与“国家”的差异和近代国家的定义。杨应了解该二概念之差异，故杨译单行本将“社会”改成“国家”，[169]绝非无心之举。
“社会”改译成“国家”带来怎样的后果？就此，我们就上述第一编第七章开头一段再作具体探讨。
该章标题，《译书汇编》作“君主”。此译来自原田，杨译也一样。原著作“souverain”，即“主权者”，兆民《民约译解》将其改译作“君”。兆民试图从儒教君主观的本义——君主体现人民施政权——来把握抽象化政治行为的核心，一如前述。让我们留意此点来考察《译书汇编》译文。
余之所谓民约者，与民法之所谓契约之旨，大相径庭……至民约则为社会人民，互相缔结之约，夫既以社会为人民之全体，则人民必为社会之一肢，而所结之契约，亦与己与己约无殊也，故人民之于社会，固有不可不尽之责，而人民之（于）君主，亦有不可不尽之责。[170]
这段译文依原田译本，以“人民之于社会”“人民之（于）君主”并列，论述对其应尽义务。而杨译是这样的：
余之所谓民约者，与民法之所谓契约之旨，大相径庭……至民约则为通国人民，互相缔结之约，夫既以国家为人民之全体，则人民必为国家之一肢，而所结之契约，亦与己与己约无殊也，故人民之于国家，固有不可不尽之责，而人民之于君主，亦有不可不尽之责。[171]
经比较可知，《译书汇编》译本已使“人民主权论”的基础发生动摇，而杨译单行本则再将“社会”改作“国家”，从而将国家和君主置于同等地位，这已等于主张“君主主权论”。何以如此，非想象所能及。但《译书汇编》译本第七章所用“社会”共18处，有17处都被改成“国家”（1处未改，似亦非有意为之）。杨译单行本中这些译词的改变，显示译者并未理解“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其所造成的混乱更甚于原田译本。
清国留学生大量来日时，兆民《民约译解》尚无流通，盗版《民约通义》也不太为人知晓。在此情况下，杨译单行本却似乎流传颇广。《中国民约精义》著者刘师培曾说，“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172]不妨说，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卢梭与杨译《民约论》是分不开的。
如上所述，原田译《民约论覆义》有问题，而杨译《民约论》则问题更多。但读者对待译本却并不一定遵循译者意图，毋宁说是依自己的信念来理解和利用。比如，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其绝笔《狮子吼》中曾描写过如下演讲场面。[173]地点在“民权村”的中学，演讲者是该校总教习“文明种”，内容则是围绕国民行使权利杀死皇帝、建立新政府。“文明种”引卢梭《民约论》中“公司”的比喻来解释并试图使人们承认“股东”有权更换犯错的“总办”。该比喻见于杨译及原田译，陈天华借用该喻，显然是为强调应实现人民主权。另外，有的留学生读过《民约译解》，如张继；[174]甚至也有人读过卢梭原著，如马君武。[175]他们如何理解兆民及卢梭的思想，需作详细探究；但不可否认，虽然伴有各种偏差，他们却都将卢梭“社会契约论”奉作“人民主权说”的经典，而且是作为衡量相关著作的巨著。如冯自由评价轩利佐治（Henry George）著《进步与贫困》时，称其价值可比卢梭《民约论》。[176]可见，尽管流传的译本存在不少问题，但如下认识却从未发生动摇，即卢梭是阐述人民主权的思想家，《民约论》则是其经典著作。
正因如此，概而言之，在革命派和改革派各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而展开的那场有名的论战中，革命派尽管高举“民约论”旗号，却并未依据其原理进行辩论，而仅基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共和”之何以正当。比如，就论战性质而言，在反对共和革命的梁启超指出“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177]时，其说显然刺中要害，显示着他学习富耶的收获。但汪兆铭却简单一句“夫该报所谓自治秩序公益心者、与自由平等博爱、有以异耶”，[178]不再理会。
梁启超虽曾提出共和制应该如何的理论路向，但既然其立场以开明专制为方针，则不可能将其理论全面展开，以与革命派作正面论战。其结果，表面看来，革命派似在论战中节节“胜利”。继之，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元旦，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